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險的司法協助
司法行政機關來銀行凍結資金,是一件很撓頭的事兒。客戶存入銀行的資金要保證安全,存款曆來是銀行的生命線。但凡存款大戶都會受到各家銀行的追捧和爭奪,儼然天之驕子。然而經濟實體之間免不了有債權債務糾紛,若一旦有司法機關介入,銀行就十分被動。司法人員來到銀行,你可不能大意,那意味著資金絕對是危險了,因為銀行有個法定義務—— 司法協助。有經驗的銀行工作者都知道,他們都是作好充分的準備,帶著“三證 ”前來 ——根據相關法律,先出示凍結通知,凍結相應賬戶,資金鎖定控製起來,使得存款人和銀行都喪失了支配權。然後拿出扣劃通知,在凍結後立即扣劃。這對於客戶、銀行都是損失,往往誰掌握了錢款誰就贏得了主動權。資金被扣劃後如煮熟後又飛走的鴨子,很難再回來了。一到這種時候,銀行就處在矛盾的焦點上,司法機關態度嚴厲,你不能隱匿賬戶,不然要受到法律製裁的;客戶(還有地方政府)也拚命向你施壓,要你千方百計保住資金。你若不從,公事公辦了,那以後在地區就會處處碰壁。碰到異地官司更是麻煩,國內地方保護主義盛行,借著政府和司法的保護傘爭奪資金是訴訟糾紛中的常態。如果銀行不配合,執行人員都帶著傳喚證,會“依法”以不配合、妨礙公務為名立馬將銀行的負責人帶走。
1996年上半年我建設銀行一個區支行的行長就是這樣被帶到外地扔進看守所,急得上級領導馬上下令帶著錢款前去“撈”人。
以上事情發生不久,我所在的奉賢支行 12月份也碰到了頭疼的事。來者是北京公安交通分局,還有一人還是海澱區檢察院的,謂之提前介入,一看這陣勢,就知道來者不善。
司法協助工作不歸我分管,我又是初來乍到,對這筆已凍結的存款的沿革不了解,本應由其他同誌處理。但是,在與地區法製辦溝通的時候,地區官員發話不準予以續凍,否則要你銀行負責。企業的老總也迅速趕來,提出若我行頂不住,將拔掉所有存款。考慮到兩位副行長係當地人,家眷及親戚都在此地工作和生活,地區政府對他們有壓力。我在向他們初步了解情況後,讓他們去忙別的,暫時回避掉這件事。我則橫下心來,做好“赴湯蹈火 ”的思想準備。
首先,我對法製辦和企業表明,就地區建設而言,我們是利益共同體,我們會盡力保住這筆 2000多萬的存款。但是,我們不能突破法律界限,如果對方手續完備且沒有其他瑕疵,我們也很難無端地頂下去,希望地區領導能夠理解。我會盡量努力,也希望你們能有所作為。然後,我對北京的警官說,我剛到任不久,對這些情況還不熟悉,雙方對這筆款項在建築公司方麵是否善意取得上有分歧,要給我時間搞清楚。對方何警官表示能夠理解我的意見,但建築公司屬於詐騙行為,中間人已被拘捕,性質已經很清楚,不用討論了。我們時間很緊,希望你們依法給予配合。話說得很到位,其間的分量已經能掂出來。
我表示由於對這件事的看法雙方有重大分歧,不能立即認同北京警方的意見。接下來的談判,仍是各說各的。拖拖拉拉到了中午,我準備安排快餐,可是他們不讓,自己出去解決,其實也是商量對策。果不其然,下午再來時態度嚴肅多了。談不多長時間,那位李姓檢察官就提出讓我考慮不配合的後果,氣氛顯得緊張起來。我馬上否認了他所說的不配合,我的職責不僅是司法協助,銀行還有為客戶保護資金安全的義務。現在幾乎每天都有司法人員前來要求協助,如果我們一味地配合凍結或者扣劃資金,那麽銀行應該關門喝西北風去了。這個案子比較複雜,存有爭議,我們已經派人在跟企業聯係溝通情況,別讓銀行做這個冤大頭。這些話都是實話,可用在這裏多少有些牽強,理不直、氣不壯。人家是冠冕堂皇依法辦事,你卻在生拉硬拽拖延時間。縣裏一個接一個電話打過來要我拒絕配合(後來我知道,企業老總不敢跟公安幹警照麵,卻跑到縣太爺那裏要政府對我們施壓,讓我行頂在杠頭上。該企業是當地的利稅大戶,與政府官員關係緊密),不時還有人叫我出去溝通情況,事情還真膠著了。
那位檢察官終於失去耐心,硬梆梆地發出通牒:如果再不配合,我們就采取措施了。此言既出,事情一下子推到了懸崖邊上,將要出現最壞的結果,氣氛霎時緊張得如繃緊的弦,隨時都要斷裂。好在我對此有足夠的思想準備,沒有產生他所預期的恐懼和慌亂。我很嚴肅地盯著他,聲色俱厲地說了以下這番話:
你終於說出口了,完全無視我在這幾個小時裏所作的努力,我什麽事也幹不了就陪著你們,有一點兒貓膩嗎?你這麽年輕就會恐嚇了,我像你那麽大已經在邊疆滾打了七、八年,就已知道生活的艱難。如果我跟你互換一下角色,我會很理解對方經營的難處,而不會輕易說出那句話。你口口聲聲“地方保護主義 ”,可你知道什麽叫地方保護?什麽叫土皇帝?你以為我願意這樣嗎?我從市區單槍匹馬到這裏,喝的是這裏的水,處在地方勢力的包圍之中,你沒看見縣太爺一個接一個的電話,我能一點都不聽嗎?你知道我的壓力有多大?你別跟我冠冕堂皇一口一個法律,在中國許多地方權大還是法大?你我都很清楚。我現在字一簽,你大功告成拍拍屁股走人,剩下的事呢?兩千萬資金幾乎就是鄉鎮企業一大半的流動資金,老凍著職工吃什麽?到時來個集體上訪,把我銀行圍起來,縣太爺再來擠兌,你頂得住嗎?還不得我來收拾。你說要帶人,那麽我告訴你,我走南闖北幾十年,什麽苦都吃過,除了沒坐過牢,為這事坐幾天牢我一點兒也不怕,看來你是要完善我的人生了(這時候劍拔弩張,我也虛張聲勢一下,反正是豁出去了)。到時候事情弄成一鍋粥,看你怎麽收拾吧。
話音未落,何警官趕緊打圓場,說看到我忙和了大半天,處置中體現了很高的政策水平,承受了很大的壓力,他們事先也沒想到事情會越來越複雜,表示絕不會采取極端行動。接著他禮貌地征得我的同意,把李檢察官叫了出去,我聽到何在走廊裏壓低嗓子訓斥他。回屋後何再次對我表示抱歉,覺得這種話很傷感情,已經對李說了,再這麽說話你就滾回去。然後表示他們也是奉命辦事,完不成回去也不好交差。翻來覆去地拖到下班,何警官說今天時間已不早,他們先回去了,臨走時沒說明天來不來。我則盤算著拖了一天了,明天再來還能拖嗎?班子成員一起商量,感覺他們一個紅臉一個白臉,棘手得很,難以拿出兩全其美的辦法來。
第二天我剛上班,他們隨後也到了。大冷天加長途跋涉,何警官患上感冒,傷風、咳嗽不止。我讓辦公室給買了一些藥,何十分感謝。但是,談到正事,大家還是各抒己見,互不相讓。那天後來地區法製辦主任到場,雙方各自拿出有關文件激辯,到下午仍無結果。他們走後,我對法製辦攤了牌,已經軟纏硬磨兩天了,這已經沒有先例,政府和企業應該看清大勢,客觀地處理問題。法製辦的主任表示完全理解,並再三表示抱歉和感謝。
第三天上午,班子成員在溝通了一些細節後,一致認為沒有理由再拖下去,但是明確了底線:在事情未有結論之前隻凍結而不得扣劃,若對方能承諾則可簽字,對方斟酌後表示同意。看著他們疲憊的神態,我也覺著於心不忍,於是在簽字後請他們吃了午飯。席間何警官歎了很多苦經,還說出自己是老一代革命家何長工家族的後代,並告訴我他的家庭地址和電話。回到北京後,他又特地給我來電,說了很多友好的話。
資金的凍結以半年為限。 1997年6月,北京公安交通分局按期前來,這次何警官沒來。當三位警官走進辦公室即帶來他對我的問候。我請他們入座,他們卻還向外張望,原來外麵還有一個,這個低著頭慢慢挨進來的竟然是李檢察官。幾位警官說他因上次說話太衝不好意思進來,我搶上一步跟他握手,他囁嚅著就上次的態度跟我道歉,我則客氣地安慰幾句,既然大家都有難處,希望能相互理解,心平氣和地處理問題。這次我們有所準備,法製辦的主任隨後就到,公安分局刑警隊還派來兩名警察“護駕 ”,後被勸了回去。
晚飯後縣政法委書記帶著一批人也到場,可見地區政府對這一企業的重視。我撥出會議室讓他們去 PK①,自己暫且金蟬脫殼一會兒。雖然不能下班,卻還能做些這兩天拉下的工作。經過整整兩天(包括晚上)對照文件和辯論,最終奉賢方麵還是依據不足,我行應予配合續凍。政法委書記在辭窮理屈的情況下,仍然黑著臉"傳達 ”縣太爺的指示,銀行必須頂住不準凍結,否則要負一切責任。至此我也軟中帶硬地聲明,我捧的是市分行的飯碗,隻能履行銀行職責,依法辦事。我們已經盡了很大努力,希望政府能夠理解。那位書記則冷冷地說,市分行不安排我們來安排,沒什麽了不起。看看,這就是土皇帝的嘴臉,站著說話不腰疼。我則裝沒聽見,不再接他的話茬。
事後北京幾位警官跟我說,老何他回去後一個勁兒誇您呢,讓我們再怎麽著也別為難您。話是這麽說,資金卻還是凍著,雖沒劃走,但也無法使用。臨行,那位李檢察官握手時還一個勁兒道歉。
轉眼又到了 12月份,此輪凍結到期的前一天,北京又來人了,這次是第一中級法院,說明案子移交了,公安方麵最終留了點兒餘地,未將款項扣劃。這次很爽氣,法製辦終於找到了新的依據,即異地同級法院對同一個案子進行判決的,以先期判決的為準。上海的中級法院曾對此案作過民事判決,北京中院再判決是無效的。雙方各自拿出判決書核對無誤,對方撤離,這筆資金隨即解凍,企業重新擁有了支配權。根據案子的性質,法院回京後即應釋放中間人。
這起官司曆時一年半,我們支行冒著風險,和地區合力幫助企業保住了這筆款項,企業對我們千恩萬謝。消息傳開,縣太爺大加褒獎,地區好評如潮,大大提高了對我行的信任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