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社會運動、一場大規模的階級鬥爭是什麽性質的，要看這個運動的領導階級是誰？它在經濟上、政治上提出了哪個階級的根本要求？整個鬥爭過程所做的經濟的、政治的任何變革，符合哪個階級的利益？在文化大革命中，上海“一月風暴”是張春橋、姚文元這樣一個官僚階層領導的，它的本質是張春橋、姚文元這個黨內政治集團打倒了陳丕顯、曹荻秋為首的上海市委，是毛澤東、林彪、江青這個黨內勢力打倒了劉少奇所代表的勢力。
上海“一月風暴”奪權的階級分析
毛澤東講，上海“一月風暴”的奪權是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的革命。“一月風暴”是一個我們需要認真對待的個案。
在文化大革命中，上海的工人奪權似乎最能證明毛澤東文化大革命的無產階級性質。因為實施上海一月奪權的雖然是幾十個造反派組織的聯合行動，從人數上講，產業工人占了絕大多數，像王洪文這樣的造反派工人起到了舉足輕重的作用。
產業工人的奪權，給了毛澤東繼續發動文化大革命的很好的無產階級的自我感覺，給了毛澤東在理論上更堅定、圓滿的論證，也使得中國的文化大革命在世界範圍內產生了更大的欺騙性。本著對曆史的誠實與負責，我們將坦然麵對這樣的理論問題。
毛澤東大概確實是把自己發動的文化大革命看成是無產階級的大革命。這裏，有必要把他在這方麵的有關論述集結在一起，看看他是如何構建自己的理論體係的。
1967年1月26日，上海工人造反派奪權後不久，毛澤東講：“接管政權是不可避免的。我們這個政府過去是上麵派去少數幹部和下麵大多數留用人員組成的政府，不是工人、農民起來鬧革命奪取了的政府，這就很容易保留封建主義、修正主義的東西。”這個講話為上海奪權做了充分的階級理論解釋，也為所有大城市的共產黨政權的構成做了概括。
共產黨解放了城市，占領了城市，派出自己的幹部，和原來的留用人員結成政府，這是1949年前後發生的事情。然而，問題的實質在於，真正掌握城市權力的，恰恰是共產黨派去的幹部，而不是原來政府的留用人員。在解放後的曆次重大政治鬥爭中，早已實現了共產黨對城市政權以及全國政權的共產黨化。因此，文化大革命又一次發動工人或者全體群眾奪取政權，其實是共產黨奪共產黨的權，是共產黨內一部分人（像林彪、張春橋、江青）在奪劉少奇、陳丕顯、曹荻秋這部分人的權。關於這一點，我們還將有更為詳細的論述。
毛澤東在理論上經常帶有“無產階級”階級鬥爭的思路。這也正是他發動文化大革命在意識形態方麵具有巨大號召力的原因。例如，他在1965年1月29日對《陳正人同誌蹲點報告》的批示中曾經這樣講道：“管理也是社教。如果管理人員不到車間小組搞三同，拜老師傅，學一門至幾門手藝，那就一輩子會同工人階級處於尖銳的階級鬥爭狀態中，最後必然被工人階級把他們當作資產階級打倒。不學會技術，長期當外行，管理也搞不好。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是不行的。”“官僚主義者與工人階級和貧下中農是二個尖銳對立的階級。這些人是已經變成或者正在變成吸工人血的資產階級分子。他們怎麽會認識足呢？這些人是鬥爭對象，革命對象，社教運動不能依靠他們。我們能依靠的，隻有那些同工人沒有仇恨，而又有革命精神的幹部。”
上海奪權之後不久，1967年2月3日，毛澤東在接見阿爾巴尼亞黨政代表團團長卡博時曾經講到文化大革命的重大意義：“群眾都發動起來，什麽東西都可以扔掉。鞏固無產階級專政，我們是樂觀的。”他還講道：“過去我們搞了農村的鬥爭，工廠的鬥爭，文化界的鬥爭，進行了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但不能解決問題，因為沒有找到一種形式，一種方式，公開地、全麵地、由下而上地發動廣大群眾來揭露我們的黑暗麵。”
在這些講話中，毛澤東體現出了他“不斷革命”思想的一貫性，體現了他的空想社會主義在政治上頑強不息的努力。他還不止一次講到聶元梓的大字報是“巴黎公社宣言”。
從這些看來十分馬克思主義化的理論中，我們卻要發現文化大革命的階級實質。認清這一點，對於我們認清中國的近代史、當代史都是有重大意義的。
我們首先分析一下上海工人階級造反奪權的情況。我們將如實剖析以“工總司”為代表的產業工人造反派的性質和特征。
“工總司”反對的是上海市委以及上海市各級黨政領導權力，而與他們麵對麵抗爭的“赤衛隊”，是以黨團員、老工人、勞模、積極分子為骨幹力量的。在這裏，顯然可以把“赤衛隊”看成某種“既得利益”的集合。
如果分析上海“工總司”造反派的成員狀況，那麽，同“赤衛隊”相比，他們有如下特征：
第一，非黨團員、非積極分子、非勞模的成員占有更大的比例。也就是說，在造反派隊伍中，政治地位高的工人少。
第二，老工人、級別高的工人、技術高的工人要比保守派的“赤衛隊”少。他們的技術水平、收入水平或者說經濟地位比保守派“赤衛隊”更低，顯得更為“無產”。
第三，出身不好的人比保守派“赤衛隊”比例更高。這是在批判了反動的“血統論”之後，上海工人造反派隊伍中的普遍情況。
第四，與廠礦或企業領導有過這樣或那樣矛盾的工人的比例，要遠比“赤衛隊”高得多。這種矛盾一般和他們是非黨團員、非積極分子、非勞模、非老工人、非高技術工人、非出身好相關，當然還有其他各種矛盾，其中包括工人階級與領導幹部的官僚主義的矛盾。
第五，在造反派隊伍中，生產勞動紀律差、生產勞動態度差、偷奸耍滑者普遍要比保守派“赤衛隊”中比例高得多。也就是說，具有各種流氓無產者傾向的工人大多參加造反派而不參加保守派。
第六，在曆次運動中受過這樣或那樣處罰的人，在造反派隊伍中要遠比在保守派隊伍中比例更高。處罰的情況是多種多樣的，既可能是受歧視、受迫害甚至是政治迫害性質的，也可能是違法亂紀及流氓作風等問題。
第七，造反派隊伍與保守派隊伍都有老年人與青年人，但就平均年齡而言，造反派隊伍一般低於保守派隊伍。
這裏對上海的造反派工人隊伍與保守派工人隊伍所做的對比分析，隻是一個大致的分析，它強調的是比例上的差異。在造反派隊伍中，也有很多黨團員、積極分子和勞模，也有很多老工人，也有幾代產業工人出身的紅五類，也有從未受過任何處罰的十分清白的人，然而，這並不能轉移我們對兩者差異的辨別。
在全國所有的工礦企業中，造反派與保守派的陣線分野，大概都存在著這樣的差異。在有些地方、有些廠礦，這種差異甚至十分明顯。相當一些廠礦的保守派，其核心力量都是黨團員、勞模、積極分子，而政治地位低下的、受過處罰的、出身不好的、與領導有過仇隙的、流氓無產者傾向嚴重的，無不在造反派隊伍之中。
那麽，毛澤東所講的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上海“一月風暴”，究竟是什麽性質？
如果上海奪權確實是工人階級奪了官僚資產階級的權，那麽毛澤東的論斷無疑是正確的，因為毛澤東指的就是無產階級推翻資產階級。在這裏，造反派工人隊伍中的種種特征都可以歸為一點：因為他們處在和官僚資產階級尖銳的對立之中，所以他們起來造反；而“赤衛隊”以保守的麵貌出現，隻不過是官僚資產階級收買的力量，“赤衛隊”具有典型的既得利益性質。
然而，問題並非如此簡單的邏輯。決定一場“革命”的階級性質的，是誰在領導？這場“革命”運動的領導階級究竟是誰？
在美國的南北戰爭中，資產階級與奴隸主階級、封建階級作戰時，也有工人階級參加，但那場革命是資產階級性質的，而不是工人階級性質的。同樣，在文化大革命中，上海“一月風暴”是張春橋、姚文元這樣一個官僚階層領導的，它的本質是張春橋、姚文元這個黨內政治集團打倒了陳丕顯、曹荻秋為首的上海市委，是毛澤東、林彪、江青這個黨內勢力打倒了劉少奇所代表的勢力。
工人階級在上海的奪權鬥爭中，隻是張春橋、姚文元借用的力量。就像文化大革命曾經借用過學生運動的力量一樣。但學生運動並不決定文化大革命的性質，他們後來該被關在學校裏訓練，就被關在學校裏訓練，該被趕到農村去，就被趕到農村去。
在“一月風暴”中，權力真正落到了張春橋這批人手裏。王洪文隻是依傍著這個政治勢力取得了自己的位置。造反派曾說陳丕顯、曹荻秋是“官僚資產階級”，其實，隨後掌握上海權力的張春橋為代表的領導集團，才是真正典型的官僚資產階級，而且有著十足的法西斯性質。
革命的性質不僅看它的領導階級是哪一個，還要看它在生產關係及所有製領域內提出和實現的變革。
上海“一月風暴”奪權，並沒有改變所有製形式，隻是張春橋這樣的政治集團取代了原來的上海市委。過去的國家所有製，表現為陳丕顯、曹荻秋的領導；現在的國家所有製，表現為張春橋、姚文元的控製。這種領導集團的變化，並沒有給工人階級帶來任何階級利益或地位的上升。除了少數像王洪文這樣的人物混入領導層之外，就整個工人階級而言，他們反而比原來少了經濟實惠，少了政治自由。當全麵專政的政治落在他們頭頂時，他們在生產關係中的地位更下降了。
因此，文化大革命在上海奪取舊市委權力的過程中，曾引起極大的社會動蕩及工人階級中近百萬“赤衛隊”的反對，而在“四人幫”經營了近十年之後被粉碎時，上海的工人階級卻顯得十分平靜，甚至歡欣。曆史告訴我們，文化大革命絕不是馬克思所說的“巴黎公社”。
撇開理論上被浪漫主義所欺騙的毛澤東，看清林彪、江青、張春橋、康生這個真正的政治官僚集團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操作，我們尤其不該蒙蔽了自己的視線。
一個社會運動、一場大規模的階級鬥爭是什麽性質的──要看這個運動的領導階級是誰？從根本上代表哪個階級的利益？它在經濟上、政治上提出了哪個階級的根本要求？整個鬥爭過程所做的經濟的、政治的任何變革，符合哪個階級的利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