點點滴滴拾起的回憶
生活中每個角落都有一個說不完的故事，曾經也許隻是一件事情，一個過程，打開封存的記憶，那裏存放的是淒美的故事。
正文
今天跟遠在家鄉的媽媽通個電話，媽媽非常難過的告訴我：我們家曾經的老街坊桐姨去世了。
這兩年每次跟媽媽通電話的時候，媽媽都會談到東麵的阿姨住院了，或是西麵的大爺吃不下東西了等等。雖然媽媽的老姐老妹們大多都已年過八十，但每次聽到這種消息心裏還是難免有些悲愴。
媽媽的這些老街坊從某種角度上講比遠在家鄉的親戚還要親。他們都是六十年代中期響應黨的號召支援三線建設背井離鄉去的大西南，那時他們才三十出頭，每家都有兩三個孩子。他們互相幫襯互相照顧，不是親人勝似親人，那種經曆過運動和時間的洗禮而保存下來的情感已經成為他們這代人最值得擁有的財富了。
那年月文化大革命正如火如荼，我們三線這些軍工企業裏也分化出了不同的派係，保皇派和造反派成了當時兩大鬥爭最激烈的派係。為了明確自己的階級立場，鄰裏之間出現了要麽是朋友要麽就是敵人的尷尬關係。
從那個歲月走過的人都知道，我們小的時候隻有公共廁所，而且是幾棟房子上百戶人家才有一個。我們這棟房子住著八戶人家，對麵這棟住著十二戶人家，兩棟之間也就十米左右的人行道，在我家門口就可以看到靠山坡的公共廁所，那時我還沒上小學，晚飯後我總喜歡站在家門口朝著公共廁所張望，因為這時是每天的上廁所高峰時期，每個去廁所的人在從家到廁所的這段路上都會把持著自己的立場，如果兩個人碰麵打招呼問“吃了嗎？”這兩個人肯定都是一個派係的；如果兩個人擦肩而過形同路人，甚至一方或雙方都往地上啐口吐沫，那他們一定是敵對派係的，比貼了標簽還要準。
剛剛去世的老街坊桐姨家就住在我家對麵這棟，也就是我家的斜對門。以年幼無知的我的觀察，桐姨家和右麵的鄰居王叔家是一派的；和左麵的鄰居譚叔家是對立派的。
長大後我才從大人們的口裏得知當時的分派原則：因為我們這個軍工廠是個組合單位，人員主要來自沈陽和哈爾濱兩個大的軍工廠，當時的廠長是沈陽廠派來的，而哈爾濱來的人就有些不服，再加上政治運動的感染，就產生了來自沈陽的保皇派，和來自哈爾濱的造反派。我父親因為是搞基建的，是從其他地方調過去的，所以我們家不屬於任何派。但這種人在當時最難做，兩個派係開會都讓你去，你成了雙方爭取的對象了，因為你沒態度，所以兩派都不會保護你，批判的時候雙方的大字報都把矛頭指向你。
桐姨和她的老公是從沈陽派來支援三線建設的，他們的三個孩子老大9歲叫海濱，老二7歲叫鳳雲，老三4歲叫海川，而兩邊的鄰居都是到了三線才懷孕生孩子的年輕夫婦，左邊的是從哈爾濱來的是造反派，右邊的是從沈陽來的保皇派。
大概是1968年，一次海濱被幾個小男孩欺負，有一個男孩指揮著幾個小男孩朝海濱扔石頭，並叫喊著：“他爸是特務，裏通外國，把他趕出中國去。”海濱一邊用手抱著頭往家跑，一邊大聲地喊著：“我爸不是特務，我爸不是特務”。
從那時起，我對這個桐姨家開始關注起來。
那時我和爸媽睡在一個炕上，因為工廠大部分是從東北來的，所以每家都有一個相當於兩個大床大的火炕。有一天晚上我聽見媽媽小聲地問爸爸：“海濱他爸會是特務嗎？”我爸說：“沒聽說他家有海外關係呀。”
我經常站在門口朝桐姨家看，因為我好像沒看過海濱的爸爸長的什麽樣子，我很好奇能當特務的人是什麽樣子。
有一天早上，我從廁所回來，看見桐姨家造反派鄰居正在敲桐姨家門，但始終沒有人開門，我回家問媽媽桐姨為什麽不開門呢？媽媽告訴我桐姨在職工食堂上班，每天早上六點就去上班了。我想這個時候桐姨不在家了，那家裏的其他人呢，海濱的爸爸呢？為什麽都不起來開門呢？敲門聲愈來愈大，媽媽想出去看個究竟，爸爸一把把媽媽拽回來，並對媽媽說：“你沒看譚小醜在那嗎？（譚小醜就是桐姨家造反派鄰居譚叔的外號，因為比較年輕，在文化大革命中屬於活躍分子，暗地裏被大家譽為上躥下跳的小醜。）他是負責監視海濱他爸的，看來今天海濱他爸沒跟他報到。。。”從爸媽的對話中我好像明白了為什麽這些日子我每天都往桐姨家門口張望，但從來就沒看到過海濱的爸爸，因為他每天很早就要向造反派請示，然後接受批判。或許他不願意讓孩子們看到他如此狼狽的現狀，所以孩子睡了才回來，早上孩子沒起就離開家了。
譚小醜繼續敲著桐姨家的門，這時有其他住在我們對麵棟的造反派走過來，把嘴湊到譚小醜的耳朵說：‘會不會畏罪潛逃了？’譚小醜馬上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三步並兩步地跑回家裏，從家裏拿了個錘子來，一錘子把桐姨家的窗戶敲碎了，把手伸進去打開了門栓。另一個造反派和譚小醜一腳把門踹開進到了屋裏，馬上見他們又出來了，到我們家跟我爸說了幾句，我爸把吃了一半的饅頭往爐台上一扔，穿上外衣就去了桐姨家，我跟在爸爸的後麵也想進去，被隨後的媽媽一把拉了回去，我隻好又站在家門口關注著發生的一切。
這兩年每次跟媽媽通電話的時候，媽媽都會談到東麵的阿姨住院了，或是西麵的大爺吃不下東西了等等。雖然媽媽的老姐老妹們大多都已年過八十，但每次聽到這種消息心裏還是難免有些悲愴。
媽媽的這些老街坊從某種角度上講比遠在家鄉的親戚還要親。他們都是六十年代中期響應黨的號召支援三線建設背井離鄉去的大西南，那時他們才三十出頭，每家都有兩三個孩子。他們互相幫襯互相照顧，不是親人勝似親人，那種經曆過運動和時間的洗禮而保存下來的情感已經成為他們這代人最值得擁有的財富了。
那年月文化大革命正如火如荼，我們三線這些軍工企業裏也分化出了不同的派係，保皇派和造反派成了當時兩大鬥爭最激烈的派係。為了明確自己的階級立場，鄰裏之間出現了要麽是朋友要麽就是敵人的尷尬關係。
從那個歲月走過的人都知道，我們小的時候隻有公共廁所，而且是幾棟房子上百戶人家才有一個。我們這棟房子住著八戶人家，對麵這棟住著十二戶人家，兩棟之間也就十米左右的人行道，在我家門口就可以看到靠山坡的公共廁所，那時我還沒上小學，晚飯後我總喜歡站在家門口朝著公共廁所張望，因為這時是每天的上廁所高峰時期，每個去廁所的人在從家到廁所的這段路上都會把持著自己的立場，如果兩個人碰麵打招呼問“吃了嗎？”這兩個人肯定都是一個派係的；如果兩個人擦肩而過形同路人，甚至一方或雙方都往地上啐口吐沫，那他們一定是敵對派係的，比貼了標簽還要準。
剛剛去世的老街坊桐姨家就住在我家對麵這棟，也就是我家的斜對門。以年幼無知的我的觀察，桐姨家和右麵的鄰居王叔家是一派的；和左麵的鄰居譚叔家是對立派的。
長大後我才從大人們的口裏得知當時的分派原則：因為我們這個軍工廠是個組合單位，人員主要來自沈陽和哈爾濱兩個大的軍工廠，當時的廠長是沈陽廠派來的，而哈爾濱來的人就有些不服，再加上政治運動的感染，就產生了來自沈陽的保皇派，和來自哈爾濱的造反派。我父親因為是搞基建的，是從其他地方調過去的，所以我們家不屬於任何派。但這種人在當時最難做，兩個派係開會都讓你去，你成了雙方爭取的對象了，因為你沒態度，所以兩派都不會保護你，批判的時候雙方的大字報都把矛頭指向你。
桐姨和她的老公是從沈陽派來支援三線建設的，他們的三個孩子老大9歲叫海濱，老二7歲叫鳳雲，老三4歲叫海川，而兩邊的鄰居都是到了三線才懷孕生孩子的年輕夫婦，左邊的是從哈爾濱來的是造反派，右邊的是從沈陽來的保皇派。
大概是1968年，一次海濱被幾個小男孩欺負，有一個男孩指揮著幾個小男孩朝海濱扔石頭，並叫喊著：“他爸是特務，裏通外國，把他趕出中國去。”海濱一邊用手抱著頭往家跑，一邊大聲地喊著：“我爸不是特務，我爸不是特務”。
從那時起，我對這個桐姨家開始關注起來。
那時我和爸媽睡在一個炕上，因為工廠大部分是從東北來的，所以每家都有一個相當於兩個大床大的火炕。有一天晚上我聽見媽媽小聲地問爸爸：“海濱他爸會是特務嗎？”我爸說：“沒聽說他家有海外關係呀。”
我經常站在門口朝桐姨家看，因為我好像沒看過海濱的爸爸長的什麽樣子，我很好奇能當特務的人是什麽樣子。
有一天早上，我從廁所回來，看見桐姨家造反派鄰居正在敲桐姨家門，但始終沒有人開門，我回家問媽媽桐姨為什麽不開門呢？媽媽告訴我桐姨在職工食堂上班，每天早上六點就去上班了。我想這個時候桐姨不在家了，那家裏的其他人呢，海濱的爸爸呢？為什麽都不起來開門呢？敲門聲愈來愈大，媽媽想出去看個究竟，爸爸一把把媽媽拽回來，並對媽媽說：“你沒看譚小醜在那嗎？（譚小醜就是桐姨家造反派鄰居譚叔的外號，因為比較年輕，在文化大革命中屬於活躍分子，暗地裏被大家譽為上躥下跳的小醜。）他是負責監視海濱他爸的，看來今天海濱他爸沒跟他報到。。。”從爸媽的對話中我好像明白了為什麽這些日子我每天都往桐姨家門口張望，但從來就沒看到過海濱的爸爸，因為他每天很早就要向造反派請示，然後接受批判。或許他不願意讓孩子們看到他如此狼狽的現狀，所以孩子睡了才回來，早上孩子沒起就離開家了。
譚小醜繼續敲著桐姨家的門，這時有其他住在我們對麵棟的造反派走過來，把嘴湊到譚小醜的耳朵說：‘會不會畏罪潛逃了？’譚小醜馬上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三步並兩步地跑回家裏，從家裏拿了個錘子來，一錘子把桐姨家的窗戶敲碎了，把手伸進去打開了門栓。另一個造反派和譚小醜一腳把門踹開進到了屋裏，馬上見他們又出來了，到我們家跟我爸說了幾句，我爸把吃了一半的饅頭往爐台上一扔，穿上外衣就去了桐姨家，我跟在爸爸的後麵也想進去，被隨後的媽媽一把拉了回去，我隻好又站在家門口關注著發生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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