夢裏白樺林-第二篇 歲月跋涉 9

苦戰病魔三十載

在我四十多年的職業生涯中，種過地，做過工，帶過兵，也生過病，而且是重病，前前後後三十年，其中有兩年多的時間在病休中度過。那是非常難捱的兩年，其間分為三段：

第一段是 1976年8月至 1977年4月，我在黑龍江生產建設兵團 25團22連， 6月份去的，擔任指導員。麥收中遭遇嚴重水災，到了麥收後期，我也染上肝炎。現在想起來，主要是當時剛動闌尾手術，沒好利索就到崗投入大忙，身體一直不得複原。夏季高溫又逢連續陰雨，細菌、病毒肆虐，連隊不少人傳染起痢疾和肝炎。
22連素來有傳染肝炎的曆史，人們幾近“談肝色變”，並一致劍指水房的大水爐，據說多年未清洗，單看外表就已是通體發黑。那時的條件貧困，短期內不可能更換水爐子，我接受了一些老職工的建議，讓管水房的曹二虎用火堿將爐子清洗了一遍。可屋漏偏逢天陰雨，進入8月，水中的麥子還沒收完，痢疾和肝炎就可怕地傳染開來，連裏僅有的一輛跑運輸的“尤特茲 ”膠輪拖拉機每天除了在地號間拉糧食和外出拉貨外，還得顛顛地往返幾趟往醫院送病號。每天晚上，我從地裏回來，就帶著衛生員到病家慰問，捎帶著消毒。

8月14日那天，我帶領一、二排在遭水淹的西邊地號裏打撈麥子，下午 3點多，一陣大雨夾著冰雹突然襲來，澆透了每一個人。回家後在換洗衣服時感覺頭暈伴著惡心，腦子裏突然閃過一個可怕的念頭：肝炎降臨了！但還抱有僥幸，希望隻是一場感冒。然而持續低燒不退還伴著惡心，腹部疼痛，幾天後臉上、身上皮膚發黃（黃疸），下地時見著水就哆嗦（畏寒），所有肝炎症狀都顯現出來。當時抗災奪糧形勢嚴峻，且鑒於該連的情況比較特殊，我沒敢去住院。那一陣子，我白天照常下地指揮搶收，晚上，我躺在炕上，身上蓋著棉大衣，召開排以上幹部碰頭例會。大家在炕沿或坐或站著，分析災情和麥收進度，安排農業、機務、後勤、學校等各項工作，不斷拿出一個又一個解決困難的辦法，一天天地堅持，使得地裏的麥子越來越少。

撐到 8月21日，老天依然陰雨連綿，團裏組織中學生支援受災最重的東片連隊，有三百名師生到我連幫助搶收。我在送走前來視察的孫團長（孫秀才，現役軍人）後走進地號，碰上兩個女學生用扁擔抬著兩桶水深一腳淺一腳地往遠處的人群送去。晃蕩中水不斷地溢出，隻剩大半桶了。見狀我接過扁擔挑起水桶，在泥水中順勢蕩悠著挑到目的地，卸了擔子隻覺得眼前發黑，又暈又惡心，拿著炊事員送來的包子咬了一口就吐掉了。

 就在這一天，地裏的小麥全部放倒。我也感覺心力交瘁，無力再做任何事情。晚上，在眾人勸說下，我與牟連長等及團工作組交代工作，準備住院。當時團政治處副主任戚瑞珍（上海知青）率顧瑋奇、任正義（均為北京知青，小任是我黨早期領導人任弼時的侄孫，聰明而又質樸。小任利用他在物資股任參謀的優勢，為我們解決了短缺的農機具零部件，幾次救了燃眉之急。後來我去團裏開會，他到招待所看我，那時他一反工作組時的謹慎和分寸，侃侃而談，思維敏捷，思路開闊，又非常務實。其中談到兵團不少落後的生產方式，稍微改進一下就可較大地降低人的勞動強度，提高勞動生產率，使我很受感染和啟發）組成的工作組在我連蹲點，都勸我不要再拖，晚上，我也被“尤特茲 ”膠輪拖拉機送去師部醫院。

滿以為醫務人員對一線下來的傷病員會關愛有加，可是全然不是那麽回事，值班醫生漫不經心，說晚上沒人化驗，明天是星期天休息，要等到星期一才能掛號檢查。我們已經四十多天一把水一把泥地連續搶收沒休息過，他們倒是按部就班什麽都不耽誤，頓時氣兒不打一處來。可當時我已羸弱不堪，“尤特茲 ”拖拉機跑起來很顛簸，經不住幾十裏來回折騰，便要求先給個床位住下來，卻使得對方很不耐煩，冷酷而粗暴地一口回絕。真是豈有此理，你休息就不管病人死活了嗎？雖然心裏悲憤交加，卻已無力爭辯，隻得打道回府。在炕上捱到星期一一早，幾十裏顛簸著再次登門。一化驗，所有指標均大大超標，且傳染性很強，這一下，關起來沒商量了。

地裏的麥子剛放倒，還有運回、晾曬、脫粒、揚場、入囤等大量後期工作，自己到任不到兩個月，就 “出師未捷身先衰 ”，心裏別提有多憋屈。醫院在不久前的唐山、天津一帶發生地震後斷了采購的藥源，連治療肝炎起碼的維生素和肌酐也規定營級以上幹部才能用。在下小命沒那麽值錢，每天僅能吊一瓶加硫酸鎂的葡萄糖溶液（等於瀉藥，讓人以腹瀉不止來排病毒），另三頓酵母片，就沒有其他醫療措施了。為了不讓家裏著急，我沒有告知家裏。荒友杜惠仁、方曉穎等設法為我搞藥，金怡寫信讓家裏寄來了幾盒肌酐，營長佟忠誠是個“老肝”，他捎來幾支雪藏著的寶貴的維生素 C針劑（佟營長於 2006年初去世， 7月份我們全家回訪三江時，特地到陵園去拜謁）。我在入院三個星期時有了藥物，叫病友們好不羨慕。

住院期間百無聊賴，我讓連隊的同誌把我的一些書籍帶來，其中一套平時無暇光顧的《紅樓夢》（那是1975年在團部宣傳股當幹事的杜惠仁在派發書票時給了我一張），這下得以靜心閱讀。其實我對其中許多內容並不太明白也無大的興趣，因為離現實生活太遠又太深奧。但其中的一些膾炙人口的曲子，如《好了歌》及注釋、《飛鳥各投林》等非常喜愛，反複誦讀，至今依然背誦如流。為了了解時事，我流露出想借個半導體聽廣播的想法，正在給我打針的護士張英玉（一位美麗的上海女知青，打針技術極好）得知，轉眼功夫將自己用散發著淡淡香味的手絹包著的半導體拿來借給我，令我十分感激。

1977年夏天我參加了團裏組織的一批連隊幹部去燕窩島的三師參觀學習，路過師部醫院時短暫停留，看望正患痢疾住院的程義家（上海知青，在我病休期間從團部機關調到22連接替我任指導員）時，正巧她在當班，大家談笑一陣，又匆匆揮別趕路，以後再未見過。

由於醫院缺藥，一個月的傳染期過後，我經批準出院回上海繼續治療休養。雖然條件好了，心裏卻不得安寧，還沒有建功立業就被重病放倒，總也不是個滋味兒。三個月後，營裏發來兩封電報催我回去，可是由於肝臟損傷較嚴重，一直恢複不利，心裏說不出的著急。
1974年4月，指標剛剛正常我就打點行裝北上歸隊。路途漫長，已在團部糧庫工作的陳俊特地安排運糧車在中途小鎮福利屯接應。輕鬆返程中，不禁想起第一次探親返程的窘境。這是我第一次長期病休，共8個月。

因我病休時間較長， 22連指導員一職已由程義家接任。我則給了三個選擇：宣傳幹事、保衛幹事和組建機械運輸連當指導員。我選擇了後者。

在營部機運連的近兩年裏，和許多新老朋友朝夕相處，這是一段雖然艱苦卻非常愉快的日子。宣傳幹事陳衛平是和我同批的上海知青，出身幹部家庭，家裏藏書不少，陳自小耳濡目染，飽讀詩書，知識麵很廣，能力強且能吃苦，在邊疆斬露頭角，較早入黨、提幹。我的機運連連部兼宿舍就在他們隔壁，因此白天各忙各的，到了晚上忙完諸事，就是我們看書報和談天說地的時間。他拿出雪藏得很嚴的《複活》、《安娜•卡列尼娜》等世界名著（當時也是 “稀有金屬”）給我看，這可是金貴的精神饕餮。自然隻能在關門睡覺時躲在被窩裏看，那時我倆都是 “人五人六 ”的連級幹部了，得注意點兒影響。另外，營部地區人來人往很多，書籍的轉借失控甚至被“順走 ”都有可能，因此如此珍貴的書籍必須嚴加保管。陳衛平在1978年12月考取了黑龍江大學哲學係，畢業後在山東省委黨校工作了幾年，改革開放後赴日本留學，隨同是黑龍江大學同學的日籍妻子在日本定居。2004年通過互聯網搜索找到了杜惠仁，進而找到了已搬了幾次家的荒友們，此後每次回滬愉快相聚，那是後話。

保衛幹事張衛平是 1974年的哈爾濱知青，性格溫和，也很淳樸。有一次他接到報告，在營部以南十多裏的雪甸子裏發現可疑人跡，立刻帶槍趕去。深一腳淺一腳地走到跟前，看到一些散落的地窨子，這是一種一半在地下的簡易窩棚，原來這些人是“盲流
”。他們秋天到來，沒有親友可投靠，隻能在封凍前躲進草甸子，搭個地窨子過冬。沒吃的，就到附近的連隊和屯子乞討。地窨子裏陰暗寒冷，大人小孩擠在角落裏合蓋著被子，凍得簌簌發抖。看到這一切，張衛平流淚了，他把身上僅有的幾毛錢給了其中一家，並且向上級作了匯報（他後來有過雪夜追捕盜竊行凶犯的壯舉，我根據他的口述寫了一篇文章收錄本書）。

二營營部是個交通樞紐，我和陳衛平、張衛平、金怡、還有一位老大姐呂湘明、唐明君、餘永貴、李日和崔仁淑（均為哈爾濱知青，李、崔是朝鮮族）等經常要做些南來北往的接待。營部學校當老師的李建英（北京）、鍾誌祥，附近磚瓦連的陸儂，曾經與我一同借調營部、在12連任副指導員的隋占德（哈爾濱），還有程義家、薑樹信、張永明等好朋友都常在營部會聚，海闊天空熱鬧得很。三營23連當獸醫的姚辛是我同批的上海知青，1978年冬天他來打站時，正巧我們分到一塊凍奶砣來款待他。姚辛非常興奮，許多年後還回味那天美味的牛奶。幾十年裏雖然大家天南地北，一直都保持聯係和往來。

二營營部地區的幾個直屬單位經常要集中力量蓋房、種菜等。從晚春開始，每天清晨三點就得起床，集中幹到六點半，早飯後再回到各自的工作崗位，下午五點後再集中突擊兩小時。這樣，每年得有一百四、五十天要起大早，異常疲勞。在這種情況下，身體很難得到較好的調養，一直感到心力不濟。但那時年輕，工作之餘，還參加乒乓球比賽，並和程義家、營直學校教師吳桂蘭（上海知青）等經常一起練球。我們一起代表2營參加了1978年團裏組織的乒乓球聯賽。吳的直拍凶猛，那年取得25團女子單打冠軍。我和程義家在進入男子單打時都被列為種子選手，我列第25號（一共25 名，哈哈哈）。

1983年8月我在例行體檢中又發現肝功能異常，當時我已回城，在地處鬆江縣泗涇鎮的上海長江化工廠，先是三班倒的化肥車間操作工，也算經受了廠裏的“考驗 ”。兩年後被選拔到科室搞宣傳工作，然後又兼了工會副主席，幹得還不錯，經群眾推薦已被列為廠級班子後備幹部，迫不得已離崗休息。廠區地處遠郊，每天來回需四個小時，幾乎是“頂著星星上班，踏著路燈下班”。頭兩年在車間，是重體力三班倒的化工作業。回家後匆匆扒幾口飯，又要補習文化。主要還是身體長期虧空，又長期處於疲勞狀態，因此肝病又複發了。

那段時間的早晨和傍晚，我在馬路上散步，看著過往的行人步履匆匆上班下班，內心充滿羨慕又七上八下忐忑不安。想想自己空懷大誌卻什麽也幹不了，心情極為苦悶。我按西江月的詞牌格律將這種心情記錄下來：

伏察頑蠹作祟，靜休三月乏味，
改革潮中多思慮，輾轉反側不寐。
竭渴方知露甘，久恙更覺健貴，
惜秒如金勤為侶，欲將年華追回。
 

既來之，則安之。在申請脫產讀書而未獲批準的情況下，迅速調整好心態，下決心走高等教育自學考試之路。在考出第一批三門課後，極大地鼓舞了信心，便一發不可收拾。病愈上班後，繼續攻讀，前後共計18個月，於1985年5月考完了複旦大學馬列主義基礎理論專修科的全部課程，取得了自學考試文憑。那次的自學考試為我的思維能力和學習能力的發展，從而組織知識結構起了很好的促進作用。（後因肝病反複發作，無力再繼續深造，成了人生一大遺憾）。

1984年6月，我 30歲生日那天，正處梅雨季節，氣候悶熱潮濕，這是一年中最難受的季節。病休了幾個月，因肝功能恢複不利而遲遲不能上班，年輕輕的卻總是被病魔纏繞，自己難受不說，搞得一家人都憂心忡忡不得安寧，更別說男子漢所衷情的事業，內心十分鬱悶。那天本想借著生日早早地做好飯菜等妻子回來高興高興，調節一下梅雨一樣鬱悶的情緒，誰知見她一進門神色痛苦，原來她那原因不明的腹痛又犯了。金怡在邊疆苦幹多年，落下一身的傷病，除了消化道之外，還患有嚴重的心髒病，曾發生過幾次可怕的休克。整個80年代和90年代上半期，我倆都是諸病頻發，死去活來地此起彼伏，相依為命艱難度日。腹痛經幾家醫院久查而無果，這會兒粒米未進，疼得不停地在床上呻吟打滾，卻無力再去醫院。我心急如焚，隻能用不停地給她按摩來舒解疼痛。晚上
8點來鍾，被病痛折磨得心力交瘁的金怡在稍有緩解時疲憊地睡著了。我母親年邁多病，也早早地睡了。外麵淅淅瀝瀝下著雨，屋裏則是出奇地安靜，一桌飯菜沒怎麽動，過生日的興致全無。青春期的所有忘我的付出竟然得到如此殘酷的惡報，我感覺鬱悶難耐又百感交集，於是塗塗寫寫，寫就一首七言詩用以勵誌，題為《三十有感》，並在次日修改抄錄於日記中：
 

自古三十始立成，
而今半甲尚初征。
風塵曾染冰雪地，
卷潮重臨江南城。
三江縱馬辟荒原，
申城撫卷求學問。
無緣穩操順風舟，
崇尚苦爭拓前程。

盡管身體和前途都處於不堪之中，但自己內心十分堅強，金怡也以自己柔弱的身軀支撐著我。在參加自學考試的同時，每天堅持氣功和太極拳的鍛煉，下午還練習書法，時間安排得很滿。　

鬱悶的境遇和充實的生活，形成很大的反差，也給了我艱難的精神曆練。我十分真切地感覺到什麽叫做命運多舛，人生無常。但仍然心有不甘，想著不管能活多久，斷不能虛度人生，我在日記中記述了這些思想，並寫了一首《病中思》：

驊騮委槽伏勁蹄，斂芒養精伺良機，
一俟祥雲召喚時，追雲長嘯騁萬裏。

那時雖然境遇不佳，心氣還是挺高的，對未來充滿信心和希望。那次病休時間更長，期間上了兩個月的班，複查指標不正常隻能再休息，斷斷續續跨了16個月，期間工資也打了很低的折扣，更是雪上加霜。

1985年7月我完成了自學考試學業，年底經社會招聘被建設銀行錄取。滿心歡喜地希冀生活從此走上坦途，卻未料到僅一個來月，
1986年1月可惡的肝炎再次複發。這回發病更厲害，除了發燒惡心外，腹部鼓脹難以進食，肝區漲痛行動困難，終日昏昏沉沉，感覺這個世界逐漸離我遠去。春節前三天，去醫院檢查，立即收治住院。醫院同時向金怡攤牌，診斷為 “病情嚴重，預後不良 ”，要她作好思想準備。金怡內心痛楚，回到家裏慟哭一場，而後依然每天帶著甜美的笑容到醫院看我（我是兩年後才知道這一切，唏噓不已）。這次住院，我自己戲稱為“進修 ”，為時又是一個月，連春節也是在醫院裏度過的。新到一個單位，就又遭此厄運，心裏自然是悲涼到了極點。雖然身體極度衰弱，但是在潛意識裏，並不甘心生命的枯竭，竭力與死神抗爭。為了生活和前程，我在指標稍有穩定時便堅持上班，這次病休為期4個月。
三次加起來，共計二十八個月。　

之後，我的健康狀況依然一波三折。長期在基層領導崗位上，工作強度高，風險大，加上乙型肝炎容易複發的特點，我在 1999年12月又感覺不適，經瑞金醫院肝科醫學專家羅振輝仔細檢查，不僅肝功能處於活動期，肝髒亦出現纖維化。羅醫生當即提出使用幹擾素，並指出：若能擊準病毒的話保你再活十年。那麽打不準呢？沒說，自己琢磨吧。反複考慮後，因幹擾素的作用有限且價格昂貴，極具或然性且副作用較大，就沒有采用。多年的磨難已把心煉硬了，我要采取積極的方式來改善病情，活一天就要負一天責任，如果哪天倒下起不來，那也已經盡力，沒什麽遺憾了。那時我剛參與中國信達資產管理公司上海辦事處的組建，創業初期一無所有，工作千頭萬緒，很忙且很累。我將自己的生活作了一番規劃，工作照常做，並且實行科學地健身、養生：用針灸醫治長期而頑固的失眠症；堅持以遊泳為主的適度鍛煉；每天服用具有平肝作用的枸杞子；注意與喜愛的飲酒保持距離。至今又是十多年，身體逐漸好轉起來。當我連續幾年乙肝抗原指標呈陰性（醫學上認為表麵抗原一般不可能轉陰），還是那位專家又給我仔細檢查後，非常高興地宣稱這是奇跡。　

掐指算來，從 21歲開始，我在三十年的時間裏一直與死神爭奪健康和生命，在愛妻金怡無微不至的精心照料和眾多親友的關心下，通過各種醫療措施、營養及鍛煉，我的身體緩慢而堅決地一點一點好轉。進入50歲以後，肝髒各項指標穩定，乙肝抗原全部轉陰。隨著醫療水平及生活質量的提高，金怡的身體也逐漸恢複好轉。在漫長歲月裏我們相濡以沫，克服病痛努力學習和工作，分別找到了事業的支點並得到較好的發展。

說起來，我這三十多年因健康原因使學業、事業發展曲曲折折，但生活也教會我很多。在長期疾病的折磨和漫漫無期的修養康複過程中，我比許多人更深刻地領悟到健康、生命抑或是人生的真諦，少了很多名利場上的虛榮和浮躁。我享受到了足夠多的家庭親情的溫暖，也在另一個方麵鍛鑄了自己的意誌。人生本來沒有什麽定式，順境逆境交替，陰晴圓缺輪回。隻要有正確的人生觀，隻要活得充實，就不枉來世上一遭。從這個意義上來說，自己這輩子還挺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