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據香港成報網報道，內地社交軟件在網路平台度過最初的規模繁榮後，近年來開始呈現亂象。
繼內地互聯網信息監管機構大力打擊以粉絲 數量浩大特征的“大V”群體利用微博進行謠言散播後，一年來迅速膨脹的微信用戶群體開始“複製”當時微博的監管者們看到的亂象：政治謠言、暴力恐怖傳聞、 欺詐營銷、色情賭博信息等違法違規行為在微信朋友圈和公眾號之間“互動”，其疊加傳播效應也被“境內外敵對勢力”滲透，官方形容其破壞力不容小視，“一些 人借助這一平台向公眾發布不良或違法有害信息，嚴重破壞網絡傳播秩序和危害公共利益”。
各種跡象表明，內地或出手更嚴厲手段，整肅微信圈層傳播中的各類謠言，對傳謠源頭的懲治將“一步到位”，重點在維護國家安全和社會穩定，保護公共利益。
殺一個“回馬槍”？
事實上，早在今年5月27日，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聯合工業和信息化部、公安部等部門召開專門工作會議，部署從即日起在全國範圍內開展為期一個月的微信等移動即時通信工具專項治理行動，集中整治移動即時通信公眾信息發布服務中的違法違規行為。
當 時在全國範圍內開展為期一個月的微信等移動即時通信工具專項治理行動，這次行動給公眾帶來的印象是一些“活躍”的微信公眾號消失，其中一些在恢複後變得謹 慎起來，那些每日發布不利於監管層維護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體係的文圖整合資訊一夜間銷聲匿跡，闡釋西方自由和民主優越性、“誇大渲染”其終極真理的理論色 彩文字，被認為植入了“境外敵對勢力”的宣講意圖。
官方不希望這些日複一日且“深入淺出”的思辨破壞中國執政集體正大力推行的 “三個自信”。熟悉輿情並關注社交媒體傳播進程的觀察人士告訴本報記者，幾乎每一個在內地引起焦點關注和民輿議情的話題，如烏克蘭克裏米亞局勢、台灣反服 貿行動、MH370空難、香港普選議題和有關遊行、徐才厚和周永康被查、7月解放軍大規模軍演等，都可以看到以微信圈層轉發為代表的“謠言”病毒式傳播， 說明“為期一個月”的專項整治並未到達預期效果，隨著一些微信公眾號變相“轉世”複活和通過技術手段隱形傳播，伴以微信群限定人數上限擴展為500人總 數，紛繁複雜的微信群及多點交叉多傳帶來了多類亂象並存的局麵。
按照當初治理微博傳謠的成功經驗，內地互聯網信息監管方需要從源 頭懲治入手，淨化微信圈層裏信息雜蕪，避免“隨手轉”等基於朋友圈社交心理的習慣助長不負責任的謠言散布，對於以為整治行動“點到即止”的傳播人群而言， 這一有可能迅即展開的規範整肅有如殺一個“回馬槍”，意義與效能追求長效管製的落實。
“內傳”演變的擴散
鑒 於上一次對微博傳謠的大力整治，配合最高人民法院關於轉發500次即構成謠言傳播的入刑定義，公眾已漸漸清晰且嚴守對於陌生人群的“求證”式外傳所帶來的 定罪可能，但基於朋友圈內的微信人群，則在意識上還沒有清晰的擴散認知，在個人微信朋友圈轉發“內參”依然是很多人的“舉手之勞”，個中顯然是不確信息並 危言聳聽的傳聞依然以“內傳”心理被隨手傳播，基於微信朋友圈的好友互駐設置，這些“內傳”的信息中，謠言已同樣演變為真實地擴散，且其傳播效能和即時性 並不亞於微博的博主對粉絲人群的廣播。
除專業媒體外，一般公眾鮮有核實消息真實性及進行描述可靠性的專業處理能力，雖然“姑且傳 之”的謠言類信息在微信朋友圈並沒有微博粉絲吸納上的驅使動力，但是努力扮演“新奇信息的第一手獲取者”的心理，依然使得大部分微信使用者以無形中的傳謠 者參與到製謠者的主觀動機中，成為擴散謠言的推手。
上海複旦大學新聞學院教授朱春陽曾對媒體總結過微信朋友圈謠言的共同特點：看上去很激動人心；具有煽動性；立場非常堅定，而且基本都圍繞著人們關心的話題；沒有標注時間；沒有準確的消息來源。
朱春陽稱，其實很多謠言很容易判斷，謠言一般都是很模糊的，而且喜歡用非常肯定的句式來回應懸而未決的問題。對於朋友圈為什麽會變成謠言集散地，朱春陽認為主要是三點原因：
第一，朋友圈是基於朋友間信任的轉發，更容易被相信。
第二，微信的私密性較強，自清潔機製較弱，和微博相比，一條信息即使被辟謠，能看到的人也非常有限。
第三，和公眾媒介素養不足有關。“會不會轉發謠言和每個人接觸信息和處理信息的能力有很強的關係。很多個體缺乏獨立判斷的能力，而是習慣盲從，謠言才會迅速擴散”。
“亮措施”依法威懾
消 息人士告訴本報記者，對於有意為之的“境外勢力”在內地公眾傳播中實施的“敵對滲透”，內地一直保持著警惕，且相關監管機構也應掌握了部分證據，這些證據 顯示主觀製造謠言源頭的發布者，具備非常精準的公眾心理判定能力，且在具體信息的謠言內容上進行了高水準的表達設置，信息字符長度、口吻和用詞均“不露痕 跡”地發布“不著邊際”的內容。
以近期被微信朋友圈瘋傳的“京滬空域大麵積管製係因抓G”為例，謠言的內地設計具備離奇劇情特 性，事件背景則鎖定基於定識的客觀事實（航路管製和航班取消）以突出真實感，謠言指向則暴露出展現中共存在黨派激烈鬥爭的誘導信息。對於這些主觀故意的製 謠行為，內地監管機構傾向於“講道理不如亮措施”，基於500人群額的微信朋友圈及微信聊天群的謠言第一傳播者有可能參照前述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釋 （2013年9月30日《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編造、故意傳播虛假恐怖資訊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幹問題的解釋》）予以定罪。
監管機 構用“定紅線”的方式遏止各類謠言信息的傳播最為可能，“讓社交媒體平台使用者在轉發一個信息時多一層法製考量，對於非權威信息發布的轉發形成管住自己 手，應是下一步監管機構追求的工作重心”來自觀察人士的推測還指向一些典型案例的處置公開：“像微博止謠一樣，需要有人為觸犯紅線而服刑，才可以以儆效 尤”該人士稱，這是借鑒治理酒駕的處置模式，事實證明在內地的社會治理結構中，這樣的方式是立竿見影的。
“財謠”傳播也在遏止之列
另據消息人士稱，這次內地整肅微信謠言如期展開的話，不僅是政治謠言的 微傳播平台首當其衝被清理，類似虎嗅網、雷鋒網這樣在內地進行經濟類謠 言信息源頭發布的網站，也將被一並整肅。
內 地網絡已有關於虎嗅網盈利模式和商業操作的揭秘貼，指“虎嗅的黑稿太多，幾乎每個知名企業都會受到 其騷擾”，曾有熟悉其內部情形的人士在網上舉證稱：“有一次我看到虎嗅 上麵一版都是蘇寧的負麵，蘇寧沒搭理他們；還有一次是密集黑攜程;還有一 次假借匿名人發布有關即刻搜索鄧亞萍的負麵黑稿，這樣的事情屢屢出現， 我這裏的企業投訴和抱怨也積攢了不少。”類似的亂象，借助微信轉發，在 內地監管者看來，觸碰“紅線”的可能性很大。
繼內地互聯網信息監管機構大力打擊以粉絲 數量浩大特征的“大V”群體利用微博進行謠言散播後，一年來迅速膨脹的微信用戶群體開始“複製”當時微博的監管者們看到的亂象：政治謠言、暴力恐怖傳聞、 欺詐營銷、色情賭博信息等違法違規行為在微信朋友圈和公眾號之間“互動”，其疊加傳播效應也被“境內外敵對勢力”滲透，官方形容其破壞力不容小視，“一些 人借助這一平台向公眾發布不良或違法有害信息，嚴重破壞網絡傳播秩序和危害公共利益”。
各種跡象表明，內地或出手更嚴厲手段，整肅微信圈層傳播中的各類謠言，對傳謠源頭的懲治將“一步到位”，重點在維護國家安全和社會穩定，保護公共利益。
殺一個“回馬槍”？
事實上，早在今年5月27日，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聯合工業和信息化部、公安部等部門召開專門工作會議，部署從即日起在全國範圍內開展為期一個月的微信等移動即時通信工具專項治理行動，集中整治移動即時通信公眾信息發布服務中的違法違規行為。
當 時在全國範圍內開展為期一個月的微信等移動即時通信工具專項治理行動，這次行動給公眾帶來的印象是一些“活躍”的微信公眾號消失，其中一些在恢複後變得謹 慎起來，那些每日發布不利於監管層維護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體係的文圖整合資訊一夜間銷聲匿跡，闡釋西方自由和民主優越性、“誇大渲染”其終極真理的理論色 彩文字，被認為植入了“境外敵對勢力”的宣講意圖。
官方不希望這些日複一日且“深入淺出”的思辨破壞中國執政集體正大力推行的 “三個自信”。熟悉輿情並關注社交媒體傳播進程的觀察人士告訴本報記者，幾乎每一個在內地引起焦點關注和民輿議情的話題，如烏克蘭克裏米亞局勢、台灣反服 貿行動、MH370空難、香港普選議題和有關遊行、徐才厚和周永康被查、7月解放軍大規模軍演等，都可以看到以微信圈層轉發為代表的“謠言”病毒式傳播， 說明“為期一個月”的專項整治並未到達預期效果，隨著一些微信公眾號變相“轉世”複活和通過技術手段隱形傳播，伴以微信群限定人數上限擴展為500人總 數，紛繁複雜的微信群及多點交叉多傳帶來了多類亂象並存的局麵。
按照當初治理微博傳謠的成功經驗，內地互聯網信息監管方需要從源 頭懲治入手，淨化微信圈層裏信息雜蕪，避免“隨手轉”等基於朋友圈社交心理的習慣助長不負責任的謠言散布，對於以為整治行動“點到即止”的傳播人群而言， 這一有可能迅即展開的規範整肅有如殺一個“回馬槍”，意義與效能追求長效管製的落實。
“內傳”演變的擴散
鑒 於上一次對微博傳謠的大力整治，配合最高人民法院關於轉發500次即構成謠言傳播的入刑定義，公眾已漸漸清晰且嚴守對於陌生人群的“求證”式外傳所帶來的 定罪可能，但基於朋友圈內的微信人群，則在意識上還沒有清晰的擴散認知，在個人微信朋友圈轉發“內參”依然是很多人的“舉手之勞”，個中顯然是不確信息並 危言聳聽的傳聞依然以“內傳”心理被隨手傳播，基於微信朋友圈的好友互駐設置，這些“內傳”的信息中，謠言已同樣演變為真實地擴散，且其傳播效能和即時性 並不亞於微博的博主對粉絲人群的廣播。
除專業媒體外，一般公眾鮮有核實消息真實性及進行描述可靠性的專業處理能力，雖然“姑且傳 之”的謠言類信息在微信朋友圈並沒有微博粉絲吸納上的驅使動力，但是努力扮演“新奇信息的第一手獲取者”的心理，依然使得大部分微信使用者以無形中的傳謠 者參與到製謠者的主觀動機中，成為擴散謠言的推手。
上海複旦大學新聞學院教授朱春陽曾對媒體總結過微信朋友圈謠言的共同特點：看上去很激動人心；具有煽動性；立場非常堅定，而且基本都圍繞著人們關心的話題；沒有標注時間；沒有準確的消息來源。
朱春陽稱，其實很多謠言很容易判斷，謠言一般都是很模糊的，而且喜歡用非常肯定的句式來回應懸而未決的問題。對於朋友圈為什麽會變成謠言集散地，朱春陽認為主要是三點原因：
第一，朋友圈是基於朋友間信任的轉發，更容易被相信。
第二，微信的私密性較強，自清潔機製較弱，和微博相比，一條信息即使被辟謠，能看到的人也非常有限。
第三，和公眾媒介素養不足有關。“會不會轉發謠言和每個人接觸信息和處理信息的能力有很強的關係。很多個體缺乏獨立判斷的能力，而是習慣盲從，謠言才會迅速擴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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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 息人士告訴本報記者，對於有意為之的“境外勢力”在內地公眾傳播中實施的“敵對滲透”，內地一直保持著警惕，且相關監管機構也應掌握了部分證據，這些證據 顯示主觀製造謠言源頭的發布者，具備非常精準的公眾心理判定能力，且在具體信息的謠言內容上進行了高水準的表達設置，信息字符長度、口吻和用詞均“不露痕 跡”地發布“不著邊際”的內容。
以近期被微信朋友圈瘋傳的“京滬空域大麵積管製係因抓G”為例，謠言的內地設計具備離奇劇情特 性，事件背景則鎖定基於定識的客觀事實（航路管製和航班取消）以突出真實感，謠言指向則暴露出展現中共存在黨派激烈鬥爭的誘導信息。對於這些主觀故意的製 謠行為，內地監管機構傾向於“講道理不如亮措施”，基於500人群額的微信朋友圈及微信聊天群的謠言第一傳播者有可能參照前述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釋 （2013年9月30日《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編造、故意傳播虛假恐怖資訊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幹問題的解釋》）予以定罪。
監管機 構用“定紅線”的方式遏止各類謠言信息的傳播最為可能，“讓社交媒體平台使用者在轉發一個信息時多一層法製考量，對於非權威信息發布的轉發形成管住自己 手，應是下一步監管機構追求的工作重心”來自觀察人士的推測還指向一些典型案例的處置公開：“像微博止謠一樣，需要有人為觸犯紅線而服刑，才可以以儆效 尤”該人士稱，這是借鑒治理酒駕的處置模式，事實證明在內地的社會治理結構中，這樣的方式是立竿見影的。
“財謠”傳播也在遏止之列
另據消息人士稱，這次內地整肅微信謠言如期展開的話，不僅是政治謠言的 微傳播平台首當其衝被清理，類似虎嗅網、雷鋒網這樣在內地進行經濟類謠 言信息源頭發布的網站，也將被一並整肅。
內 地網絡已有關於虎嗅網盈利模式和商業操作的揭秘貼，指“虎嗅的黑稿太多，幾乎每個知名企業都會受到 其騷擾”，曾有熟悉其內部情形的人士在網上舉證稱：“有一次我看到虎嗅 上麵一版都是蘇寧的負麵，蘇寧沒搭理他們；還有一次是密集黑攜程;還有一 次假借匿名人發布有關即刻搜索鄧亞萍的負麵黑稿，這樣的事情屢屢出現， 我這裏的企業投訴和抱怨也積攢了不少。”類似的亂象，借助微信轉發，在 內地監管者看來，觸碰“紅線”的可能性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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