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老師是北京來的雙語老師,她教的是ELL(English Language Learner,英語初學者)。她告訴我,朱麗葉上任後老找她的茬,還當著學生的麵說她這麽重的中國口音怎麽教得好英文,這使她很難過。潘老師覺得朱麗葉是故意針對我們中國老師的。
我說:“中國老師有中國口音有什麽奇怪的,拉丁裔老師一樣有西班牙口音,甚至西雅圖也有菲律賓口音。”
我覺得,當初學校錄用我們的時候,都已經考慮過我們的口音問題是否在可接受的範圍,朱麗葉是不應該在口音上找茬的。
潘老師問我朱麗葉對我怎麽樣,我說:“過不去倒沒有,也沒說過我的英文有中國口音,不過,她來我的課室搞過幾次成功的政變卻是事實。”
潘老師不明白我說什麽,我告訴她朱麗葉幾次來我的課室,打斷我的教學,給我的學生上課的事。
我說:“朱麗葉不由分說就把我趕下台,她自己上台去講課,這她上台我下台的事實,不是政變是什麽?當然這隻是教學政變而不是軍事政變,不屬於嚴重政治事件。”
潘老師感到很驚奇:“有這樣的事?你被人欺負成這個樣子,一點都不生氣,還有心思開玩笑。”
我很無奈:“那還能怎麽樣,難道我要當著學生的麵和她爭吵,來個反政變嗎?”
潘老師倒很認真:“我們必須開始反擊了,要不,我們哪一天被她陷害或者被無緣無故炒魷魚,都沒有人知道事實真相是什麽。”
我問她:“怎麽個反擊法?”
她說:“你願不願意和我一起去西雅圖那裏投訴她?”
我猶豫了一下:“這樣會不會把事情鬧大啊?”
她說:“希望不會,但如果我們還不吭聲,可能朱麗葉先出手,造我們的謠來誣陷我們,那我們就很被動了。”
我想了一下,覺得潘老師說得有道理,就說:“好吧,那我們就一起去投訴她。”
潘老師投訴朱麗葉如何歧視中國老師,很多細節讓我很吃驚,是我第一次聽到的。對比之下,朱麗葉對我已經是夠客氣的了。
潘老師說完之後,我也把朱麗葉投訴了一番。
西雅圖表示她會重視我們的投訴,而且她明確表示,如果我們反映的是事實,朱麗葉的所作所為確實是一種歧視性的行為,是不能容忍的。她會向學校反映,為我們主持公道。
自從我們投訴了朱麗葉以後,朱麗葉確實再也沒有找我的茬,但依然有時來我的課室搞一下“政變”,把我“趕”下台去,她自己上台去過一下當老師授課的隱。
我隻能這樣理解她,就是可能她當老師已經當上了癮,像一個吸毒的癮君子一樣,一下子戒不了,總要來個情不自禁吧。
潘老師跟我說,朱麗葉依然歧視她,她要再次去投訴。
我跟潘老師解釋說,朱麗葉已經收斂了很多,隻是有時來我的班裏情不自禁地給學生授幾分鍾的課而已,看來她也沒什麽太大的惡意。說真的,我還可以看看別人是怎樣上課的,說不定還可以從中學到點什麽,我不想再投訴她了。
其實,朱麗葉工作是很努力的。我上班的時候,我見到她已經在辦公室忙開了;我下班的時候,我見到她仍然在辦公室裏忙著。
我細細地回想一下認識朱麗葉的這些年,我覺得朱麗葉並不壞,完全不是三文魚那一類人,隻是她不懂得如何處理人際關係,更不懂得如何當一個基層官。可能她真的是為了想把工作做好,但卻總以為她自己是最高明的,要不時地示範給別人看。殊不知,她這樣做,一方麵對任課老師不尊重,另一方麵擾亂了任課老師的教學秩序。說到底,她隻是一個天真不可愛的人。她這種處事方式,實在是太幼稚,隻會到處樹敵討人嫌。
漸漸地,我開始同情起朱麗葉來。
每年一次的教職員工作成績評估又到了。這是由各部門的主任來做的,然後就直接交給人事部存檔。西雅圖對我說,如果朱麗葉給我不公平的成績,要及時告訴她,她一定為我討回公道。
評估成績出來了,朱麗葉竟然給了我90分。這是一個很高的分數,是整個教務部門老師當中的最高分。當然,有很大比例是由電腦記錄算出來的客觀分,隻有小比例是朱麗葉的主觀分,就算她故意報複我,也減不了我多少分。從評分上看,她還是公事公辦,並沒有對我公報私仇。西雅圖再次問我,朱麗葉有沒有給我不公平的評分,我告訴西雅圖,朱麗葉給了我90分,我很滿意。
兩個數學老師要教三個數學班的工作量,使比特老師和我都整天忙個不停,幾乎連喘氣的機會都沒有,我們兩個班的數學及格率都在持續下滑。比特老師不停地向朱麗葉、西雅圖、蔡校長要求增加一個數學老師,很多時候他都叫我和他一起去說,兩個人說總比一個人說更有力度,其他老師也一個個站出來聲援我們。他們覺得學校既然能減少數學老師,同樣也會跟著裁減其它科的老師。美國人在爭取自己的合法利益方麵所表現出的勇敢和團結,實在很令我感動。相比之下,中國人就顯得太過於膽小怕事,逆來順受。出於各方麵的壓力,學校終於聘請了一個新的數學老師。
越來越多的人投訴朱麗葉,各個部門的都有,有老師,有行政人員,也有學生,這些都是比特老師告訴我的。
他跟我說:“看來朱麗葉要大難臨頭,沒多少日子了。”
“有這麽嚴重嗎?”我不大相信。
他馬上改口:“我隻是隨便說說而已,可能沒那麽嚴重。”
聖誕節前十天,我們剛上班,才早上七點半鍾,西雅圖通知所有老師,立刻到教務會議室開會。西雅圖宣布朱麗葉不再是我們學校的工作人員,暫時沒有人是教務主任,西雅圖臨時兼管日常的教務工作,直到新的教務主任上任。她還對老師們宣布,如果我們當中誰對教務主任的職位感興趣,可以現在就遞交申請,人事部當天就要對外登招聘廣告。
我想不到,朱麗葉這麽快就被炒掉了,她隻當了五個半月的教務主任。
當然,她也不能重新回到教師的崗位上。學校的人事政策規定,每個雇員都是隻能上,不能下,也就是說,如果你升職了,你就沒有資格回到你升職前的崗位上。如果你升了職卻不稱職,你就隻好卷包袱走人。所以,在你申請升職之前,你必須再三考慮你是否真的勝任這個職位。
在美國,不管是小官還是大官,任何時候都在公眾的監督之下,並不那麽容易可以讓當官的為所欲為的。一個官員,不管是為了公還是為了私,都不能激起民怨。不懂得這一點的官員,隨時都會被免職。
比特老師對我說:“美國所有的官職,都是個危險的職位。”
從朱麗葉的被辭退中,我看到了在美國當個基層官的危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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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是不明白為什麽的,如果他們懂得判斷為什麽,教他們四舍五入就是輕而易舉的事了,根本就用不著這麽費精神。
校長說誰都沒有權去改變規矩,浪費人力物力都得按規矩辦事。
這才是教育的目的,要默默耕耘,不需要炫耀。
不需要解釋為什麽,叫他們就這樣做,就行了。
願上帝多多賜福給你和西雅圖全家。
你真厲害,已經知道我下一篇說些什麽。
我覺得,沒有耐心,還是別當老師。耐心不夠,心情就不好,工作也不開心,還誤了學生。
在美國會碰到很多大腦發育和別人不太一樣的孩子,教師的耐心會給他們多得多的機會。哪怕是這樣20歲的年輕人,可能大腦再也發育不到正常水平,但郭老師的尊重,能讓這些年輕人不喪失信心,善於使用工具,把數學繞過去。
話不能這麽說,應該同情他們才是。
沒辦法,拿人工資,好要幹,不好也得幹。
其實他們也真逗的,讓人忍俊不禁。
教條和死板,什麽人都一樣,不僅僅是美國人,在“法律”和“規定”麵前,也隻能遵守。
夠難的。
您還挺幽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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