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現在對國內的政治問題已沒多少興趣,首先是因為去國太久, 對國內的政治和經濟形勢無法親身經曆,隨便亂說的話是不負責的;二是因為自己現在生活在社會的邊緣,高談政治,基本和北京的出租司機談論中南海政治是一樣的效果。
不過我驚訝大陸同胞基本是一邊倒的聲音,有點農民翻身鬥地主的氣氛,不得不出來說自己的幾分感受。
當一個社會的民眾為何會用一種學運或示威的方法去抗爭政府呢? 不能隻是簡單地說被其他政治團體利用,原因是很複雜的,個人的,曆史的,文化的都有。這是未來學者們去研究的課題。
我記得十多年前上過的一門課,用的教科書至今記憶猶新—- 《Living with other People》, 我一直留在身邊。談到社會衝突此書這樣寫道:
Social Structures exert a pressure on our personal moral knowing and acting to shift the direction of our performance and thus our capacities for future performance. They do not supplant our knowing and acting; in fact, social forces draw upon and use the self-constituting thrust of moral action. Social forces work through our own operations of moral meaning to form our acting, which in turn forms our character and thus our capacities for future action. What is distinctive about social forces is the way in which other people’s operations of knowing and acting come into the orbit of our own conscious life to shift the orientation of our own knowing and doing and to shape our sense of identity, our image of ourselves as persons. Because we are Creatures of meaning, our capacities for action are formed in large measure by the ideas we have about ourselves, and it is these ideas that are most powerfully communicated in social interaction.
抱歉,因為沒有中文版,你可以自己借Google Translator 翻譯(相信來北美數年的人,這段文字是小菜一碟)。 大意是說這些運動和衝突的後麵其實是人們最深處Identity 的衝突。 我是香港人,還是中國人? 長期以來,香港人有自己的獨特的Identity,相信這次衝突後,這個問題會加劇。
“in our efforts to become our own persons, we not only take on our parents’ particular ideas about ourselves, we also appropriate generalized notions of identity , personhood, and self-worth that are implicitly communicated and reinforced through the social routines of our culture. “
我們總是把自己所認知的價值觀強加給別人,從不考慮“他人”和“我們”的不同處。如何和他人相處,而不是硬要別人站在自己的立場,這恐怕是這個世代麵臨的最大挑戰,也是對我們自己最大的挑戰。單純講政治和經濟是行不通的, 人類隻有上升到形而上的層麵去思考這些問題,才能找到根本性的出路。我喜歡登山寶訓的那句話:“你們用什麽量器給人,也必用什麽量器給你們”。
誰弄髒了香港這塊“靚玻璃”? 張三李四還是王五,答案恐怕隻有天天使用這塊玻璃的香港居民才能回答。還是聽聽他們的聲音吧!
2012-06-07
奧巴馬在訪問澳大利亞前,在白宮接受澳大利亞電視采訪時,針對中國的迅速發展,終於把美國人的真實想法說出來了。奧巴馬通過電視鏡頭向全世界明確宣布:如果10多億中國人口也過上與美國和澳大利亞同樣的生活,那將是人類的悲劇和災難,地球根本承受不了,全世界將陷入非常悲慘的境地。美國並不想限製中國的發展,但中國在發展的時候要承擔起國際上的責任。中國人要富裕起來可以,但中國領導人應該想出一個新模式,不要讓地球無法承擔。
"請您認真看一下所附的采訪視頻就會發現,雖然奧巴馬這個講話很短,但是含義十分明確:
第一:地球承受不了10多億中國人享有與美國和澳大利亞同樣的生活,哪怕是中國人用自己的資源也不行,中國必須在美國和澳大利亞的生活方式之外另外選擇一種生活模式,選擇一種不消耗地球資源的生活和發展模式。至於到哪裏才能尋找到這樣的生活和發展模式,美國不管也絕不阻礙其發展,隻是地球絕不允許中國人過上美國那樣的富裕生活。
第二:奧巴馬聲稱,中國領導人會立刻無條件地立刻同意他這個觀點。顯然,奧巴馬這裏所指的中國領導人,肯定不包括想要“用足機遇”的胡錦濤主席等中國領導人,因為“用足機遇”這四個字的含義,本身就意味著要實現國家複興和民族崛起,否則,根本談不上用不用足機遇的問題。至於會立刻(注意是立刻而沒有絲毫遲疑)同意奧巴馬觀點的中國領導人是誰,奧巴馬沒有說出來,我們也就無需進行猜測。
第三:奧巴馬要求中國必須承擔起大國責任,這個大國責任究竟是指什麽?奧巴馬除了“解決環境汙染”這樣一句無關痛癢的話之外,沒有進行任何明確解釋,但是如果結合奧巴馬談話的主題來看,這個大國責任的內容很清楚,就是絕對不能讓10多億中國人擁有富裕生活,因為這會對地球和人類構成災難性威脅。
大家千萬不要輕看奧巴馬對中國的這個警告和威脅,如果把碳排放市場、轉基因主糧、股指期貨等措施與奧巴馬的這個警告聯係在一起,就會發現這絕不僅僅是奧巴馬個人的看法,也絕不僅僅是美國精英集團的看法,而是整個盎格魯·撒克遜精英集團的共識和戰略。早在世界人口隻有40多億的數十年前,作為悲觀派經濟學代表的羅馬俱樂部就曾經預言,如果全世界40億人(目前已是60億)都過上美國那樣的富裕生活,至少需要20多個地球資源,而我們隻有一個地球。要保證地球資源不會枯竭而又要維持盎格魯·撒克遜人的富裕生活,在客觀上就隻有一個選擇:
迫使其他國家改變發展方向,絕對不能達到西方生活水平。中國就成為盎格魯·撒克遜人最成功的實驗,一方麵,無限製地消耗中國的資源,西方二十多個發達國家十多億人口,家家都有中國產品,中國完全變成了西方發達國家的資源基地;另一方麵,又通過市場化改革把中國絕大多數人口牢牢鎖死在貧困狀態,保證中國絕大部分資源隻是源源不斷地供應發達國家。
所以,當太平洋和大西洋所有航道上幾乎塞滿了裝運中國貨物的輪船時,美國等西方國家從沒有想到中國乃至世界的資源枯竭問題,而是津津樂道地稱讚中國改革開放的偉大。可是現在,中國想要改變發展方式,把這些資源用於改變本國老百姓的貧困生活時,美國等西方國家卻提出了資源問題,提出了碳排放問題,提出了對地球和人類的威脅問題——甚至連中國是不是依靠自身資源實現富裕生活都不管——隻要是過富裕生活就是對人類和地球的威脅。
世界上有不講理的,可是沒有見過如此不講理的。中國把自己的資源幾乎無償地送往美國等西方國家,就是改革開放的偉大進步;如果把自己的資源用於自己人民的生活,就是人類的災難,就是對地球的威脅,就是全世界的公敵。如此不講道理的欺負人,可以說是古今中外莫此為甚。中國人一定要高度警惕目前美國製造這種輿論的嚴重性,目前美國認為中國人追求富裕生活是對人類和地球的災難性威脅,比當初指控伊拉克擁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比當今指控伊朗擁有核武器等,還要包藏更大禍心,並且會造成難以想象的恐怖後果。道理很簡單,即使伊拉克或伊朗真的擁有核武器,也隻是威脅到一部分國家和一部分人口,而奧巴馬認為10多億中國人的富裕生活,威脅到的將是整個人類和整個地球。
奧巴馬對中國的恐怖性警告再次證明了金融危機以來我們的基本判斷:和平與發展的戰略機遇期已經結束,世界將要再次陷入危機和動蕩,美國等西方國家已經做好了向中國轉移危機和矛盾的準備,準備把中國變成向新經濟時代過渡的曆史墊腳石,就像當初把印第安人變成向工業化過渡的曆史墊腳石一樣。現在奧巴馬的警告,將很快變成西方國家乃至整個世界的輿論共識,中國將如同19世紀末20世紀初一樣,再次成為西方國家的共同打擊對象。從現在起,中國必須堅決放棄幻想,立刻調整戰略,做好應對準備。"
轉自:http://sx.bbs.house.sina.com.cn/thread-851846645512163.html
不用多說,看看香港同胞到底要什麽,再來慷慨激昂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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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文大學教師詳細解釋“占中”事件的來龍去脈
文:梁啟智(在香港中文大學上班。職責是透過推動公民與社會參與,促進學生的成長。這是一份好工作。)
問題1:香港發生什麽事了?
答:香港人現在正以和平方式爭取一個平等和開放的普選方桉。《基本法》規定香港的行政長官最終由普選產生,而人大常委於2007年也決定了香港最早可於2017年實行普選,現在香港人對普選的期望正正是基於這些承諾。現時香港的行政長官由一個1200人的選舉委員會選舉產生,候選人隻要得到當中601人的支持便可以當選,整個過程和香港的民意沒有必然關係。
許多人認為這1200人不能代表所有的香港人,因此要求改變選舉製度。然而人大常委於2014年8月31日的決定卻列明日後就算實行一人一票普選行政長官,參選人也一定要先經由同樣是這1200人出任的提名委員會篩選,要得到當中的過半數支持才可以成為正式候選人。換言之,香港人爭取普選是因為覺得這1200人沒有代表性,現在改革的方桉不單止沒有換走這1200人,反而給予他們更多的特權,香港人感到被忽悠了。
問題2:我不明白。這1200人的委員會到底是什麽的一回事?
答:這1200人的正式名稱是選舉委員會,而人大常委則決定要讓他們成為普選行政長官時的提名委員會。這1200人的代表性是現時爭議的其中一個核心。首先,香港現時有超過350萬選民可以在立法會和區議會選舉當中投票,但是可以直接參與產生選舉委員會的選民卻不足24萬。也就是說,一開始就已經有300多萬人是這個選舉委員會所代表不了的。
再細看選舉委員會的組成,則發現它的代表性是極不平均的。舉個例,委員會當中有30人是教育界的代表,由中小學的教職員選出,而登記在教育界的選民共有81831人。委員會當中又有60人是漁農界的代表,香港是一個現代城市,漁農業隻佔人口和經濟產量很少的部分,現在隻有4千多人的工作是和漁農業相關的,但漁農界的代表卻竟然比教育界多一倍。更大問題的是這4千多名漁農業工作者其實是沒有資格投票選出那60個代表的,隻有政府認可的158個「投票人」才有資格。為什麽選舉委員會的代表組成要這樣分配,誰才有資格成為「投票人」,基本上都是上屆政府說了算,這點就足以決定這個委員會的組成不可能是公平的。
選舉委員會當中有不少界別是以行業劃分的,例如飲食界、旅遊界和出版小組等等,但這並不代表從事這些行業的人都可以參與,而是隻有這些行業的老闆可以參與。這種安排產生了兩個問題。首先,有意種票的人可以給錢開設很多間的空殻公司,便能夠增加在選舉委員會的影響力。第二,選舉委員會明顯地向商界傾斜了,參選行政長官必須要先討好商界而不是香港市民。
問題3:香港是資本主義社會,選舉製度向商界傾斜也是應該的?
答:選舉製度向商界傾斜不利於香港資本主義的發展。資本主義往往會拉闊貧富不均,而過度的貧富不均會引發社會的不穩定,需要政府適當的介入來維持。香港過去十多年機的貧富不均已經越來越嚴重,為社會增加了許多不穩定的因素。一個向商界傾斜的政治製度會訂出很多短視的政策,引發社會不穩定,最終其實同樣不利營商環境。資本主義的另一個條件就是公平的市場環境,而民主製度是掃除貪汙腐敗的重要條件,所謂向商界傾斜很容易會變成向個別利益集團傾斜,市場也就變得不公平了。
其實環顧全球運行資本主義的國家和地區,其經濟和政治製度雖然有所差距,但公平的政治製度也是必須的。香港現在已列全球裙帶資本主義的首位,這樣的製度隻會於短時期內有利於一小撮人,對其餘所有人也是不利的。 - See more at: http://blog.creaders.net/yubujie/user_blog_diary.php?did=193032#sthash.R4wiqaEm.dpuf
一個國家, 即使英格蘭vs蘇格蘭, 也沒有如您所說的方式
除國防外交外,一切事物由香港人民自己決定,中央政府不得插手。
Now:
香港 People are speaking!
The Government must be listening!
Democracy is working!
香港 People are great Peop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