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饑餓年代的中國女性
梁曉聲
六十年代前三年，是中國的災荒之年，也是中國人的饑餓之年，更是逢此三年的絕大多數中國女性每憶心悸的艱苦歲月。從母親懷中的女嬰到老嫗，幾乎概難幸免。
我們這裏既說的是絕大多數，因而強調了例外者的存在。某些成年人雖然在那三年裏自己不曾挨過餓，但還是知道別人在挨餓的情況的。隻有極少數六十年代的少男 少女在那三年裏並沒挨過餓。以至於長大後，聽許多同齡人或上一代人回憶起“三年自然災害”時期的苦日子，自己卻渾然不知，莫名其糊塗。仿佛非中國人，乃外 國人。 他們是極少數的高幹子女。當年的空軍戰士，曾節省下自己每月發的餅幹和巧克力，送往他們寄宿的小學或中學。
“難怪學校裏當年發過餅幹和巧克力!”
他們往往是在這樣的聯想下，才能證明那三年在自己的年齡中也確曾是度過的。
所謂“三年自然災害”，我們如今都知道的，並不僅僅是自然因素造成的，也是政治因素造成的。
中國和蘇聯決裂了兄弟國家之間的友好關係，導致蘇聯板起麵孔討債，中國顯示出強硬的誌氣償還。
那 三年內，局以上幹部，每月發“優待券”，可憑券買到白糖、茶、煙、奶粉之類。老百姓在那三年裏見不到奶粉。憑出生證明供應給嬰兒的是“代乳粉”。一種接近 奶粉的嬰兒乳品。那證明不僅要證明嬰兒的出生，還要證明母親奶水的不足。倘不證明後一點，也是不賣給的。春節前，每戶人家供應幾兩茶葉。白糖每月每人二 兩。吸煙的男人每月供應一條劣質煙。
我母親在那三年裏一度也吸起煙來。為了獲得煙票，她起先裝出會吸了的樣子蒙發票的街道幹部。因為煙票當年是一種很受青睞的禮品。尤其送給會吸煙的男人們時，他們是接受得非常感激的，並會當做欠情之事銘記著。
後來我母親就自己也每月買兩盒，每天吸幾支。
我曾問母親吸煙有什麽好?
母親歎口氣說：“止心慌。”
當年許多人心慌不是由於心髒病，是由於餓。“止心慌”，其實是為了“止餓”。母親不願實說罷，。
科以上幹部當年又叫“糖豆幹部”，因為每月可比普通百姓優待半斤白糖，半斤黃豆。
南方的和北方的，不同城市的人們聚在一起，免不了相互詢問——你們那兒每月供應幾兩糖?幾兩豆油?幾斤細糧?
糧店裏供應的糧食，經常是發黴的，生蟲的。分明是糧庫裏清掃出來的庫底糧。
城市人口中，對男勞動力的最高定量是三十六斤半(搬運工、伐木工、煤礦工享此優待)。
一般工人三十二斤。
腦力勞動者三十斤。
家庭婦女們和中學生高中生們一樣的定量——二十八斤半。
後來，在哈爾濱市，糧食不能保證定量供應了，每人每月減少三斤糧食，以黴質的地瓜幹等量代之。
連黴質的地瓜幹都作為城市人的口糧供應了，足見已將農民的口糧收繳到了什麽程度。
許多學生腹中空空地上學。許多學校因而取消了課間操。
學生和教師餓昏在課堂的事是經常發生的。
男工人和女工人餓昏在車間裏的事也是經常發生的。由此導致的傷亡事故頻頻。
素稱魚米之鄉的江浙一帶的農民，大批大批遷往山區，因為當山區農民，征糧指標低些。
“天府之國”的農民大批大批地逃亡外省尋求活路……
陝甘寧的農民大批大批地“闖中原”或“走西口”……
事實上，饑餓從一九五八年起，在有些省份就蔓延了。也並未能全國齊刷刷地結束於六三年底。在有的省份，直至六五年六六年才略見緩機。而六六年中期就開始了文化大革命……
那些年，全中國直接餓死，或間接死於饑餓、營養不良、野菜中毒的人數，想必是難以統計確鑿的，比“上山下鄉”知識青年的總數可能要多。當然，主要是連起碼口糧定量都喪失了的農村人口。
那些年，城市裏的許多中年母親們，迅速地白頭了，明顯地蒼老了。
作為妻子，她們必得保障丈夫們不至於被餓倒。丈夫們一餓倒，家庭也就沒了基本收入。作為母親，她們必得保障兒女們維持在半饑半飽的狀態，因這是她們的起碼責任。如果還有公婆，如果她是個孝順媳婦，豈忍看著老人挨餓?
但每一個家庭成員的口糧都是定量的。巧婦難做無米炊，她們往往也隻有自己吃的比定量更少。
倘有豐富的副食，以上定量並不至於使人挨餓。
但那些年裏幾乎沒有任何意義上的副食。連蔬菜也是按票證供應的。
六 十年代的前幾年，中國城市裏的絕大多數母親們亦即中年母親們，總體值得評說的乃是母性的毅忍和毫不顧惜自身的家庭責任感。如果她們自己不吃飯也能將就著 活，她們中許多人肯定會根本一口飯都不吃；如果她們身上的肉割下一塊來半個月就會長合，她們中許多人肯定會每隔半月就從身上割下一塊肉來給全家人燉湯。
除以上兩點，實難再由她們評說出什麽折射時代精神的風貌特征了。
那麽在咄咄逼人的饑餓時代裏，她們身上還能顯示出別種的女性異彩麽?
那 些年參加工作了的“大姑娘”，大多數比較自覺地推遲婚齡。一是由於結婚成了很不現實之事。大多數小夥子那些年沒心思結婚。整天餓得心慌眼花的，哪兒有結婚 的心思呢?念頭一閃，便自行的打消了。而小夥子們的消極，正中“大姑娘”們下懷。其實她們都不願在艱苦歲月裏嫁出門去。一嫁出門，工資也就帶走了。她們低 薄的工資，對於她們的家越發顯得重要了。畢竟，在黑市上，花高價還是有可能買到糧食或糧票的。她們的工資也等於十幾斤糧食啊!一個家庭每月多十幾斤糧食少 十幾斤糧食，區別是很大的。何況，因為她們參加了工作，每月口糧比母親高三斤半，比小弟弟小妹妹高六七斤甚至十來斤，自己每頓少吃，家人不是可以多吃幾口 麽?
那些年，是中國城市結婚率最低的幾年。二十四五歲了仍不考慮婚事的“大姑娘”多了，不足為奇了。與五十年代初期至中期相比，她們接近是“老姑娘”了。
饑餓比宣傳號召起了更大的晚婚作用。
但在農村裏恰恰相反。
為 了拯救家庭， “大姑娘”或者甘願犧牲自賣自身，或被無奈的父母所暗賣。因為她們沒有工資，土地荒蕪，工分也沒了意義，隻有自身還能換點兒吃的。又加中國農民傳統的重男 輕女的封建思想仍十分嚴重，賣了女兒，起碼家裏少了一口“白吃”。保命的重點，是傾斜於兒子的。當然，也有父母，願望是好的。考慮得極為現實——女兒讓一 個男人領走，隻要他能養活她一條命，總比餓死在家裏強。“大姑娘”白白被人領走了，接著，二姑娘三姑娘也眼睜睜被人領走。隻有兒子，要死，也得和自己死在 一起。因為隻要留住兒子，隻要兒子不死，就有能傳宗接代那一天……
我 曾在一篇報告文學中，記述過一位叫張劭的男人。他年輕時留美，留英，獲得過美國的醫學博士和英國皇家醫學院終生院士的專家地位。他歸國後，一九五四年因受 不公正對待，被判刑。刑滿回了河南原籍某農村。六一年至六二年間，他“嫁”走了三個女兒。當然不是賣，當地農村也沒人買。有男人肯以娶妻的名義領走就不錯 了。三女兒被領走時，剛十五歲。在六十年代，十五歲當屬少女的年齡。
城市裏的少女們，半大姑娘們，亦即中學生高中生們，比起農村的少女們半大姑娘們來，落不到那麽悲慘的命運，似乎該算是苦難歲月中的幸運。
但 她們中的許多，在身體正待發育著的年齡，由於極度的營養缺乏而中止了發育。如果將今天小學六年級的學生和六十年代前三年的初一初二學生混編在一起，並且都 來一個向後轉，那麽可能較難分出哪些是今天的小學六年級生，哪些是從前的初一初二生。如果將六十年代前三年的高中生與今天的初中生混編在一起，那麽會比較 明顯地看出，後者們發育的良好程度遠勝前者們。良好中的憂慮，倒是營養過剩現象。
許多六十年代的初中生高中生，身體發育在不該中止的年齡中止以後，再就永遠的矮小了。排除個別遺傳因素，共同的原因是三年饑餓。
一 進入六十年代，中國城市女性人口的年齡比例發生了顯而易見的變化。過去是家庭婦女多，後來是學生多。過去，街頭巷尾發生件什麽事，哪怕僅僅是出現了個賣彩 線的小販，滿街急匆匆聚去的全是中青年母親們的身影，後來，如果正巧是學生們放學的時候，被吸引的往往是許多女學生了。五十年代曾被母親們經常抱在懷裏， 或經常左手牽著右手扯著的女孩兒們轉眼間長大了上學了。並且，在她們長大著的過程，母親們又為她們生出了小弟弟小妹妹。
五十年代初，全哈爾濱市僅六七所中學，包括高中在內。而六十年代初，全哈爾濱市的中學已增加到七十餘所。十來年內城市添生了多少下一代不言而喻。
過去，早晨七點多鍾下午五點多鍾，女人們的目光迎送的是上下班的丈夫們，而後來迎送的是上下學的兒女們。成群結隊的中小學生從街上絡繹經過，情形往往頗為壯觀。
六十年代的中學女生與五十年代的中學女生相比，頭腦中對於上學的思想大為不同了。她們已不滿足於將來的自己僅僅不是文盲。她們已開始明白，學曆的高低，不但關係到自己將來的婚戀和人生的質量，而且足以直接扭轉自己的命運。
絕 大多數初中女生的誌向是升高中。她們上中學不久，便開始了解到市裏有哪幾所中學是重點中學，而自己就讀的中學之教育水平大致屬於幾等。在課堂上，老師們每 每備感榮耀地告訴學生，本班本校的上一屆上幾屆學生中，有多少考了重點高中。那些使老師談起來很驕傲的學生中的女生，便漸漸成了她們心中的榜樣。
在 五十年代，就業或讀書，對絕大多數中學女生而言，並非什麽重大的抉擇。往往服從於父母。倘父母替她們找定了一份工作，即使是做小商店的服務員，她們從此中 止學業心裏往往並無太大的遺憾和痛苦。甚至會覺得，早參加工作，早結婚，也好。因而在五十年代，中學女生中途退學的現象是司空見慣的。
但 六十年代的她們想法已經變了。中止學業對於她們肯定是被迫之事了。她們會由於不情願而傷心哭泣，而哀求，而抗議。做小商店的服務員已令她們感到委屈。她們 自信如果繼續上學，命運的安排很可能會是另一種。六十年代，城市裏發生過由於在家長的逼迫之下退學的中學女生自殺的事件。也有過參加工作不久而因終日鬱鬱 寡歡精神分裂的。不消說，她們都是生活極其貧困的家庭的女兒。六十年代初，大多數中國人雖在忍饑挨餓，但中國的工業卻在一如既往地發展著。工業的發展形成 了新的行業。新的行業似乎類分了人的命運區別。一個在小商店小糧店小飯店上班的女青年，看到別的女青年身穿的工作服上印著令世人向往的大工廠的廠徽，她心 裏的自卑和羨慕是難以形容的。而那樣的大工廠，不可能招收中途退學的中學女生。
絕大多數高中女生的誌向當然是升大學或大專。那些重點高中的女生尤其如此。她們對於全國的名牌大學口熟能詳。
“三六一十八，清華北大哈工大。”
這是六十年代初開始在哈爾濱初高中生們之間流行的話，代表著他們和她們的學習理想。
“三六一十八”——當年指哈爾濱的四所重點中學三中六中一中十八中。
中學生考入此四所中學的高中，意味著離踏進全國名牌大學隻有一步之遙了。
我的哥哥原在哈二十九中讀初中，初中畢業後被保送到一中，前街和後街的“大姑娘”們都對他另眼相看起來。
一 九六三年我升入中學，哥哥考入大學，前街後街為之轟動。連派出所所長和公社的幹部都紛紛到家裏祝賀。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們那一居民社區幾千戶人家中，還沒 出現過大學生。他到外地上大學前，預選定親的媒人終日不斷。許多“大姑娘”和她們的父母，認為我哥哥將來必是工程師無疑，都願早結良緣，等上四五年也心甘 情願……
六十年代初，城市裏的人們開始無比崇尚起知識和學曆來。既然人們的收入水平幾乎是一樣的，那麽知識和學曆成了唯一被看重的區別。正如今天大學生碩士生多如牛毛甚至顯出社會無法消化的過剩現象，那麽在青年人知識和學曆已不足為奇的情況下，收入成了唯一被看重的區別。
六十年代學生們的好學以及城市裏的人們，尤其“大姑娘”們對知識和學曆的崇尚蔚然成風。如果她們料定自己難以成為擁有高等學曆的知識女性，那麽做一位擁有高等學曆的知識男性的妻子，乃是她們認為的終生幸福。
這一崇尚知識和學曆的社會“思潮”，尤其體現為六十年代初的女性“思潮”，饑餓的黑翼雖然籠罩中國大地，雖然餓瘦了她們的身體，卻“餓”不死她們頭腦中每天都會產生的種種新觀念的細胞。
六十年代的“大姑娘”們——她們已不怎麽樂於被視為“大姑娘”了，人們已開始順應她們自己的意識稱她們為“女青年”了——無論是學生還是參加了工作的她們，依然是嫻靜的。
但與五十年代相比，她們已外靜內不靜，態靜心不靜。
是的，她們不再如五十年代的“大姑娘”們一樣嫻靜得頭腦空曠心思簡單了。
一九六三年後，饑餓的黑翼從城市裏漸退，人們又能吃飽肚子了。“女青年”們擇偶的標準在吃飽了肚子以後開始悄悄形成。
“藍製服、白大褂、槍杆子、舵把子。”
這是當年“女青年”們之間流行的順口溜兒。如果嫁給有大學文化的男人無望，她們退而求其次的擇偶標準。
“藍製服”指公安幹警。社會的許多方麵，都對“執行無產階級專政”的男人們禮讓三分，故他們在“女青年”們的心目中地位頗高。
“白大褂”指醫生。中國百姓看病是件麻煩事，有時甚至是件叫天天不應，叫地地不靈的事。嫁給醫生，或隻不過是在醫院工作的男人，全家人包括親戚朋友都會受益匪淺。
“槍 杆子”指排長以上現役軍人。軍官月薪高些。成了軍人家屬，不但生活有保障，光榮，還會受些優待。但嫁給軍人有一點不中她們的心意，那就是將忍受婚後長久分 居生活的苦悶。而隨軍不但須經部隊批準，又有可能離開城市。離開城市是她們所不情願的。故“槍杆子”在國家那兒雖然排在第一重要的位置，在她們心目中卻隻 能屈尊第三。
“舵把子”指司機。無論開卡車的還是給官員開小車的，總之自己和自己的家人能沾點兒方便。
看 來，歸根結底，女性自我意識的覺醒，不是由任何其他的條件和因素所決定的，首先是由工業的發展所決定的。工業的發展帶來了廣泛的城市就業機會。廣泛的就業 機會增加了許多家庭的收入。收入提高了的家庭有能力承擔兒女們的學費。而較普遍的文化教育，使普遍的男人和女人的意識受改變的過程和階段是有區別的——它 使男人開始關心自身以外的事情，它使女人開始思考與自身相聯係的事情。好比展開一幅畫在男人們眼前，使男人知道世界比自己所了解的廣大得多；而展開一幅畫 在女人們的頭腦中，使女人知道女人的命運比自己所以為的豐富得多。那幅畫原先就存在於女人的頭腦中。隻不過它卷著，還捆著。非靠時代的咒語而不能展開。隻 有極特殊的女性，能憑自己的覺醒先於時代的默許而展開它。她們是在任何時代都具有叛逆精神的女性……
五十年代中後期的許多“小媳婦”，在六十年代的前幾年，不但早巳是母親，而且可能已是兩三個兒女的母親了。 那時“計劃生育”還沒實行。 她們的某些母親們，在十來年內，尤其在饑餓威脅每一個家庭的三年內，巳被年老扯拽得趔趔趄趄，過早地隨之而去了……
她們可算是共和國的第二代母親，她們生下的是共和國的次子次女們。
由於她們本身已是有些文化的母親，她們對兒女們的企盼，比她們的母親在她們小時候對她們的企盼高得多。她們每每因還沒上學的兒女居然也會寫她們教過的某些字而非常驚喜。而她們的母親們，當年往往隻因她們的臉蛋漂亮小嘴兒乖甜笑逐顏開……
盡管，共和國的許多次女幼小時吃過“代乳粉”，但智力卻比第一代開發得早，接受文化的年齡也比第一代小。她們學齡前就已經培養起了學習的興趣。甚至連她們的入學年齡，也比第一代提前了一二歲……
然 而，饑餓的黑翼剛剛斂去，中國人剛剛又能吃上兩年飽飯，一九六六年，“文革”爆發了。用“爆發”一詞形容“文革”是並不誇張的。盡管它在領導人那兒的準備 是較周密並是經過了較長期運籌的，但對於絕大多數中國人來說，它來得還是太突然了。尤其對於中國的初高中學生們，它突然得使他們一時懵懂。四月份“黑雲壓 城城欲摧”，五月份席卷全國，六月份宣布“停課鬧革命”，六月中旬公告各省市，“廢除舊的教育製度”，取消當年的中考、高考。
全中國初高中學生們的學業，都終結在那一月份裏。像許多他們和她們的身體發育，中止在三年饑餓的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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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曉聲：對現在不滿就想回到過去是二百五,十年後中國如果回到文革，我要麽移民要麽自殺!
2011年09月16日 10:21
來源：新華網
梁曉聲
【簡 介】梁曉聲，原名梁紹生，當代著名作家，任教於北京語言大學人文學院漢語言文學專業。1979年開始發表作品，著有短篇小說集 《天若有情》、《白樺樹皮燈罩》、《死神》，中篇小說集《人間煙火》，長篇小說《浮城》《一個紅衛兵的自白》、《從複旦到北影》、《雪城》等，另有非小說 類思想著作《中國社會各階層分析》、《上竄下跳的人們》等。
【先鋒語錄】
對現在不滿就想回到過去的話，那就是二百五。
我們現在的社會是一個問題多多的社會，不過還有救；但是80年代以前，不能找出任何一種救中國的方法和依據。
無論他們在網上把我營造成懦弱抑或是其他的形象，都讓它見鬼去吧，我不怕這個。
《國際先驅導報》記者楊梅菊、黃瑩瑩發自北京
說來也許有些無奈，身為作家的梁曉聲再一次高頻率出現在我們的視野中，竟然不是因為他的作品，而是因為一場“被筆誤”風波。
8 月底，因為在微博上被他人轉述並轉發兩萬多條的一句“如果十年後的中國還像現在這樣，我要麽移民，要麽自殺”，梁曉聲的煩惱便開始了。他因為站出來向媒體 說明“自己的原話並非如此，我要表達的原意是：十年後中國如果回到文革，我要麽移民要麽自殺”而引來更多的猜疑和圍攻——時間線的延伸還是撥後，關係到梁 曉聲對於當下中國的態度，而這一點，恰是他最為在意的：“當下的中國是充滿問題的中國，但這些問題都需要時間來一一解決，而80年代以前，我們不能找出任 何一種救中國的方法和依據。”
但他的澄清，也令前一條微博的傳播者們甚為不滿，他們認為梁曉聲是因為迫於體製內身份和某種壓力而急於站出來辯護。
事 實上，隻要看過梁曉聲參加政協會議的人都會明白，他當然不是那個迫於壓力便收回憤怒的人。翻看他寫於1996年的那本《中國社會各階層分析》，其中一章對 於中國灰色社會階層的大膽揭露和唾麵直叱令人拍案，而在2009年《上竄下跳的人們》一書中，他幹脆開頭幾篇皆談民主。
身為作家，梁曉聲對中國社會當下種種問題的介入實為罕見。在其1600萬字左右的作品中，散文時評的文字占了三分之一，包括政治、經濟、文化以及社會現象的批評。“從我開始寫作的那一天起，我的另一支筆一直是這樣寫過來的。”
采訪中，他點起一根煙，手因為激動而有些微微發抖。他說自己也有厭倦的時候，“看看這些人，也會問自己，值得嗎？”但另一根煙燃起的時候，他又是那個堅持要跟這時代“死磕到底”的硬漢。
沒有誰能對我構成壓力
Q：您還願意聊聊一句話風波嗎？
A：我 不上網，也沒有微博，這件事還是朋友們告訴我的。當時是搜狐的一個讀書會，當時我是嘉賓之一，我的原話是：我們都曾記得，80年代初我們花了很大的力氣， 把一尊神像從神壇上請了下來，結束了一個神化的時代。現在我感覺到又有一種思潮，似乎要重新把這尊神送回到原來的神壇上。如果十年之後的中國真的再回到當 初那個樣子的話，那我要麽移民，要麽自殺。
後來，傳話的人改了我的原話，把“回到從前那樣”改成了“還是現在這樣”，這就變成了截然相反的意思了。他們說你為什麽要這麽認真？我當然要認真了，因為這關乎到我對整個中國的看法。
Q：有人覺得您害怕了。
A：他們想說上層操縱，我害怕了。難道他們認為我在說謊嗎？我甚至覺得這件事情恐怕不像我之前認為的，僅僅是一種錯誤或是筆誤，而是有一種“被筆誤”的感覺。我之所以站出來，是因為這段話關係到我對當下中國的基本態度：今天我們存在的問題再多，都不能跟文革的十年相提並論。
Q：那是不是真的有一些壓力？
A：沒有任何人給我壓力，也沒有什麽人能對我構成壓力。這句話關乎到一個作家對中國的一個最根本的思想觀念的問題，我看重的是這個方麵，我的全部文字關注的是這個問題。我們現在的社會是一個問題多多的社會，不過還有救；但是80年代以前，不能找出任何一種救中國的方法和依據。
Q：這件事情可能也凸顯了您在網絡時代的一種被動的局麵。
A：我覺得這件事情反映了人與人關係中很重要的一些形態。這件“小事”檢驗了人與人之間的關係。
無論他們在網上把我營造成懦弱抑或是其他的形象，都讓它見鬼去吧，我不怕這個。我提過的意見，他們提過嗎？我進行過的一些批評和批判，他們做了嗎？但是無論我對現實做了何種批判，都不意味著我認為80年代以前的中國反而更好。
我 曾經還寫過一段話，但因為覺得太過於嚴厲，沒有發出來。我寫的是：如果我的學生卷入今天的極左思潮，我將和他結束師生關係；如果是我的朋友，我將與他結束 我們之間的友誼；如果是同事的話，老死不相往來；如果是愛人的話，我將收回我之所愛。我不能忍受的是，經曆過那段時期的人說出“還不如回到那個時代”這種 話。
Q：您如此痛恨極左思潮，可能會被人看成極右的一份子吧？
A：我 不覺得。如果說從前的我對中國是悲觀的話，今天的我對中國是樂觀的。我們一方麵看到網絡上這種鬱悶和憤懣在增長，而在這種增長的過程中，我們也看到了理性 的聲音也得到了成長。以前我們叫“老百姓”，現在我們是具有公民意識的“公民”，這都是進步。這種公民意識迫使各級政府改變從前的思維方式，從不情願的順 應到習慣性的適應，這兩個狀態在對衝中不是相互消減的，而是共同上升的。
對今天不滿，就去改造它
Q：您說自己最悲觀的時候是80年代以前？
A：上世紀80年代以前是極度悲觀的，粉碎“四人幫”如果晚兩年的話，我估計也會撐不下去的。
Q：您是從什麽時候開始從以前那種悲觀的情緒中走出來的？
A：在網絡產生之後，我才漸漸樂觀起來。準確地說，是從2000年以後。我不用上網，看電視就能知道網絡的力量。很多電視新聞節目都會引用網絡上的東西，我雖然對很多網上的東西不感興趣，但是我非常肯定它的力量。
Q：有一點很令人困惑，就是很多人在文革中是一副麵孔，但文革一結束就能立刻切換到另外一幅麵孔去。
A：這個問題很深刻。《巴黎聖母院》中描繪了這樣一個場景：當敲鍾人伽西莫多在廣場上被鞭笞的時候，是跟他同樣最底層的那些人在圍觀，在歡呼。看客不隻在魯迅的筆下存活，在雨果筆下的巴黎也是這樣，這是共通的。這個甚至是人類的現象，隻不過有些國家的公民從這種現象中上升出來，有些國家的公民還沒有從這種現象中上升出來。
……任何事情都要用最基本的人性常識去判斷，現代社會最可怕的觀點是“反正沒發生在我身上”。你們說從前很不好，但是沒有發生在我身上；你們說今天比以前進步了，但是我覺得今天不好。如果一個人是這樣的話，這個國家該怎麽辦。現在的這種回潮似乎越來越強勢。
Q：文革回潮的一個現實背景是人們對現狀的不滿。
A：對現在不滿就想回到過去的話，那就是二百五，過去難道不比現在更苦嗎？對今天不滿的話，就去改造今天，而不能是回到過去。
Q：還有另外一種思潮，是希望中國完全西化，您對此是什麽態度？
A：這 裏涉及我們國民的思維方式究竟是怎麽樣的一個問題。以前一個農民辛苦幹一年的話，也隻不過幾十元，最多一百來元，他會說“我很窮，但是別人很慘”。“很 窮”對“很慘”對他來說可能是一種心理優勢。我們這個民族缺少懺悔的意識，文革之後，我們能舉出的懺悔的例子，也不過那區區幾個而已。相當一部分的人都會 認為，我當初參與把別人打成反革命，都是對的；錯的隻不過是，我也被打成了反革命。如果一個民族不能克服這一點的話，什麽民主都不要談了。
……我曾經說過這樣一段話：即使刀擱在脖子上，作為一名知識分子，我也不能像有些人那樣去說西方的自由、民主、博愛、平等都是虛偽的。
我們不能那麽健忘
Q：為什麽後來您放棄對知青題材作品的創作？
A：我並沒有放棄，最近的兩部電視劇都是這一題材的，一共創造了四五年的時間。一部已經拍完了，一部即將開機。這兩部電視劇分別是《返城年代》和《知青》。
Q：有人說您在寫作上有幾個轉型階段，從早期的知青題材，到後來的都市題材，再到現在的學術思想方麵。您認為自己存在這樣一個轉型嗎？
A：剛才說的那些東西，用小說表現起來太複雜，這也是魯迅為什麽寫那麽多雜文的原因。每一個時代和每一個年齡段的人都有各自不同的關注點，同時也有著不同的責任，不能以一個統一的標準要求每一個作家以同樣的方式說同樣的話。
Q：現在創作知青題材的電視劇有什麽現實意義嗎？
A：我 自己本身對知青題材沒有很持續的熱望，但是知青的十年和文革的十年是重疊的，通過這個題材可以帶出那個年代的一些狀況。我們的文藝不表現這些的話，就會使 現在的年輕人不知道從前是什麽樣子的。當一個人跟你說從前好，你能反駁他嗎？你不但沒有經曆過，甚至都很少接觸這方麵的小說或影視作品。當你對現代的社會 有情緒的時候，很可能就跟著別人說從前好了。但是我們經曆過那個時代，我們不去說，誰去說？那個時代不是理想國，這是毫無疑問的，所以我要做這個事情。我 們不能那麽健忘，我們說別人健忘的時候，說別人不以史為鑒的時候，應該反思一下自己。
Q：您依然在保持著一種憤怒，一種表達意見的衝動。
A：其實我不這樣覺得。如果你們不來，我可能也不會激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