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裹著胞衣出世的孩子
廈門的老朋友特地給我發了一組廈門火車站的今昔照片。照片中， 1957年剛剛建成的廈門站隻是全木結構的一排小房子，月台上停靠著讓人懷念的蒸汽機車。1984年，火車站新建的大樓投入使用，它是梧村田園中的一棟壯 觀現代建築，周邊還有不少農田。站在火車站的高處，梧村社的田園風光盡收眼底，往遠眺望是水波瀲灩的沅當湖。2014年，廈門火車站進行封閉改造，舊站房 進行爆破，拆平，隨後重建。今天，全新的廈門火車站以時尚的造型與四周的高樓大廈和諧相融。
看完這一組老新照片和文字說明，我心中悵然若失，又一個記憶中的老式建築 從我熟悉的城市裏徹底消失了。
我的關於舊時光的很多記憶，是和老式的冒著黑煙的蒸汽火車聯係在一起的。
我和母親一樣，天生有嚴重的暈車症。小時候，我隻要一坐上散發著難聞的汽油味的長途汽車，不出一小時，胃裏便翻江倒海，吐得七葷八素。所以我們母女一出遠門，能坐火車的，就盡量坐火車，哪怕多繞點遠路。
第一次回爸爸的故裏廈門，是媽媽帶著我去的，從福州到廈門坐了十五小時的火車。
媽媽放了一條鬆軟的毛巾在她的大腿上，讓我枕著，蜷縮在硬臥車座上舒舒服服地睡一覺。
半夜三更經過沙縣和三明一帶，我習慣性地醒來，因為過去通常要在這裏下車，然後搭乘長途汽車去閩中山區的一個小村子探望外公一家。那次醒來後，眼前的景象令我炫目。從半開的窗戶探出頭，我發現列車正在山腰上盤旋行進，黑漆漆的穀底是家家戶戶的窗口發射出的黃黃的微弱的燈光，溫馨而柔和，刷的一下，照亮了我的心房。這是在遠離城市的喧囂之外，靜謐世界裏的燈光，沒有霓虹燈那樣絢麗多彩，也不像福州南後街掛的燈籠那樣充滿著喜氣。它散發出的是昏黃暗淡但卻溫和的光，像是在安慰一顆顆不眠的靈魂。
我不由得看呆了，坐在車窗旁一夜無語。清晨時分，火車到了廈門。媽媽用小梳子梳好我的散亂的頭發，給我換了一件花衣裳，說要把我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去見阿祖（閩南方言，曾祖的意思）。
阿祖家在大中路，廈門第一百貨的斜對麵，和著名的中山路是交叉的。我的曾祖母將近九十高齡，幾年前摔成粉碎性骨折，雙腿打了石膏，隻能半靠在床上，不能行走。爸爸的幾個兄弟還未分家，和他們的祖母住在一起。
曾祖母見到我們母女很高興，但她隻會講閩南話，和隻懂福州方言的我們無法交流。每次她和媽媽說話，都要靠家裏的保姆做翻譯。曾祖母篤信算命，很自豪地對媽媽說，她是宰相命，這輩子兒孫滿堂，享不完的福。
她是絕對有底氣說這樣的話的。她的女兒（我的姑婆）嫁給鼓浪嶼金融世家的四少爺，解放後姑婆舉家遷往新加坡，她的夫君是南洋赫赫有名的富商。姑婆孝順，每個月都寄給自己的母親兩百元人民幣做生活費。曾祖母靠著這些錢養大了我的早逝的爺爺留下的幾個未成年的孩子。我不知道五六十年代兩百元的購買力有多大，隻知道當時像爸爸這樣的大學生每個月的工資隻有五十多塊。後來我和老公結婚，提到每個月200元的僑匯收入，老公嚇了一跳，說毛主席當年的月工資才400元，我的曾祖母真是太有福氣了。
曾祖母很疼愛我的父親，很自豪地告訴媽媽，爸爸是帶著胞衣出生的。所謂胞衣，就是孩子出生時全身裹著一層半透明的薄膜，必須將薄膜捅破了，才能取出孩子。父親出生的時候，奶奶疲憊得昏睡過去，曾祖母視力不好，抱著孫兒，看不清那層胞衣，沒有及時捅破。待醫生趕來，發現小嬰兒滿臉通紅，在胞衣裏拚命蹬腿掙紮，幾乎要窒息了。閩南老一輩的說法：裹著胞衣出生的孩子世間罕見，必將大富大貴。曾祖母看好我的父親有輝煌的人生，不無得意地在自己的孫媳婦麵前誇耀。而媽媽隻是淒涼一笑，用剛剛學會的蹩腳的廈門話回了一句：“什麽好命？我看是歹命（閩南話，命運不好的意思）。”
那時我們家的境況並不好，母親重病長期休養在家，每月隻有可憐的一點點安慰性的工資，全家靠著父親的工資以及南洋姑婆的匯款支撐著，而且下鄉的黑五類外公外婆一家也要靠我的父母接濟。爸爸每日起早貪黑，買菜做飯做家務，照顧老婆這個重病號和兩個小女兒，還有繁忙的工業設計工作，瘦得皮包骨，雙手青筋暴露，全然看不出一副好命相。
媽媽的反駁讓曾祖母很不高興，但她還是熱情地招待我們。大白天，我們母女倆在頗有特色的中山路上閑逛。從曾祖母家走到廈門輪渡隻要五分鍾，興致來的時候，媽媽就帶我坐輪渡去碼頭對麵的鼓浪嶼遊玩。鼓浪嶼是全國唯一的一個“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的美麗的島嶼，那裏的舊式建築很別致。
和我的出生地福州相比，廈門在種種生活細節上都透露出一股精致和雅氣。廈門的糕點和蜜餞比福州的精細好吃。中山路上賣鮮果和仙草凍的小攤，往往在切好的水果和剛剛製出來的仙草凍上蓋著白色或綠色的網狀食物罩，防止蒼蠅和其他飛蟲的叮食。而一到夏天，福州滿大街的西瓜攤，現開現吃，西瓜皮扔了一地沒人打掃，蒼蠅蚊子滿天飛。
我們母女倆在廈門小住半個月後，爸爸也帶著妹妹從福州坐長途汽車回故鄉與我們會合。他帶著妻女三人又去了一趟鼓浪嶼，找到日光岩腳下的一座幽靜雅致的小院，指著滿院花草和保持良好的二層小木屋對我們說：“這是我小時候住的地方。我的父親在世時是銀行的襄理，這是銀行給他安排的員工宿舍。父親過世後，銀行來收房子，我們隻好搬走了。”
我驚得目瞪口呆：原來解放前銀行的襄理（相當於今天的行長助理）有這麽好的待遇。長大後讀到舊社會的小說，書中提到在銀行工作是一份美差，我聯想到爺爺的小別院，有了一份感性的認識。
小小的我去了幾次廈門，就深深迷戀上了這座小城。我對爸爸說：“長大後我也不考北大清華了，就讀廈大吧。”
那時我是全班的學習尖子，福建的老師們拚命鼓動小小孩要懷大誌下苦功，似乎隻有北大和清華方為才子才女們的終極目標。好風熏得遊人醉，去了廈門，我所有的雄心壯誌也煙消雲散，一心隻想回老家求發展了。要知道，當時的廈門隻是東南沿海的軍事重地，沒有重工業，更沒有人會料到它在若幹年後被劃為四大經濟特區之一，成了人人趨之若鶩的國際性海港城市。
（二）我的老婆是賭聖
十八歲的我終於如願考回老家讀大學。因為我的嚴重暈車的毛病，我的幾個同時考上廈大的中學校友舍命陪君子，幾乎每年的寒暑假，他們都陪我坐十五小時的火車往返於福州和廈門之間。我們在火車上通宵不睡，打撲克牌，看小說，戴著耳塞聽“小寶貝”（即日本產的隨身聽）裏放出的流行音樂。從中途（南平，沙縣，永安，三明，邵武等地）上下車的廈大學子很多。不管之前認識不認識，隻要一提到是廈大的，大夥馬上就湊在一起聊天和打牌，好不熱鬧。
我就是在這種情形下做了“長樂尾”（福州人對長樂人的戲稱）錦哥的唯一一個關門女弟子。
大一那年放完春假回校，剛剛在車廂內坐定的我環顧四周，發現坐在旁邊的和對麵的是三個戴著眼鏡的十八九歲的男生。我主動與他們聊天，原來他們全是廈大財經係的，與我同級，其中一個是福州二中的，一個是福州四中的，還有一個是長樂二中的。我也自報家門，說自己是福州一中的，讀外貿專業。
火車起動不久，我的牌癮就犯了，從隨身的手提袋裏摸出一副撲克牌，向三個男生發出邀約：“這一路挺無聊的，我們來打四十分吧。” 三位男生沒有想到外表斯文白淨的我竟然會打牌，先是麵麵相覷了十幾秒，接著同時樂了，露出調皮的神色。
我和長樂二中的錦哥搭檔，與兩個福州大男孩“廝殺”起來。
玩了一個通宵的牌，又一起結伴回廈大校園，我以為和這幾個男生的交情就此結束了。
一個月後，我在芙蓉十（廈大男生宿舍樓之一）旁邊的食堂吃晚飯，錦哥突然出現在我眼前。他滿臉堆笑，說自己在食堂門口探頭探腦好幾天，總算把我找到了。他問我願不願意做他的搭檔，到他的宿舍打牌。他的宿舍在芙蓉十的一樓，我每天放學去食堂都要經過的。
我從小牌癮就很大，在福州一中讀文科班時，每天公然帶著撲克牌上學，在校寄午膳時，把好幾個男生“拖下水”，和我一起切磋牌技。班主任曾經在教室裏當場沒收了我的撲克牌，可我仗著自己是學霸，校園裏有“午膳時間由學生自由支配”的不成文的規定，第二天又帶了一幅新的撲克牌，照玩不誤。小小撲克牌，被我們幾個中學生玩出了乾坤大世界，既鍛煉了毅力，又啟迪了智慧…… 我和幾個牌友都如願考上了心儀的重點大學，即今天的985。
我在廈大留起了瓊瑤小說中的女主角最愛的披肩發，足蹬半高跟黑皮鞋，穿著各種款式的短裙和長裙，每日纖纖碎步。好容易裝模作樣做了半年多的淑女，半路卻殺出個錦哥，在他的鼓動下，我的牌癮又發作了，從此經常在晚飯後去他的宿舍打牌，吆喝間斯文掃地。廈大學子們已經開始時髦用兩幅撲克牌打八十分了，錦哥做我的師傅，教我玩比四十分更刺激的八十分，還有頗為流行的“關牌”（爭上遊的一種）。
時間一長，錦哥的幾位室友偷偷告訴我：錦哥牌藝精湛，幾乎打遍廈大無敵手，已經到了獨孤求敗的地步。他脾氣大，嘴臭，對家一出錯牌，他就破口大罵。和他搭檔的幾個男生都被他罵出心理陰影了，再也沒有人願意和他組局。他們“威脅”錦哥，除非他能到外係找到新的搭檔，否則永遠不要加入宿舍的牌局。錦哥沒轍，忽然想起了在火車上與他“出生入死”的我。他找到財經係的某福州一中男生，問：“那個福州一中的，外貿係的女生，很會打牌，戴著眼鏡的，是誰啊？怎麽找她？” 我在中學的校友圈裏已經是出名的女“賭聖”，那中學校友從錦哥隻言片語的敘述中馬上猜到是我，於是報上我的名字和我經常光顧的那家食堂的名字，這才有了錦哥三顧食堂請我“出山”的典故。
我的牌藝遠不如錦哥，一開始他念在我是女弟子，不好意思張口罵人，隻好耐著心調教。漸漸地，他的“狐狸尾巴”也藏不住了，見我偶爾出了幾次臭牌，氣得滿麵通紅，把手裏的牌狠狠往桌上一摔，起身欲拂袖而去。我非但麵無愧色，還板起臉來教訓師傅：“你啊，心胸狹隘到沒朋友了！”錦哥忽然意識到，如果把我“得罪”了，他就再也找不到搭檔，於是隻好按捺著怒火繼續與我並肩鏖戰。
大學畢業後，我被分配到福建省外經貿委的下屬外貿公司。與幾位男同事玩了幾回關牌，我驚訝地發現自己儼然是笑傲江湖的女俠了。我與省外經貿委的第一男子高手較量好幾個幾小時，最終打成平手，令他刮目相看，因為在此之前，幾乎所有人都是他的手下敗將。緊接著，某位中學理科班的男生又帶著我去楊同學家玩。楊同學是鐵路局的世家子弟，住在鐵路員工俱樂部隔壁，我們因而享受了無數次免費打乒乓球的福利。打完球後，我們又逗留在他家打撲克牌，還常常被他的好客的父母留下來吃晚飯。我好勝，喜歡贏，每次都厚著臉皮要和高手楊同學搭檔。我在球桌上和牌桌上是絕對不溫柔的，贏了哈哈大笑，還肆無忌憚地冷嘲落敗的男生。我與楊同學搭檔從未有過敗績，創下了福州一中建校以來的
輝煌紀錄（如果打牌也能被錄進校史的話）。
很多年以後，遠在加拿大的我突然收到了楊同學從廣東發來的一封情書，原來早在我第一次上他家時，他就淪陷在單相思裏了。他頭一次知道，賭聖不一定全是那種沉穩老辣的女人，賭聖可以如此青春洋溢，滿麵青澀俏皮的模樣，而且說起話來語速極快，帶著些微福州口音。
與他音訊隔離的那八年裏，我經曆了異國風霜，品嚐了愛情的甜蜜與酸澀的滋味，對人生有了更深的一番領悟。我相信了他在情書裏的承諾，能在牌桌上給了我無數安全感的男人，也會在生活中為我翻出一手好牌，創造無數驚喜。我倆很快就情定終生，約好了再賭一把，這一回玩得大大的，用我們的青春和熱情做籌碼，看看是否成就一段美滿的姻緣。
他追隨著我，把家安在了加拿大，我們與父母住的很近，方便互相照顧。我曾祖母的預言 - “裹著胞衣出生的孩子必將大富大貴”，也在某種程度上實現了。我的父親在加拿大過完八十大壽後，對我們兩姐妹說：“我這輩子隻要有兩個女兒就夠了，你們才是我的無價之寶，我最大的財富。” 每個人對富貴有著不同的定義，父親做了半輩子清寒的高級知識分子，視金錢名利為過眼雲煙。太太年輕時身患惡疾竟然得以痊愈，女兒懂事孝順，家庭和睦－ 這才是父親的最大追求，上天一一給足了他。
父親纏綿病榻時，我開始籌劃寫一部以家族故事為藍本的長篇小說。2016年底我回福建采風，與錦哥重新聯係上了。錦哥發了福，改了以往的臭脾氣，一幅笑容可掬的模樣，據說是福建省銀行界牌技最高的行長。他熱情地安排他的大哥良福做我的向導，一起去探訪我的外公外婆的長樂老家。我回溫哥華後，良福大哥在長樂林氏宗親會的協助下，找到了我的失聯幾十年的長樂表舅，竟然發現表舅媽是他的宗親。
這就是緣份的奇妙之處吧，愛情往往不是待你長發及腰、備好紅妝時如約而來的。上帝那雙神奇的手，在你幼年時先給你弄個嚴重的暈車症，一出門就麵色慘白狼狽不堪，於是隻好灑一段舊時光在九曲十八折的鐵軌線上，沿途的風景，遇到的人，最後成就了你今後的美麗人生。大學畢業後我在中國跑業務的那幾年，不得不經常性地坐大巴去泉州工廠，汽車坐的多了，嚴重的暈車症竟然不治而愈。從此，我再也不願意坐耗時間的火車。那段隨著老式的蒸汽火車在福建丘陵蜿蜒山路上盤旋，略顯悠長難遣的時光，嘎然而止。
我和先生在國外難逢旗鼓相當的對手，對撲克牌失去了興趣，金盆洗手，從此退出江湖。可他還時不時回憶起老婆大人當年在牌桌上英姿颯爽的嬌容，好幾回開心得笑出聲來。他引用了明代著名學者張岱的一句話，“人無癖不可與交，以其無深情也。人無疵不可與交，以其無真氣也。” 他對真性情的女賭聖沒有抵禦能力，心甘情願被她俘獲。
兩顆快樂的心共同生活，往往事半功倍。如果愛情和婚姻是一場賭博，那就盡最大力量讓它神奇化吧，達到人人心向往之的境地。走到最後，贏多輸少，結局就是幸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