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鄧麗君這個名字在華人世界的知名度,超越了一切政治、文體人物。將近四十年以來,她的歌聲從靡靡之音變成了華語經典,滋養了一代代人。然而大陸對鄧麗君的追捧卻基本來自民間,官方對她的態度一直模糊不清,在她活著的時候,央視沒對她進行過任何報道。本文試圖在這種“官冷民熱”的大背景下,厘清鄧麗君在大陸的“解禁”史。
1979年以前:黃色+反動以“俗”之名被禁
標誌事件:1980年,中國音協在北京西山召開會議,專門展開對鄧麗君歌曲的討論與批判。正統學院派的專家認為,鄧麗君的一些歌曲內容比較灰暗、頹廢,屬於“靡靡之音”、“黃色歌曲”。並特別對她翻唱的《何日君再來》這首歌曲的主題指向提出了質疑。
鄧麗君生於1953年,年少成名,上世紀60年代就已經是名滿台灣的小明星了。而彼時大陸的文革正搞得如火如荼,兩岸處於完全隔絕的狀態。所以大陸聽眾在文革後才零星聽到鄧麗君,而那時,她其實已經把事業重心放到了日本。1974-1977年,鄧麗君在日本共推出8張大碟及12張個人單曲唱片,成為整個亞太地區的明星。
在70年代後期,大陸聽眾聽到鄧麗君的歌聲,主要通過兩種方式:偷聽敵台和翻錄磁帶。在那個年代,基本除了大陸的電台以外,都是“敵台”。而大陸的電台又不播任何的鄧麗君歌曲,所以,收聽鄧麗君=收聽敵台。好在文革之後,收聽敵台已經不是什麽特別大的罪名,通常是一番批評教育,至多背個處分,與文革時動輒麵臨勞教甚至判刑的風險不可同日而語。可以說,收聽“敵台”的風險降低,是鄧麗君流行開來的一個重要原因。
而通過翻錄磁帶收聽鄧麗君歌曲,則屬於南部沿海省份的特權。尤其是改革開放以後,海內外交流日漸增多,使鄧麗君等港台音樂磁帶得以通過私人攜帶的方式來到大陸。當時人們還沒有太多版權意識,一盤原版磁帶可能會被翻錄上百次,而每盤翻錄的磁帶又會被聆聽上百次。
鄧麗君之所以在那個年代突然“爆紅”,與其唱腔和歌詞內容密不可分。被樣板戲和革命歌曲教育了幾十年的人們發現,歌曲竟然還能這麽唱?歌詞竟然還能這麽寫?人們禁錮的大腦瞬間被開辟了一片新視野。而由於兩岸聽眾對鄧麗君歌曲欣賞的不同步,使得在台灣經過十年傳播而積澱下的幾十首好歌,在同一時間“砸”向了大陸聽眾,使大家在很短的時間就愛上了這個聲音。
然而那些讓鄧麗君為人喜愛的特點,恰恰成為她被禁的理由。鄧麗君的情歌很快被戴上了“黃色歌曲”、“靡靡之音”等帽子,與喇叭褲、蛤蟆鏡等一道成了老師家長眼中會“教壞小孩”的東西。而把鄧麗君歌曲上升到“毒草”這一高度的,是1980年的中國音協西山會議。
會上被批判最猛烈的是《何日君再來》。因為“君”字與鄧麗君名字相同,如今“何日君再來”常被用於懷念她的演唱會或文集名字。而在當時,《何日君再來》是一首典型的“不良歌曲”,無論從黃色還是反動的角度,都能批判。歌詞“人生能得幾回醉,不歡更何待。今宵離別後,何日君再來”從字麵意思理解是青年男子與女友依依不舍的情景,屬於“黃色”;這首歌創作於1936年,正值日本入侵中國之時,“君”指的是國家,或者說指的是國民黨軍隊,“何日君再來”有“何時收複失地”之意。從這個角度講,歌名與當時國民黨鼓吹的“反攻大陸”暗合,又屬於“反動”。
這樣一首“又黃又反”的歌,就在一片“又紅又專”的氣氛中被批判了。
1980-1981年:敵對大陸的黃色歌手以“政”之名被禁
標誌事件:1980年,鄧麗君在演唱會上提出了她來大陸演唱的“條件”。1981年,鄧麗君又前往台灣軍隊中勞軍一個月,並製作《君在前哨》紀錄片。這樣的“涉政”表現使她的歌曲更難被大陸官方認可。
在兩岸敵對的年代,任何知名公眾人物都會無法避免地卷入政治之中。作為身在台灣的歌手,祖籍河北省邯鄲市大名縣的鄧麗君也不能免俗。
就在大陸音樂界人士開會批判鄧麗君之後不到半年,1980年10月4日,鄧麗君在台北國父紀念館舉行了一場義唱,門票收入全數捐給公益基金會。在演唱會中,主持人問鄧麗君,聽說在大陸有很多人想邀請你去大陸演唱。鄧麗君表示:“如果,我去大陸演唱的話,那麽,當我在大陸演唱的那一天,就是我們三民主義在大陸實行的那一天。”
上邊輯錄的這句話是鄧麗君的原話。可想而知,有這句話墊底,鄧麗君終生未在大陸舉辦演唱會也就說得通了。
如果說1980年的這次“三民主義”事件還隻是口頭說說,那麽接下來一年,鄧麗君就以實際行動將自己在大陸辦演唱會的路堵死了。
1981年8月,鄧麗君在台灣全省勞軍一個月,跑遍各地軍營,包括金門前線。看望海陸空的國軍將士,並為他們演唱。此後台灣電視公司製作並播放了名為《君在前哨》的電視特輯。
演藝明星去前線勞軍,這是各國都在沿用的軍隊慰問形式。例如在抗美援朝戰場上,美國影星夢露曾去美軍陣營勞軍,而我國相聲表演藝術家侯寶林則在中國軍隊陣營參與勞軍,這些行為都沒在他們身上打下較重的政治烙印。
鄧麗君在70年代時就曾多次參與勞軍。然而1981年的鄧麗君已經是紅透華人世界的超級明星,用一個月時間將台灣軍營“走透透”,並且去金門這種象征性極強的地方勞軍,政治意味與普通勞軍不可同日而語。自此之後,鄧麗君在大陸官方的眼中就不隻是一名唱“黃色歌曲”的歌手,而是一名“敵對大陸的黃色歌手”。
1982-1985年:“沒頭腦”與“不高興”
標誌事件:1982年,《怎樣鑒別黃色歌曲》出版,鄧麗君是主要的批評對象。1985年2月1日,《中國青年報》刊登了題為《鄧麗君說:真高興,能有電話從北京來》的新聞報道。這被認為是中國大陸新聞界對鄧麗君的第一次正式的新聞采訪報道。
與官方對鄧麗君的排斥形成鮮明對照的,是民間對於她的熱愛。到了1980年代中期,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和經濟水平的增長,雙卡錄音機、短波收音機逐漸普及,收聽鄧麗君歌曲的技術障礙已經不大了。在歌迷們的交流中,大家逐漸知道了諸如收聽澳洲電台能獲得更清晰的信號這樣的小竅門——港台、日本等地的“敵台”或多或少都被大陸進行技術幹擾,而澳大利亞電台則因為遠離政治而沒有受到什麽幹擾。
老百姓通過用腳投票——更確切地說是用收音機、錄音機投票——的方式進行了選擇。被官方定性為“黃色歌曲”的鄧式情歌紅遍大江南北。用現在的話講,幾乎所有人都成為了鄧麗君的“腦殘粉”。如今已成為知名樂評人的金兆鈞是那個年代的親曆者,他回憶說:“第一批流行歌手百分之百地摹仿鄧麗君,比如廣州的劉欣如,北京的田震、段品璋、趙莉、王菲……”
《怎樣鑒別黃色歌曲》圖書封麵與目錄
不僅如此,鄧麗君還教會了人們可以用嗓音的另一個部位唱歌,即後來所謂的“通俗唱法”。在此之前,中國歌曲隻有美聲和民族兩類唱法。
對於民間對鄧麗君“沒頭腦”地熱愛,主流音樂專家顯得很“不高興”。《怎樣鑒別黃色歌曲》一書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出版的。這是一本合集,收錄的是當時音樂界的主流專家發表在報刊上的關於音樂鑒賞的文章。
書中依舊將矛頭指向了鄧麗君的《何日君再來》,以下是其中一篇文章的摘錄:
“《何日君再來》不是漢奸歌曲,但它是首黃色歌曲;不是一首愛情歌曲,而是一首調情歌曲;不是藝術歌曲,而是商業歌曲,是有錢的舞客和賣笑的舞女的關係,是舞場中舞女勸客人喝酒時唱的。……這是對血淚現實的掩蓋,是對燈紅酒綠紙醉金迷生活的歌頌,是以醉生夢死的態度來對待現實。……現在還喜歡《何日君再來》的同誌要認真想一下:是‘好花不常開’,還是應該用我們雙手去創造永不凋謝的花朵。”⑤
與很多被主流專家看扁的藝術作品一樣,鄧麗君歌曲終究還是成了人民大眾心中的最愛。1985年2月1日,《中國青年報》刊登了題為《鄧麗君說:真高興,能有電話從北京來》的新聞報道。這篇報道是當時《中國青年報》文化藝術專欄記者關鍵撰寫的新聞,是中國大陸新聞界對鄧麗君的第一次正式的新聞采訪報道。
至此,鄧麗君在大陸被非官方地解禁了,收聽她的歌曲不再是一件可能會“學壞”的事。
1985-1995年:“官冷民熱”的博弈
標誌事件:1995年5月8日,鄧麗君因哮喘在泰國逝世。次日,中央電視台報道了她去世的消息,這是大陸最高級別的媒體首次正麵報道鄧麗君。
當大陸聽眾可以光明正大地聆聽鄧麗君之時,她本人其實已經處於半退休狀態。1980年代後期,鄧麗君的工作重心逐漸轉移到英國和法國,除參與慈善演出外,甚少於公眾場合露麵。
與此同時,大陸觀眾想親眼見到鄧麗君的願望越來越高。1988年,大陸有關機構發出邀請鄧麗君赴大陸進行音樂活動的信函,但是由於上文所敘的勞軍等政治色彩很濃的事件,造成了鄧麗君本人特殊的政治地位,再加上台灣當局與大陸仍處於敵視狀態,不支持此事,鄧麗君來大陸演出的事宜最終未能成行。
而在民間,鄧麗君的熱度並未消減。有關鄧麗君的書籍、唱片、磁帶,在此期間陸續出版。中國唱片總公司還整套引進出版了鄧麗君歌曲磁帶。
在錄像帶、VCD逐漸普及後,鄧麗君1984年在台北舉行的《十億個掌聲》演唱會成了一時的寵兒,很多八零後、九零後的人正是通過家中父輩留下來的這場演唱會的錄像,才認識並喜愛上鄧麗君的。
這個時期的鄧麗君歌曲,從民間的角度看是解禁了,市麵上可以買到她的磁帶、錄像帶、宣傳畫等產品了;而從官方的角度,鄧麗君還是禁區。在她的有生之年,中央電視台從未正麵報道過她。“官冷民熱”的態勢依舊持續著。
中央電視台首次報道鄧麗君,內容是她的死訊。1995年5月9日,中央電視台第四套節目(國際頻道)在常規新聞裏報道了“台灣著名歌星鄧麗君昨日在泰國清邁病逝”這一消息,並播放了多段鄧麗君生前演唱活動的電視畫麵。這是大陸最高級別的新聞媒介第一次對鄧麗君的相關消息進行報道。
央視的正麵報道,也為鄧麗君的官方解禁鋪平了道路,此後除了極個別政治性太強的歌,鄧麗君在大陸基本不再是禁區。可惜這一切,她本人看不到了。
1995年以後:去世後漸成華語音樂經典
標誌事件:2005年,中國國民黨主席連戰、親民黨主席宋楚瑜相繼訪問大陸。同年,“一代歌後鄧麗君經典金曲交響音樂會”開始籌備,並於第二年1月在北京音樂廳舉行。
鄧麗君去世後,在大陸購買她的唱片,組織民間歌友會等都不再是禁區,而且她還在兩岸民間交流中起到了一定作用。台灣鄧麗君文教基金會上海辦事處在2002年正式成立,上海和桂林等地建立了鄧麗君生平紀念館,“中國鄧麗君歌友會”也在2002年11月成立。
需要注意的是,上述基金會、歌友會、紀念館等組織,依然是民間層麵的。以諸如“紀念鄧麗君”之類的字眼為名的音樂會,依然會在審批階段遇到障礙。直到鄧麗君去世後的第十年,此狀況才有所緩和。
2005年,鄧麗君去世十周年。這一年還發生了件看似與鄧麗君不沾邊的事。這年的四五月間,中國國民黨主席連戰、親民黨主席宋楚瑜相繼訪問大陸。這是兩岸交流方麵的一件裏程碑式的事件。
鮮為人知的是,連、宋這兩位政壇大佬,當年都參加過鄧麗君的葬禮。時任台灣省省長的宋楚瑜還是治喪委員會的名譽主任委員,擔任葬禮主祭,並題名鄧麗君墓園“筠園”。
連、宋的大陸之行似乎打開了兩岸文化交流新的大門。2005年,一台名為“一代歌後鄧麗君經典金曲交響音樂會”的晚會順利報批立項,並於2006年1月22日在北京音樂廳舉行。此後,以鄧麗君為名的各類演唱會、音樂會如雨後春筍般出現。
直到今天,在各大票務網站上以“鄧麗君”為關鍵詞進行搜索,仍能夠搜出十幾台將在近期舉辦的與鄧麗君相關的演唱會。這些演唱會多以邀請歌手演唱鄧麗君的歌曲為形式。甚至國內還出現了多位專業模仿鄧麗君的歌手,她們靠著與鄧麗君極其相似的聲音,在各種演唱會、音樂劇、電視節目中演唱鄧麗君的經典歌曲,也能夠獲得可觀的收入。
如今幾乎所有的公園裏,早晨都有大量晨練的大爺大媽。他們也經常組織歌唱活動,唱得最多的有兩種,一種是鄧麗君的歌曲,另一種是當年批判鄧麗君之時,專家們鼓勵大家唱的革命歌曲。當你置身其中,也許會感到有些“穿越”:聽完一首《革命人永遠是年輕》之後,可能緊接著一首《我隻在乎你》;一首《北京的金山上》之後,會接一首《在水一方》……無論“黃色歌曲”還是“紅色歌曲”,此時統統變成了懷舊歌曲。
結語
鄧麗君的歌曲經曆了時間的檢驗,成了名符其實的華語經典。《怎樣鑒別黃色歌曲》這本書也沒有被人遺忘。定價為兩毛二的這本小冊子,如今在舊書網上被炒到了300元以上,30多年來身價增長了上千倍。賣主除了強調品相很新以外,還加上了一句話:“最好的時代見證,珍稀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