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套車、白樺林、伏特加、手風琴、馬祖卡、喀秋莎……這裏是俄羅斯！這裏是普希金、托爾斯泰、契訶夫、柴可夫斯基、肖斯塔科維奇的祖國！這樣的宣告是多麽令人迷醉！對於20世紀中國知識分子來說尤其如此，它幾乎等同於在宣告天國的降臨。
的確，就對現代中國知識分子的影響而言，沒有哪一個國家的文化能同俄羅斯相提並論。那個廣袤的被冰雪覆蓋的國度，就是現代中國知識分子的精神家園。可以這麽說，幾乎每一個五十歲以上的人，都曾有過一個“俄國夢”，而且，這個夢並未因蘇聯的崩潰而破滅。因為這樣的夢實際上更多的是關於19世紀俄羅斯的。被神話化的19世紀，加上一個被烏托邦化了的俄羅斯，這就構成了一代人的精神時空想象的全部。1980年代的時候，我常常跟幾位兄長輩的朋友談論起19世紀俄羅斯文化，每一次，朋友們都會激動不已。有時，他們的眼裏還會淚光閃爍。他們對19世紀以來的俄羅斯詩人作家，比對本土詩人作家還要熟悉。數算著那些光芒燦爛的名字，是對於他們來說，是一種樂趣。一串串冗長拗口的俄文在舌尖上翻滾，還要不厭其煩地加上父名，以示正式。他們會事事以俄羅斯為參照，檢點本民族的劣根性，全然不顧赫爾岑、車爾尼雪夫斯基對俄羅斯民族劣根性的斥責。被茫茫白雪覆蓋著的俄羅斯大地，一切汙穢、邪惡，都被掩蓋得幹幹淨淨。在那個貧乏時代，讀書人是那樣地迷戀著19世紀的俄羅斯，就好像窮小子保爾·柯察金迷戀林務官的漂亮女兒冬妮婭一樣。
對於我而言，俄羅斯始終是一個巨大的謎。它從來就是一個怪異的、自相矛盾的混合體。它是那樣憂傷，又那樣奔放；那樣詩意，又那樣粗魯；那樣聖潔，又那樣邪淫。一邊酗酒放縱，一邊孩子般地痛哭悔罪。不僅我們這些外國人，即便是對於他們自己的優秀兒女來說，俄羅斯也是一個謎一般的存在。詩人涅克拉索夫在一百多年前吟唱道——“俄羅斯母親啊，你貧窮，又富饒；你強大，又衰弱！”是的，精神分裂的俄羅斯，常常表現出令人費解的自相矛盾。從版圖上看，它占據著無與倫比的遼闊空間，但它卻始終對土地有著一種難以遏製的、近乎病態的貪婪和熱愛。最近，它對烏克蘭的領土的覬覦和盜竊，依然是這種劣根性的舊病複發。另一方麵，他們又總是充滿了無家可歸的焦慮，徘徊於廣袤的大地之上，同時又在抬頭仰望天國。它是一個最關注靈魂民族，創造的藝術能讓靈魂震顫，但它的靈魂卻沒有穩定的形式，隻有一種單純而又熱烈的情緒來當作粗糙的替代品。同俄羅斯在一起，是令人興奮的，同時又是危機四伏的，總好像是一場冒險。它是令人費解的，又是令人迷醉的，正因為令人費解，才令人迷醉。詩人丘特切夫在提到他的祖國時，這樣寫道——
用理性無法理解俄羅斯，
通用的尺子無法度量她：
俄羅斯具有獨特的氣質
――對她隻能仰。
是的，俄羅斯確實成了一代中國知識分子的“信仰”。他們相信，有一種一成不變的“俄羅斯精神”或“俄羅斯靈魂”。可是，即便從文學上講，這樣的一成不變的俄羅斯並不存在。普希金的俄羅斯、托爾斯泰的俄羅斯、布爾加科夫的俄羅斯、普拉東諾夫的俄羅斯，是完全不同形態和不同性質的國度。他們之間的差別，有時會比中國人跟俄國人之間的差別還要大。然而，對於做“俄國夢”的中國知識分子來說，真實的情況究竟如何，實際上是無關緊要的，更大程度上是中國知識分子“精神自戀”的產物。他們願意相信有一個那樣的俄羅斯存在在那裏，像傳說中的美麗的公主，永遠美麗，不會老去，即便有某些令人不悅的傳聞，那也是被惡魔施了魔法而變成了天鵝的少女，隻要你不懈地去愛它，就會恢複美麗的人形。
毫無疑問，一代人需要一個精神烏托邦來寄托自己的夢想，當他們在自己的現實中看不到希望的時候。尤其知青一代人，在那些寒冷、空虛和無望的漫長冬夜裏，聚在一起吟誦普希金，講述契訶夫，哼唱《三套車》，這樣的精神慰藉勝過溫暖的爐火和家園。我的一位年長的朋友，曾經計劃寫一部小說，講述幾個知青在鄉村的夜晚，唱著《三套車》，對幾位村裏的少女所到來的精神和情感的雙重震撼，以及幾個人一生命運的改變。二十多年過去了，這部小說依然沒有完成。他是用自己的一生在寫這部小說，它不是文學，而是生命。麵對這位朋友的精神追求，我沒有什麽好說的了。事實上，他所摯愛的，早已不是什麽俄羅斯、三套車之類，而是他自己的生命經驗和精神世界。這位孤寂地生活在偏遠小鎮上的文學朋友，他需要自己的文學蝸殼來抵禦外部世界的風雨。喧囂、狂暴、自私、冷漠的現實世界所帶來的諸多傷痛，或許依然可以從那位身穿農夫長袍的老托爾斯泰那裏，找到精神的鎮痛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