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天祥的死，一方麵是元的殘酷和他的不屈和節烈，而江南故國自己人對其殉國的巨大期望，甚至生祭他，督促其早死，也促成了文天祥最終被押上刑場。
文天祥從被俘那一天起，就有人希望他盡快舍生取義了。
1278年12月，文天祥在廣東海豐被元兵突襲，服毒自殺未成，被俘。次年四月被押解到廣州，而後北上前往大都。文天祥作為俘虜進入江西時，就決心開始絕食，希望船到自己故鄉吉安時像為不食周粟的伯陽、叔齊一樣餓死守節，“餓死真吾誌，夢中行采薇。”在餓了八天後，卻沒有餓死，由於家鄉已過，押解人按著鼻子灌食，文天祥沒有能夠在家鄉殉國。他希望能夠有機會逃脫，即使死也不能在荒山野嶺中，而要世人關注下悲壯而殉節。所以，文天祥就“配合”押解他的元軍，繼續北上。
但是，狀元宰相文天祥被俘的消息此時已經傳遍江南，他一直不殉國，讓無數人焦慮不安、坐不住了，唯恐文天祥不死，擔心他投降，從而讓他與大宋的貞節受損。
此時，南宋王朝已經徹底被滅，“舊中國”的無數官宦要麽被殺，要麽已經投降，包括文天祥的弟弟，而百姓和原來的低級官僚則是“沉默的大多數”。“沉默的大多數”並非不愛國，甘願接受異族統治，但他們自己不原意犧牲，那是“肉食者”當大官者們的事，但他們也有期待，就是希望別人為“舊中國”守節殉難。如今，整個江南都在看著被俘的文天祥，盼望著他早日殺身成仁。也許，他們是害怕又出現一個“李陵”吧。
喊出“沉默的大多數”心聲的是文天祥的老部下，也是他廬陵(今吉安)的同鄉王炎午。王炎午(1252年—1324年)字鼎翁，是一位愛國青年。文天祥贛州起兵勤王時，王炎午滿懷一腔報國熱血，參加抗元鬥爭事業，作了文天祥勤王軍中的幕僚，很快卻因為母親有病而回歸鄉裏，並“躲過”文天祥部隊失敗捐軀或者被俘的機會。
這位當時28歲的王炎午，聞知文天祥押送船將過江西，即作了長達1800餘字的《生祭文丞相文》。王氏將《生祭文》謄寫近百份，“字大如掌，揭之高砌”，張貼於文天祥可能被押解經過的自贛州、吉安、櫸樹、南昌等沿途驛站、碼頭的山牆、店壁諸醒目處。還派人在各處宣讀：“嗚呼!大丞相可死矣……文章鄒魯，科甲郊祁，斯文不朽，可死……為子孝，可死。二十而巍科，四十而將相，功名事業，可死。仗義勤王，受命不辱，不負所學，可死。……雖舉事率無所成，而大節亦已無愧，所欠一死耳……”如果“誌消氣餒”，“豈不惜哉”!
總之，文丞相應該死，而且要趕快死。他唯有一死方可明誌，生命必須毀滅。忍辱偷生或者投降，就卻意味精神的死亡。王炎午們做的一切就是為了鼓動文天祥“速死”以保持名節，這並非個體行為。那位曾經入獄探望文天祥，並給其演奏《胡笳十八拍》的道士汪元亮，也在探望過後“勉勵”文天祥：“必以忠孝白天下，予將歸死江南。”王炎午的行為，其實代表了當時江南在元兵鐵蹄下“沉默的大多數”的道德要求，這篇祭文對當時的震動因此很大。
王炎午如此大張旗鼓地勸文天祥死去，是有著社會心理基礎的。中國文化對文人的節氣和女人的貞節的重視，在進入宋代以後，已經形成了一種高調的社會會文化，但能夠自覺實踐的畢竟還是少數，多數人並不去殉難，而是勸他人為了崇高的道德價值做出犧牲。這種高調的道德要求在文天祥以前就有存在，在其後也更有發展，但是像王炎午如此大膽地直接提出，形成對文天祥的道德輿論壓力，還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一次。
文天祥是千古一見的英雄，但是，身未亡，卻享受“生祭文”，傳世千古，在曆史的長河中，也隻有文天祥一人了。
有人讚頌王炎午的這篇祭文：“感情壯烈，語言精湛，亦屬祭文中的傑作”。還有人認為：“洗練凝重，氣勢磅礴，對仗排列的句式使祭文鏗鏘有力，具有強烈的藝術感染力，有力地推動了當時形成的愛國主義思想浪潮，同時也體現出王炎午本人悲壯激切的忠貞氣節。”
中國人內心深處有一種道德崇高下對生命的冷漠，那就是對於為敵人俘虜的士人，與被玷辱的女子，都希望能夠以死守節。中國也許會善待俘虜的敵人，但不幸被俘或遭侮的自己人，如果不能迅速被殺，則最好及時自殺，以保持士人或者女人的貞節，反正是“期待”他們死掉。投降或屈服，意味著隨後無盡的罵名，如果被放回來，那與屈服和變節的結果差不多，一生中也會在道德歧視中受盡屈辱。當然，希望俘虜和被侮辱的女人自殺的人，卻是沒有犧牲的危險的，他們“安全”地道德觀望和審判，其任務隻是給女人列貞節牌坊表彰，流傳烈士的英雄事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