寶廷娶一個屬於賤民階層的船娘為妾，衛道者譏其“不學”，他自己也承認“好色”。然而寶廷辭世後，其好友、晚清另一位大詩人陳寶琛所撰的挽詩中有兩句詩值得玩味：“梨渦未算平生誤，早羨陽狂是鏡機。”這兩句充滿感慨的詩，揭破了豔事背後的政治陰霾。本文作者黃波，原載於《隨筆》2011年第4期。
納妓自劾，轟傳海內
光緒八年，大名士李慈銘在其《越縵堂日記》中記了一道“上諭”：
侍郎寶廷奏，途中買妾，自請從重懲責等語。寶廷奉命典試，宜如何束身自愛，乃竟於歸途買妾，任意妄為，殊出情理之外。寶廷著交部嚴加議處。
不久，他又在日記中抄錄一份“邸報”：“詔禮部右侍郎寶廷照吏部議，即行革職。”
這就是當時轟傳海內的“納妓自劾”事件。
事件的主角寶廷，字竹坡，其家世十分顯赫，他是宗室出身，隸滿洲鑲藍旗，係鄭獻親王濟爾哈朗八世孫，可謂天潢貴胄。寶廷還是晚清詩壇之一大家，文章學問俱佳，於同治七年中進士，選庶吉士，授翰林院編修，光緒七年，朝廷擢授內閣學士。他在出京赴福建主持選拔舉人的鄉試的時候（著名學者錢仲聯謂，寶廷出京，是去任福建學政一職，主管當地教育事務，並非主持鄉試，待考），途中於浙江衢州乘船，迷戀性質在“船妓”與“船娘”之間的舟女，納為妾。按照清朝法律，官員納妓為妾是要受處分的，盡管這一條款在實際生活中的執行力大成問題，晚清官員納妓早成風氣，但如果當事人自請其罪，朝廷和法律又怎麽好意思繼續裝聾作啞不聞不問呢？
寶廷自劾的折子也很有意思，折中寫道：“錢塘江有九姓漁船，始自明代。奴才典閩試歸至衢州，坐‘江山船'，舟人有女年已十八。奴才已故弟兄五人皆無嗣，奴才僅有二子，不敷分繼，遂買為妾。奴才以直言事朝廷，屢蒙恩眷，他人有罪則言之，己有罪則不言，何以為直？”
李慈銘於日記中痛詆寶廷“素喜狎遊，為纖俗詩詞，以江湖才子自命，都中坊巷，日有蹤跡”，意思是此人獵豔成癖，還揭露了寶廷此前娶船娘失敗的“陰事”。據李所記，寶廷主持浙江鄉試時，就曾經買過一船妓，“吳人所謂花蒲鞋頭船娘也”，“入都時，別由水程至潞河。及寶廷由京城以車親迎之，則船人俱杳然矣。時傳以為笑。”用現在的話說，寶廷想納船妓的心情太急切，結果被人“放了鴿子”。而這一次，當然不肯再上當了，因此要和新納的船妓“同行而北”。
李慈銘嘲笑寶廷“明目張膽，自供娶妓，不學之弊，一至於此”，還不忘捎帶一筆，譏其並不懂欣賞美女，因為聽說新納的船娘“麵麻，年已二十六七”。
寶廷過去在翰林院的時候，前工部尚書賀壽慈認市儈李春山妻為義女，後來賀壽慈東山再起，出任都察院的長官副都禦史，這是監察官員維護風紀的職位，寶廷認為賀氏現有身份與前認李春山妻為義女的行為悖謬，乃上疏彈劾，弄得賀氏棄官而去。這次寶廷納妓自劾，惹動好事者為詩嘲之：
昔年浙水載空花，又見閩娘上使查。宗室八旗名士草，江山九姓美人麻。曾因義女彈烏柏，慣逐京娼吃白茶。為報朝廷除屬籍，侍郎今已婿漁家。
此詩首聯即指寶廷兩娶船妓，頸聯拿寶廷的宗室身份與江山九姓漁船上的美女作比，因寶廷詩集名為《宗室一家草》，以“草”對“麻”，自然成趣；頷聯上句寫寶廷當年在翰林院彈劾賀壽慈事，“烏柏”典出《漢書·朱博傳》，借指禦史府，“彈烏柏”者，彈劾他人之奏折出手也，上句實為了襯托下句，喻其言行不一；尾聯諷其寧願棄官而婿於漁家。就詩而論，確是妙趣橫生的雅謔，李慈銘在日記中錄下了這首詩，並附加按語曰“一時傳誦，以為口實雲”，實則他就是此詩的作者。
像李慈銘這樣的人對寶廷嬉笑怒罵，被朝廷革職的寶廷本人的態度又如何呢？
果然是詩人，也以詩應之：
江浙衡文眼界寬，兩番攜妓入長安。微臣好色原天性，隻愛娥眉不愛官。
“微臣好色原天性，隻愛娥眉不愛官”，說得何等坦蕩！寶廷後來還有詩曰：“那惜微名登白簡，故留韻事紀紅裙。”表示自己為了“紅裙”不懼被人彈劾，又倡言“本來鍾鼎若浮雲，未必裙釵皆禍水”，更可見其人對女性之態度。
為了娶船娘，寶廷不怕失敗，一娶再娶。難免叫人疑惑：這“九姓漁船”上的船娘，究竟是何種尤物？
船娘妖嬈
清末民初人曾樸所著的《孽海花》雖名為小說，但實則多據真人真事敷演而成，而且有幸被作者選為小說角色的人物，均係當時之顯貴和名流。寶廷眷戀錢塘江船娘，不惜棄官迎娶，即為小說中活色生香的段落之一。
《孽海花》第七回寫道：“錢塘江裏有一種船，叫做江山船，隻在江內來往，從不到別處。如要渡江往江西，或到浙江一帶，總要坐這種船。這船上都有船娘，都是十七八歲的妖嬈女子，名為船戶的眷屬，實是客商的釣餌……做這項生意的，都是江邊人，隻有九個姓，他姓不能搶的，所以又叫‘江山九姓船'。”
曾樸已經將船娘的性質和江山船、江山九姓船之得名說得十分清楚。但為何以江山船謀生的隻有九個姓，而且“他姓不能搶”，其實還有一段傳聞。據徐珂《清稗類鈔》所記：“九姓漁船，惟浙東有之。人有謂為陳友諒部曲之子孫者凡九姓，不與齊民結婚，以漁為業。蓋友諒敗於鄱陽，其部曲九姓，悉遠竄至嚴州之建德，而拿舟往來於杭州、嚴州、金華、衢州也。”
《清稗類鈔》這裏說到的陳友諒，是元末大亂中與朱元璋爭奪天下的群雄之一，而且一度實力和聲勢均在朱元璋之上，但終在鄱陽湖大戰中為朱元璋所敗。權勢角逐中失敗者如果不自行了斷，其命運當然都掌控在勝利者手中，陳友諒身死，殘部還有不少人馬，據說這些餘部共有九姓，他們逃到杭州、嚴州、金華、衢州一帶，以操舟為業。朱元璋為了表示懲罰，將這九姓打入另冊，列為賤民，不能與其他百姓通婚，因此乃自成一係統，在江上營業的“江山九姓船”也就具備了壟斷性。自然，《清稗類鈔》隻是野史，這裏所寫隻能聊備一說了。
江山九姓船的船家靠水吃水，其主業當然是客、貨運和打魚了，船娘之登場，應該是市場需求的一種自然產物。起初未必全為“神女”，或為照顧船家生活或為招徠客人。江山九姓船雖無外人摻入其中，但九姓內部也肯定會有一種競爭關係，可想而知，第一個“引入”船娘的，在競爭中必然具有優勢，然而這種優勢卻是無法長久維持的，因為市場中的其他競爭者肯定會群起效仿，這樣一來，船上是否有船娘勢必成為這一行業的準入門檻之一了。隨著船娘的普遍進入，人性的欲求自然也會被激發出來，但如《孽海花》所說，船娘都是客商的釣餌，純粹是為了給客人提供性服務恐怕也不盡合實際。我們隻能說船娘是服務業的從業人員，性也可能是其中之一，而這種可能是否會成為現實，則完全視主客雙方的意願。
不能將船娘等同於船妓，從寶廷的癡迷也可窺出端倪。像寶廷這樣見過大世麵的人，如果要納妓，何必要幾次三番到錢塘江上去找呢？而且他喜歡的這位船娘，“麵麻，年已二十六七”，在常人眼裏未必十分漂亮。經常出入歡場的寶廷之所以眷念她，隻有一個合乎情理的猜測：她終究還是一個漁家女子，並非歡場老手，和純操妓業的女子相比，她的健康、活潑和純樸足以讓一個見過大世麵的老男人沉迷。
不純為妓女卻被當時人們視為船妓，這裏反映的是社會對賤民階層的輕視。前引李慈銘日記，“吳人所謂花蒲鞋頭船娘也”，這種社會意識已從此一口語中表露無遺。“蒲鞋”，浙江蘭溪的方言，即民間草編涼鞋，淺口，穿脫方便，“花蒲鞋頭”，指蒲鞋製作特別講究，鞋頭繡花。“花蒲鞋頭”和“船娘”綁在一起，即指船娘雖然漂亮，畢竟是輕賤之物，人人可穿人人可踩也。
“清流”的漩渦
寶廷娶一個屬於賤民階層的船娘為妾，衛道者譏其“不學”，他自己也承認“好色”，但也有人認為，作為宗室的寶廷行此常人眼中的“悖謬之舉”，實則大有深意。
寶廷辭世，其好友、晚清另一位大詩人陳寶琛所撰的挽詩中有兩句詩值得玩味：“梨渦未算平生誤，早羨陽狂是鏡機。”
“梨渦”即酒窩也，梨渦雲雲，用的是南宋名臣胡銓的故事，胡銓以氣節著稱，但貶官途中卻為一個名叫黎倩的女子而動心，後來大儒朱熹於此大為不滿，賦詩譏之曰：“十年浮海一身輕，歸對梨渦卻有情。世上無如人欲險，幾人到此誤平生。”陳寶琛的意思是說，寶廷當年頗招物議的納船娘，其實根本不算什麽過錯，而是他佯狂避世的韜晦之計，顯示他對時世有先見之明。
陳寶琛這兩句充滿感慨的詩，揭破了豔事背後的政治陰霾。
原來，陳寶琛和寶廷均為當時人所稱“清流黨”之一員。
所謂“清流”，比喻德行高潔，勇於言事，有名望的士大夫，此義古已有之。《三國誌》中說陳群“動仗名義，有清流雅望”，唐昭宗時，盡殺當朝名士，有的被投入黃河，曰：“此輩清流，可投濁流。”顧炎武詩“讀書通大義，立誌冠清流”，均可見“清流”應該算是一種褒詞。晚清的“清流黨”當然不是近代意義上的政黨，也並未形成為一種組織，主要指以傳統儒家規範為標準，侃侃論政的一批言官和諫官。他們的特點是堅執己見甚至敢批君主逆鱗，持論甚高卻又未必均有裨於實際。晚清“清流黨”中最著者，除了陳寶琛和寶廷，就是後以辦洋務出名的張之洞，和後來成為李鴻章女婿的張佩綸。這四人當時均供職於翰林院，誌趣相投情誼深厚，又都長於詩文，抨擊同僚指陳時政也往往毫不留情，因此最為人所側目。寶廷死後多年，張之洞已是封疆大吏，一次拜寶廷墓，還對當年的少年豪舉不勝向往，賦詩曰“翰院猶傳四諫風”（一說“四諫”不包括陳寶琛，另一人實為黃體芳）。
晚清官場派係很多，在大臣之中，軍機大臣、大學士李鴻藻和這些清流最為接近，於是陳寶琛等人隱然奉李鴻藻為“宗主”。因“清流”與“青牛”諧音，時人便稱李鴻藻為“牛頭”，張之洞、張佩綸為“牛角”，陳寶琛為“牛尾”。牛一發怒是要頂人的，這種綽號，也象征著當時一般官員對他們的敬畏之心，因為清廷向來優待言官和諫官，弄得不好，被這些清流狠狠參上一本，是要吃苦頭的。
可是，清流黨看似風光，但隨著清朝政治和社會危機的進一步加劇，清流黨的日子也不好過了。經常成為其抨擊對象的“濁流”不待見他們自不必說，另外，由於他們所持的儒家高論雖然看起來很美，但往往缺乏可操作性，究竟不能解決實際的問題，尤其是在掌握大權的地方督撫們眼裏，動輒放言高論、侃侃談兵談洋務的清流簡直就是自己大展施政宏圖的障礙。而這時中央政府在恭親王的主持下，其思路也是希望在中西文明碰撞的非常時期，盡可能避免不必要而又大傷元氣的爭論，走一條務實的變革之路。清流黨的不合時宜性越來越凸顯出來。罩在清流黨身上的陰影也日趨濃重。陳寶琛說寶廷“早羨陽狂是鏡機”，就是指他很早看到了這種危險，而提前以一種放蕩不羈的方式進行趨避，逃離了是非的漩渦。
局勢的演變似乎也驗證了陳寶琛的判斷。在寶廷被革職後不久的光緒十年，中法之間發生馬尾海戰，清政府官員和將領不戰而逃，中方損失慘重，清流黨成員也幾乎遭受滅頂之災。
在清政府的事後追責中，開列的懲處名單包括：陳寶琛、張佩綸曾保唐炯（雲南巡撫）、徐延旭（廣西巡撫）堪任軍事，卒至潰敗僨事，徐、唐定斬監候。張佩綸以馬尾一役，調度乖方，暨保舉非人，因而革職查辦，後被發往察哈爾軍台效力贖罪。陳寶琛則依部議，降五級調用。清流黨多以知兵自許，這一次既在保舉軍事人才上大大走眼，張佩綸在前線的倉皇遁逃更將書生的荏弱暴露無遺。本來書生談兵，無論多麽慷慨激昂，都隻宜姑妄聽之，難怪清政府將張佩綸派往前線會辦福建海防要被輿論認定是在有意挫辱這些高調派了。
而在此之前，另一位清流黨要角張之洞於光緒七年出任山西巡撫，在當時關心各派勢力消長的人看來，已有分化、瓦解清流黨的嫌疑。這種陰謀論無法細究，但一個事實確是清楚的，到了光緒十年，清流黨的聲勢近於消沉。而從時序上看，這些事情也確是發生在寶廷納妓自劾之前後，於此觀之，說寶廷洞燭先機也不能算太離譜了吧？
“清流”是非辨
光緒二十六年，慈禧光緒於“庚子事變”中被八國聯軍逼得出京逃難，途中幸遇知縣吳永辦差盡力才免於凍餒。吳永此人十分欽敬李鴻章，其口述回憶錄《庚子西狩叢談》中曾記錄了李鴻章與他推心置腹的一次談話。那時李鴻章已是人生暮年，回首宦途不禁感慨萬千，憤激地說：“言官製度，最足壞事。故前明之亡，即亡於言官。此輩皆少年新進，毫不更事，亦不考究事實得失、國家利害，但隨便尋個題目，信口開河，暢發一篇議論，藉此以出露頭角；而國家大事，已為之阻撓不少。……朝廷以言路所在，又不能不示加容納。往往半途中梗，勢必至於一事不辦而後已。大臣皆安位取容，苟求無事，國家前途，寧複有進步之可冀？”又曰：“天下事，為之而後難，行之而後知。從前有許多言官，遇事彈糾，放言高論，盛名鼎鼎，後來放了外任，負到實在事責，從前芒角，立時收斂，一言不敢妄發；迨至升任封疆，則痛恨言官，更甚於人。”
在這裏，向來自負的李鴻章令人驚訝地流露出了一種人生失敗之感，而之所以如此，他當然不會認為是自己才識不足，而是歸咎於辦事多遇牽製，以致未能盡才，自己主持的國家大事，也為之“阻撓不少”。牽製自己的力量，李鴻章則直指清流，比之於明末國家將亡時仍然大鬧意氣的東林黨人，說他們少不更事，不考究實際，但求立異鳴高。李鴻章此處所說的言官升任封疆後，即對言官態度大變者，當隱指張之洞。張之洞當上封疆大吏後，不僅明裏暗裏和過去的清流朋友劃清界限，議論也平實得多了。對這種轉變當然不宜亂下道德判斷，而應考量其身份之變化。不言而喻，“看人挑擔不覺沉”，一旦自己親自去挑擔，感受又怎麽會一樣呢？
吳永記錄的李鴻章的感慨可以說是完全可信的，因為在其書信中，他就曾多次對朋友發牢騷曰：大臣在前麵辦事，言官們拿著筆跟在後麵指責這挑剔那，事情怎麽能夠辦好！
在李鴻章看來，言官諫官等清流們的最大弊端有二：脫離實際和泥古不化。檢視史料，意外的是，對清流的這種認知並非李鴻章一人而然，在一些被後世公認為思想開明的先覺者、改革者那裏，“守舊”幾乎成了清流們一張無法擺脫的標簽。
著名古文家、李鴻章幕僚吳汝綸在書信中感歎：“近來世議，以罵洋務為清流，以辦洋務為濁流。”
曾國藩之子、著名外交家曾紀澤在日記中把清流分為上中下三種：“上焉者，自守之士，除高頭講章外不知人世更有何書，井田、學校必欲遵行，秦漢以來遂無政事。此泥古者流，其識不足，其心無他，上也。中焉者，好名之士，附會理學之緒論，發為懸虛無薄之莊言，或陳一說，或奏一疏，聊以自附於腐儒之科，博持正之聲而已，次也。下焉者，視洋務為終南捷徑，鑽營不得從而詆毀之，以忌嫉之心發為刻毒之詞，就三種評之，此其下矣。”此處曾紀澤揭破了一個事實：名為清流，實則成分複雜流品不一。既有好名之徒，更有為了派係利益寧願作違心之論的人，也不乏為了謀取私利而刻意詆毀他人者，而在曾氏看來，把這些名不副實的清流排除在外，清流之最上者，也不過能“自守”而已。
精通洋務、最早倡議向西方文明學習的郭嵩燾則直接把矛頭對準了清流黨首領李鴻藻，他在致友人函中憤慨地說：“李蘭蓀（李鴻藻字蘭蓀）之意，竟欲東討日本，西擊法郎西，直不知其意欲何為？當國二十年，乃有此昏謬，覆國亡家有餘。徒與一二無知少年，肆口狂論，自命清流，而使元勳宿將，慨然流涕，以求引避，能不寒心？”又曰：“數年前在京師即知高陽（此指李鴻藻，因其為河北高陽人）必誤國，今始驗也。”
……
然而，一個容易為人忽略的事實是，李鴻章所痛恨的言官，多為其未能收買者。像對寶廷等人嬉笑怒罵的李慈銘也點過翰林，也喜歡大言高論，但其筆下從未拿李鴻章開刀，自然不在李鴻章痛恨之列。而李慈銘之所以善待李鴻章，實因為後者對他多所籠絡也。從李慈銘的日記中可知，李鴻章除了給過他一些優差，每每到京公幹，李慈銘都會和其他窮京官一樣上門大打秋風，蹭點銀兩來花。
專司言責的人能夠做到不被收買，是否應該承認，真正的清流，其人品和氣節仍然有可取的地方？清流固然常常不知變通，但其迂執的議論最後發生作用，怎能獨怪於他們？如果不是由於執政者缺乏主見和定見，又因為對出現權臣的危險過度敏感，隱藏著利用言官諫官對大臣製衡的心理，清流的一些高調又怎能進入決策層，乃至對國事產生負麵的影響？可以肯定地說，如果沒有一批不畏權勢、勇於言事的清流們，大吏們的氣焰會囂張得多，晚清政治也會更加汙濁。
回到本文的主角寶廷。據《花隨人聖庵摭憶》所記：“竹坡先生之貧特甚，罷官後，徜徉京西諸山間，得詩數百首，春寒如嚴冬，而著襖袍，麵破棉見。……身為貴胄，交遊遍朝端，而窮餓不顧以死，非徒今人所難能，古亦不多見。聞先生歿時，無以為殮。”
“身為貴胄，交遊遍朝端，而窮餓不顧以死，非徒今人所難能，古亦不多見”，作者的這種感喟放到任何一個時代都會引起強烈的共鳴。無論如何，我願意對寶廷等那些真正的清流們保持一份敬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