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內外皆知：毛澤東和周恩來兩個偉人，是一種很特殊的夥伴關係。
“冠蓋滿京華，斯人獨憔悴。”如今毛、周早已作古，但人們總還在思考一個問題：既然二人誰也離不開誰，文革期間，麵對毛的錯誤指責，周恩來為什麽不敢翻臉？年輕人問得最多，而如季羨林先生這樣閱世甚深的已故老人，也愛問這個問題。
翻臉是什麽？就是其一，痛感對方之錯，決不苟同，毫不忍讓；其二，如不能認同和解就一刀兩斷，分道揚鑣。但問題是：
一、周恩來怎麽去翻臉？以什麽去條件翻臉，翻了臉又怎麽樣？
再者，毛澤東自被他老上司周恩來推到遵義會議首席後，周恩來若再與之分庭抗禮，倒有點自己否定自己當年的讓賢之舉了。再再者，毛澤東這個地位和勢態是曆史形成的。政治者，勢也。如軍事大勢，經濟大勢，又如山洪、海潮等自然之勢。事物凡一成勢，任何個人之力都難挽回。而且往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一時很難看清、說清，更不用說堅持和反對了。
二、“逢毛必勝，有毛就靈”這是28年間血火煉成的信條，已成周恩來這一班副手們的習慣思維。
28年，即從1921年到1949年28年間。有了這習慣思維，周從來沒有想去挑戰毛，而曆史也證明其時的中央，包括周遵義會議前都錯了，而毛對了；眼見毛指揮若定，出神入化，眼見毛威信日增，山呼萬歲，周恩來對毛的心思，心知肚明，了解一個人，到這個程度，以周的高風亮節的品格，他不願意挑起內鬥而做人口實。
新中國成立之後，時勢變化，毛不熟悉經濟，出現了錯誤，卻不能自省自察，仍在挾曆史之威，大刀闊斧地蠻幹。周分管經濟工作，已見禍苗，心急如焚，雖屢提不同意見，但已無力回天。一是毛威望在身，大權在手，絕不會聽他的。二是這時全黨、全國上下已視毛為神，任何一種反對意見，不用毛親自來說什麽，輿論就可將其壓滅。三是由於個人崇拜的推行，在毛周圍已漸漸形成一個風氣不正的小環境。這時，周就更沒有去翻臉力爭的外部條件和氛圍了。
三、曆史教訓：周恩來的一次小建議，曾引來毛的大翻臉。兩人若矛盾升級，或釀成內鬥之禍。
新中國成立之後，周表示自己的反對意見主要有兩次，結果，周隻是盡職責之守小提建議，就惹來毛的大翻臉。第一次是1956年鑒於經濟發展過熱，周提出“反冒進”。應該說，這時周還是據實論理，大膽工作。1956年2月8日周主持第24次國務會議時說：“超過現實可能和沒有根據的事，不要亂提，不要亂加快，否則就很危險。”他說對群眾不要潑冷水，“但領導者的頭腦發熱了的，用冷水洗洗，可能會清醒些”。4月中央政治局會議，毛提出追加投資，周和大多數人都反對，會後又耐心勸毛，說我作為總理從良心上不能同意這個決定，毛就大不悅，離開北京。1957年10月9日在八屆三中全會上毛的發言是《做革命的促進派》，毛要翻臉了。他毫不客氣地對周說，你“反冒進”，我是反“反冒進”的。接著就是一連串的追擊。
1958年1月杭州會議、南寧會議，3月成都會議，毛對周逢會必批。這期間給毛煽風點火的主要有柯慶施等人。但經過從1959年開始的三年困難時期，最後那場“大躍進”的鬧劇以毛錯、周對收場；但並未見到毛有什麽正式的自我批評，或對周的褒獎。經過這次較量，周已完全明白用翻臉的辦法解決問題是根本不可取的。
周恩來與毛的第二次大分歧是關於“文化大革命”。這是政治路線之爭。自1956年毛與周恩來、陳雲在經濟思想上發生分歧後，漸漸又與劉少奇、周恩來等在政治路線上發生分歧，主要是對中國社會基本矛盾的分析和形勢的估計。麵對全國瘋狂的個人崇拜、極左的政策，周不用說翻臉，他甚至不能有一點明顯的反對。
毛既離不開周，但又對周不放心，一度還曾掀起一個“批林批孔批周公”的小動作。周對此心知肚明，但他知道如若翻臉，一切都難想象了。
四、若翻臉，將是特可怕的事兒了。代價極為慘重，毫無疑問，毛小勝，周慘敗。
畢竟，周不是一個普通人，是與毛澤東威信不差上下的一國總理，且背負著一個國家，八億人口。他要考慮可怕的後果。如果硬來也行，但那將是兩種可以預見的結果。
第一，毛以絕對權威，像對劉少奇那樣將周當即徹底打倒，甚至進行人身迫害。這樣周那一點點僅有的合法身份和權力將被剝奪幹淨。人民、國家將會受到更大的痛苦和災難。
第二，周可以將自己的不同政見公布於社會，並說服一部分高級幹部和群眾追隨自己，用票決的辦法逼毛表態。以周的威信和能力也是能拉起一股力量，形成一派甚至一黨的。但這樣的結果就是黨的分裂，接著是國家政權的分裂。
不翻臉，是兩害相權取其輕，是不得已而為之焉。
五、“有話不能說，或說出來無人聽”，周恩來隱忍克己，為國為民。
一國總理，大任在肩，大責在心，忍則犧牲民利，眼看國事受損；爭則得罪領袖，造成黨的分裂。
所以他要四處滅火，大講要聽毛主席的話，抓革命，促生產。這種複雜兩難的心理可想而知。他隻掌握一個原則：犧牲自己，保全國家。在“文化大革命”中周恩來有一句發自肺腑的名言最能體現他當時的心態：我不下地獄，誰下地獄？
於是我們看到偉大的總理兩種情景：一方麵，周在毛的權威麵前，俯首貼耳，不置一辭，為毛留足麵子；另一方麵，又留得青山在，好為國為民多燃點光和熱。在一般人，絕對受不得這種夾板氣，早就甩手而去。但總理不能，他強忍惡氣，強撐病體，另有大謀。隻要不翻臉，不撕破麵子，他這個總理就有合法的地位和權力，就能為國辦一點事，就能挽狂瀾、扶危局，救下大批受冤幹群。
事無巨細，周總理拿起就不肯放，他放不下。所以，周恩來對各省市各部委領導愛講一句話：“你們有什麽事情可以直接找我，直接給我辦公室打電話。”
總理對他的秘書們也愛講一句話：“你們有事一定要報告，不要怕我忙麽，我不怕忙，我能忙過來。”
正因如此，印度尼西亞總統蘇加諾曾對毛澤東說：“我真羨慕你有個周總理，我們就缺一個周總理。”
連尼克鬆也忍不住大發感慨：“周恩來也具有另一種罕見的本事：他對瑣事非常關注，但沒有沉湎於其中而不能自拔。我們在北京的第三天晚上，應邀去觀看體育和乒乓球表演。當時天已經下雪，而我們預定第二天要去參觀長城。周恩來離開了一會兒，我以為他是去休息室。後來我才知道，他是親自去關照人們清掃通往長城路上的積雪。第二天，路上潔淨得如同不曾下過雪似的。這個例子是很典型的。”
即便斯大林，也是不吝讚頌這個傑出的大管家。當毛澤東赴莫斯科同斯大林談判，津津有味地讀著彼得大帝和拿破侖時，斯大林著急地說：“你不行，這些具體事你談不清，你叫周恩來來談”……
這樣的好總理，還如何與毛澤東翻臉。有一個不爭的事實：毛澤東的基礎在基層人民，周恩來的基礎不僅有基層群眾，還有國內外友人之間。由文革看來，當時的毛澤東的地位是無法捍衛的，或許這就是個曆史選擇問題。
如此分析，答案已一目了然了。理性地對待曆史問題，我們不溢美，不隱惡，方是史學者的學養良知及品格。是為記。
周是臣子。
要扳倒皇帝，歷史上不是另立新主，就是自己坐上皇帝位子。
這兩條路周都走不通，當然忍了。
戰爭風雲突變時期， 帶來很大損失。
長征初期的軍事主導經曆也許是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