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8月，毛澤東在廬山和衛士張仙朋談話，說起他有三大誌願，然而，直到直到毛澤東1976年9月9日辭世，依然是沒有能夠實現這鮮為人知的誌願。
1959年9月21，他在山東濟南濼口險段視察黃河，對山東省委第一書記舒同說：“全國的大江大河我都遊過了，就是還沒有遊過黃河，我明年夏季到濟南來橫渡黃河。”並說了一句意味深長的話：“人說不到黃河心不死，我是到了黃河也不死心。”
毛澤東對張仙朋說的三大誌願：“一是下放兩年半，去搞一年工業，搞一年農業，搞半年商業，這樣使我多調查研究，了解情況，我不當官僚主義，對全國幹部也是個推動。二是要騎馬到黃河、長江兩岸進行實地考察。我對地質方麵缺少知識，要請一位地質學家，還要請一位曆史學家和文學家一起去。三是最後寫一部書，把我的一生寫進去，把我的缺點、錯誤統統寫進去，讓全世界人民去評論我究竟是好人，還是壞人。”
其實，下放兩年半；千裏走單騎考察長江和黃河；寫一本披露自己心跡的自傳這三大誌願，表達的都是毛澤東的一種渴望，那就是試圖打破他和外界的阻隔，進而溝通中國社會實際層麵。個人威望到了至高無上的地步，普通的要求也就成了奢望。
毛澤東提出的這三大誌願，這是戰爭年代的他不曾有過的體驗。在蘇區，隻要有幾天戰鬥的間隙時間，他就會找來農民、商人、手工業者甚至地主，開調查會。本地的社會結構、風土人情乃至一塊豆腐賣多少錢，哪家的水酒最受歡迎，土布和鹽、洋火等日用品從哪裏進的貨，他都了如指掌。在延安，他光著頭，穿著和農民幾乎一樣的棉襖，走在街上。來來往往各式各樣的人和他打招呼，想停下來就停下來和他聊天，大到邊區政策的建議、小到農民罵他的一句閑話，他都能聲聲入耳。那些時侯，外有強大的敵人，飛機大炮圍追堵截，一天也沒有讓人安生過；內有不同路線的紛爭，夾雜著共產國際這個太上皇不停地指手畫腳。28年無數的艱難曲折，毛澤東是兢兢業業走過來的。他走得紮實，從實踐中來到實踐中去，一步一個腳印，步步落在實處。他從不妄誕，從不虛言，就是和蔣介石的軍事決戰，也是到了遼沈戰役後才最終提出來。
建國後不同了。戰場上的敵人是看得見的，經濟建設這個對手卻麵目不清，並且一切事情似乎都那麽順利。抗美援朝，證明美帝也不過如此；赫魯曉夫秘密報告揭開了斯大林的蓋子，看到了蘇聯存在的問題；沒收官僚資本、鎮壓反革命和土地改革這樣的民主革命任務僅僅用了3年就完成了；接著，通過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全麵改造、在中國確立社會主義製度這樣的大變革，也隻用了3年。
1957年以後，毛澤東的威望已邁上個人崇拜的台階，凡是他視為正確的，都要不遺餘力貫徹到底。於是，一切困難便都不在話下了，一切製約也似乎都不存在了；於是，隻有想不到的事，沒有辦不到的事。然而，這時經濟規律露出的絕不是紙老虎而是實實在在的真老虎的猙獰麵目。1958年“大躍進”和人民公社運動造成了國民經濟嚴重失衡和混亂，一時天災人禍，怨聲四起。
毛澤東說過不止一次，中央領導機關隻是一個製造思想產品的加工廠，如果不了解下情，沒有原料，也沒有半成品，怎麽能出產品？他說:我在北京，差不多聽不到什麽，以後要多出來走走。他實在不甘於身居紅牆內靠聽匯報發文件左右中國大局。
隻要有可能，毛澤東從不放棄出來走走的機會。1958年是他出京最多的一年，隻有兩三個月在中南海辦公，其他時間都在外省走來走去，足跡遍及17個省市。然而，他似乎從來沒有走出過人的包圍圈；警衛以及警衛攔都攔不住的歡呼的人群。
1952年在武漢，毛澤東遊黃鶴樓，不得不戴著口罩，但還是讓一個孩子認了出來。刹那間，人群潮湧，警衛使出渾身解數才保駕下山。毛澤東對此感歎道:真是下不了的黃鶴樓！
1958年的8月13日，毛澤東在天津又重演了一幕“下不了的黃鶴樓”。那天，他參觀了南開和天津兩所大學，想到外麵吃頓飯，就去了正陽春飯館。飯是普通的飯，因為事先並沒有打招呼說是誰來吃。不料，飯吃到一半，毛澤東無意向窗外望了一眼，卻正被對麵樓上曬衣服的一位婦女瞧個正著，一聲“毛主席萬歲”，喊來了街前街後的人，頓時黑壓壓一片，萬歲之聲不絕，交通陷入癱瘓。
毛澤東沒法吃飯，隻得連連到窗口和熱情的人群打招呼。直到下午3點，最後警備區派出了一個排的精幹小夥子才把他的座車從人群中推進去又推出來。據說，事後清掃現場，竟收了7筐半人們丟失的鋼筆、手表和鞋帽。
毛澤東沉醉於其中。沉醉之餘，高處不勝寒的滋味是不是也深深引發了他衝出包圍圈的渴望？當年騎馬自由馳騁於天地之間的歲月，還能找回來嗎？
為了扭轉1958年“大躍進”和3年自然災害造成的經濟困境，1961年1月他做了自我批評:解放以來，特別是最近幾年，我們調查做得少了，不大摸底了。大概是官做大了。從前在江西那樣的調查研究，現在就做得少了。他在隨後的八屆九中全會上提議:大興調查研究之風，一切從實際出發，1961年要搞個實事求是年。
根據他的意見，這年，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彭真等幾乎所有政治局委員都下了基層。
毛澤東搞的還是間接調查。他讓田家英、陳伯達和胡喬木各帶一個工作組，分別到浙江、廣東和湖南農村，每組都調查一個最好的生產隊，一個最壞的生產隊，半個月後到廣州會合向他匯報。這次調查的結果，就是毛澤東主持起草了《農村人民公社條例（草案）》六十條，對人民公社等農村存在的一些問題作了調整和規範。這個冷一冷頭腦，糾正一些左傾錯誤的過程，延續到1962年1月底2月初，開了個擴大的中共中央工作會議（史稱七千人大會）。會議開得順利開得熱烈，原本到1月28日結束的會開到了2月7日，七千人的春節都是在大會上過的。會議對1958年以來所犯錯誤的責任統一了認識:首先要負責的是中央，其次是省市自治區各級黨委，然後是省以下的各級黨委，各有各的賬。毛澤東再次做了個自我批評:“少奇同誌蹲過點，我沒有，我是搞工作組，間接的。同誌們呀，你們不要學我這個壞作風，你們要學少奇同誌，提倡調查研究多少年了，進城以來這幾年，自己不做，也不提倡了。
到了去年（1961年），才重新提倡。一個省委第一書記不下去蹲點；省委各書記不下去蹲點，怎麽會叫地委一級、縣委一級去蹲點，去做調查研究呢？我們應當到大隊裏去，到生產隊裏去，到工人裏去，軍隊的同誌到連隊裏去。我是在中央工作會議上做過保證的，我說，我一定得下去蹲點，但是到今天我還沒有實行。”
在毛澤東看來，“大躍進”有錯誤要糾正，這是無可非議的，但有一條根本原則不容動搖，那就是這些錯誤和其成績相比，隻是十個指頭中一個至多兩個三個指頭的問題。1962年，中國曾經有一個改變“大躍進”錯誤方向的契機，然而，這個契機注定就像流星一般，僅僅在中國的天空一劃而過。
1962年4月，毛澤東和即將調到西安工作的機要秘書高智再次提到去黃河的事。他要高智為他去陝西走黃河做好準備，他說:“我們東渡黃河的事，你還記得吧？我的老青馬被擠下黃河，它回頭遊上了岸。”他略停片刻，道:“轉戰陝北時，你經常打前站、號房子；這一次，你還打前站，我隨後就來。我到陝西後，要騎馬沿黃河走一趟。我要走一趟……”
其實，1952年10月30日，楊尚昆、羅瑞卿、滕代遠陪同毛澤東乘專列到達河南，在中共河南省委領導和黃河水利委員會領導的陪同下，毛澤東在蘭封視察了黃河東壩頭、銅瓦廂工段，在開封觀看了柳園口黃河“懸河”。31日，毛澤東又在黃河南岸步行登臨邙山，眺望黃河水勢，查看黃河鐵路大橋，並詢問黃河鐵路大橋建橋的曆史情況。不過，這次毛澤東依然是坐的專列，專列停靠蘭封，然後離開車站駛進了蘭壩支線，10月30日停靠東壩頭，然後換乘汽車，到達黃河邊。也許，毛澤東當年沒有盡興考察黃河，特地提出後來的千裏走單騎考察長江和黃河”。
1962年，毛澤東沒有去。這年的9月，中國政治生活波瀾再起，毛澤東重提階級鬥爭，而且，還要求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
1963年，毛澤東沒有去。他忙於在農村搞“四清”，在城市搞“五反”，在黨內搞反對修正主義。他還說:階級鬥爭，一抓就靈。
1964年，為了實現毛澤東走黃河的願望，中央警衛局在北京西郊山區秘密組建了一支騎兵大隊，開始訓練馬匹。這一年8月，在北戴河，年逾古稀的毛澤東在衛士簇擁下試著騎上了一匹大白馬。但到年底，視察黃河計劃被取消了。騎兵大隊解散，毛澤東騎過的那匹白馬因病而亡。
1965年，高智見到了毛澤東。毛澤東對他歎息:我也有些好高騖遠，我要騎馬沿黃河走一趟，可是脫不開身，一直不能如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