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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個兒子上的是天主教會學校,早上準八點半舉行全校性的晨禱,十分鍾後正式上課。教學樓裏的揚聲器首先播放加拿大國歌,全體師生起立唱國歌,然後校長來一段幾分鍾的宗教祈禱,通過喇叭傳到各個教室。祈禱結束後,所有的孩子都要一邊念著“With the name of Father, Son and Holy Spirit, Amen"(以聖父聖子聖靈之名,阿門),一邊在胸前比劃十字。
我是早起的鳥兒,通常提前十五分鍾就將兩個孩子送到學校,不到八點半就離開了,很少碰上學校的晨禱儀式。最近老油條了些,掐著鍾點離開家,好幾次是剛剛安頓完孩子,國歌就響了。所有送孩子到校後還來不及離開的家長都自覺地站在走廊裏靜聽國歌,畢恭畢敬地跟著做晨禱。我不好意思拔腿就跑,也隨大流肅立在人群中,順便聽聽校長到底在祈禱些什麽。
某一天,他為世界上所有貧困的人祈禱,希望孩子們不要以貌取人,在學校裏互相友愛。第二天,祈禱的內容又變了,希望孩子們感恩幸福的生活,不要忘了通過行善傳主之福音。祈禱詞裏絕對沒有什麽豪言壯語,更像我們平時對孩子們的諄諄教誨,而且容易做得到。不像我的學生時代,動不動就是“起來,饑寒交迫的奴隸,因特耐雄耐爾一定能實現”,結果還沒等到我們這些接班人去垂死的腐朽的資本主義世界宣揚偉大的共產主義理想,我們的東歐好兄弟們就個個變節,投入敵營了。接著,一陣移民風刮來,無數的中國人前赴後繼來到西方世界,在“好山好水好無聊”的加拿大實實在在地過起日子來。
我上中學時,每個周一清晨要進行愛國主義教育,全年段師生集中在大操場,奏國歌、升國旗,然後是愛國主義宣傳,一派豪言壯語。愛國演講過後,會風一轉,段長開始當著大家的麵批評表現不好的學生了。黑名單上的有偷竊的、打架的、在校園裏騎自行車的(我們學校禁止學生校內騎車),還有早戀的(一般是不點名批評)。有一次的批評大會,段長含蓄地說起某些男女學生的友誼過了頭,班級的聯歡會後,住在西門的男同學不辭辛苦地送住在東門的女生回家,“一個東頭,一個西頭,需不需要十八相送啊?”段長尖銳的話音剛落,人群就炸了鍋,大夥兒交頭接耳,紛紛猜測誰是那兩個早戀的學生。一場愛國升旗儀式,變成八卦大會了。
我中學時代成績不錯,老實本分,情竇未開,從來不覺得自己有份上批判大會。我臉皮薄,很怕段長在批判會上點我的名,如果全年段都知道我的“惡行”,我該怎麽活下去啊!
沒想到老實人也有馬失前蹄的時候,我被段長抓了個“現行”。
那天我的腿拐了,爸爸擔心我行動不便,讓我騎他的破自行車上學。我將自行車停在校園的一個角落裏。那天恰巧又輪到我值日,放學後留下來,一瘸一拐地打掃完教室時,天色已經暗了下來,校園裏幾乎空無一人。我明知校園內禁止騎單車,但還是抱著僥幸心理,騎車往回趕,想省點腳力。才騎出一百米,段長突然從一間空教室裏冒了出來,在我身後大吼一聲“不許動”,嚇得我從車上滾了下來。
教訓了我五分鍾後,段長嚴肅地說:“你等著吧,星期一升旗完畢,我要公開點名批評你,絕不姑息。”
段長走後,我驚得連家都不敢回了,淚水不住往下流。我終於也要像那幫偷竊、打架和早戀的學生一樣,麵對冷酷的公開批評了。真不知那些“壞分子”在文革期間是怎麽熬過來的,臉皮薄如紙的我如果被揪出來批鬥,尋死的心都有了。
思前想後,我一路狂奔到教工宿舍找班主任,敲開她的門後,抱著她放聲痛哭,希望她能網開一麵。班主任拭幹我的淚水,帶著我去了段長家。我的福州話不標準,因此在校內從不講方言,很多人都誤以為我是南客聽(福州人對外地人的稱呼)。兩位老師大概也有這樣的想法吧,以為我聽不懂福州方言,當著我的麵用福州話交談起來。班主任一直在段長麵前誇獎我是品學兼優的好學生,她打算評我做三好生的,為我創造更好的條件,可以有機會被保送或推薦上名牌大學。如果我被公開點名批評,一切雞飛蛋打。再說這個女孩子一向麵子薄,被公開批評了很可能會抬不起頭來,一蹶不振,好好的一棵苗毀了。段長聽班主任這麽一說,心也軟了,客氣地放了我一馬:“我知道你腿拐了,事出有因,但學校的規矩還是要守的。這樣吧,這次不處理你了,下不為例。”
我哇的一聲又哭了,笨笨的,也不懂得說聲謝謝,推著自行車心情沉重地離開校園。
這件事我一直記了很久,心裏有小小的感動。兩個老師天性善良,在關鍵時刻保住了一位少女的自尊心。以後的人生之旅並非一帆風順的,曾被無良的老板“黑過”,被不懷好意的人用閑言碎語詆毀過,挺過這些後,情商驟增。兩個小兒的老師甚至誇獎我是少見的具有強大心理複原能力的女人,並一再追問我是如何達到今日的境界的。我沉思一陣,給了一個最簡單的答案:“信仰”。我把孩子們送到教會學校,不就是讓主的恩典早早浸潤到他們心裏嗎?
這幾次聽到小兒學校的晨禱,感覺是明媚的,沒有媽媽那個年代的虛言妄語和淩厲的批判。這種環境下成長的孩子,心態更加健康。
即使在我的少女時代,上帝還是用他看不見的雙手,送來溫柔的慈悲。我體會到了,帶著這份溫暖的記憶,一直堅持了很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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