亡國之危
甲午戰爭發生之際，中國的大門已經被打開54年。以現代化為目標的自改革，洋務運動，也已經運作了34年。此前也跟洋人打了很多仗，割地賠款的事，沒少幹。但是，沒有一次能引起中國人如此的震動。
上海很西化的《點石齋畫報》，在戰爭爆發時，還連篇累牘地登載中國人”勝利”的消息，把矮個子的日本兵，畫得十分可憐。可是慢慢就沒聲了，這些早期的媒體人知道，中國敗了。
中國敗了，敗得很慘。此前跟西方人打，打敗了還可以托詞人家船堅炮利，可這回呢，是你自己船堅炮利，擁有世界第七、亞洲第一的海軍，武器裝備遠遠超過日軍的淮軍。可是，連一場可以拿來說事的小勝仗都沒有。
北洋海軍，大東溝海戰之後，躲進威海軍港，然後被全殲。淮軍則從大同江退到山海關，打一仗，敗一仗。每一仗都奏報說”斃敵無算”，但真正被斃到”無算”的，恰是自己；
旅順要塞，李鴻章經營多年，槍炮彈藥堆積如山，巨型的克虜伯大炮，至今還留在要塞的山上。1904年日俄戰爭中，”腐朽”的俄軍用這些大炮，給日軍造成了巨大的傷亡，日軍付出幾萬人的代價，才攻下要塞。而同樣的武器，在淮軍手裏，一天沒到，要塞就淪陷了，日軍不過傷亡幾十人；
淮軍不行，湘軍更不中用。吳大澂帶了幾十營的湘軍，出征山海關，臨行前氣狀如牛，發布檄文說準備了幾麻袋的繩子，要日本鬼子前來受捆。結果，帶去的繩子一根沒用上，麻袋倒是可以用來裝自己士兵的屍體。
這樣慘敗給一個附近的蕞爾島夷，對於一向好麵子的國人來說，實在是丟不起這個人。當年鴉片戰爭，我們也說英國人是蕞爾島夷，但眼下這個蕞爾，跟當年的蕞爾，不大一樣。這個蕞爾，是我們一向瞧不起，而且據說一直向我們學習的。
此番戰敗，不僅賠款之巨破紀錄，而且被割去兩大塊國土，一塊是台灣，一塊是遼東，大清的龍興之地。雖然遼東在三國幹涉下日本人吐了出來，但這樣的割地，象征著日本這條”蛇”，已然張開了自己的上下頜，要一口吞下中國。
至此，中國人跟外部世界打交道的邏輯轟然變了。原來的西方各國，除了沙俄之外，基本上隻是要你開放，把你拖入他們的世界，變成他們的市場。然而，新興起的日本，在脫亞入歐之際，居然要你國破家亡，變成他的殖民地。也可以說，近代中國真正的亡國危機，是從甲午開始的。
權術大師
這樣的亡國危機，刺痛了士大夫（老百姓還無所謂），更刺痛了皇帝和太後，尤其是年輕的皇帝。
比較明清兩朝，製度大體一樣，不一樣的，主要是皇帝。不光是本族人與外族人的區別，而是明朝皇帝怠政、胡鬧的多，但清朝皇帝，個個都很勤政，生怕把祖宗江山，丟在自己手裏。光緒皇帝載湉，雖說在他的太後麵前，顯得很窩囊，但勤政發奮之心，卻不讓前輩中的任何一位。
甲午之前，光緒雖已親政，但國人都知道，國家大權依舊在其養母西太後手裏。所以，甲午戰敗，人們也並不怪罪光緒，要罵，都罵西太後，不敢罵太後的，就拿李鴻章來說事。
西太後種種抓權不放手的行為，信任太監、喜愛戲子、為自己過60大壽、大肆張揚等等，都進入國人批評的視線。兩江總督劉坤一，甚至當麵質問西太後，是不是寵信李蓮英？害得西太後直辯解，說自己不是漢太後，沒有寵信過太監，李蓮英也從未過問政事。
當然，辯解是沒有用的。女人幹政，從來都是傳統政治的大忌，幹得好還行，一有紕漏，女人勢必要承擔責任。況且，清朝的敗績，西太後的確要負責任。
雖說她還算是個明白人，知道利害，也分得清臣子中哪個有用，哪個不行。但是，她畢竟不了解世界大勢，也不清楚中國該向何處去。雖說支持了洋務派，但卻養著一堆頑固大臣和王公，遙為牽製。她治理這個國家，大體上還是權術思維，自身是走平衡木的高手。
在這樣的權術大師手裏，中國的洋務運動，雖說也是一種學習西方的改革，卻做得馬馬虎虎。就體製而言，僅僅在打補丁。比如八旗和綠營不中用了，不是說去掉八旗綠營，而是加上一個補丁——湘淮軍；水師不行，加上補丁——北洋海軍。
這些補丁，細節一塌糊塗。士兵學會了使用洋槍洋炮，而且經過了多次更新換代，但多數人連個基本的瞄準射擊都不懂。一開仗，連敵人影子還沒見就開始放槍，子彈打光了，也就是撤退逃跑的時候了。這樣的新式軍隊，對付國內的起義叛亂，還湊合，但放到外戰的場合，就不大中用了。
可是話又說回來，當年國中的精英人士，大抵都是西太後這個水平。極少數先知先覺者的呼聲，又不為人們所理解。所以，單單責怪一個女人，似乎也不大合理。
帝後二元
其實，對於甲午的戰敗，西太後也相當難過。她自己多次說，每聞戰報，輒與光緒抱頭大哭。亡國者，既亡中國，也亡大清，她怎麽能不難受？但是，讓她更為難過的是，對於國政，從今後的趨勢看，她隻能放手了。
對於一個不滿三十歲就守寡，操持國政三十多年，等於嫁給了國政的寡婦，這意味著從此生活軌跡就要發生根本性的改變。權力是弄權者的春藥，沒了春藥，你讓一個年逾六十但精力旺盛的寡婦如何是好？
反過來，一向懦弱，唯母後是聽的光緒皇帝載湉，經過甲午戰敗的刺激，心態也發生了重大變化，有為之心大大萌動，真心實意，打算讓他強悍的”皇爸爸”（滿人皇帝對母親的稱呼）退休，安度晚年。把政治舞台留給他，一展身手。”不想做亡國之君”，的確是他發自內心的呼聲。
在舉國變法圖強的呼聲中，這一對母子，心態在各自糾結著。一直到1898年戊戌維新啟動，這樣的糾結不是減弱了，而是在增強。西太後退到頤和園，名義上是頤養天年，但軍國人事大權，依舊不放手。
四品以上官員的任免，都要由她來決斷。每周，光緒皇帝都得到頤和園匯報工作。實際上，光緒隻爭得了一個弱勢的處理日常事務的一線領導的地位。就是這個地位，一點小事，都決斷不了。連成立一個變法的領導機構，都不能遂願。
這樣一個二元政治結構，二元中的兩極，在變法過程中，越拉越遠。變法中受到傷害的利益集團，主要是滿人集團，對變法越來越不滿意。他們有特權，可以進頤和園，直接找太後訴苦。而對這些人的胡言亂語，西太後也越來越聽得進去。進園子匯報工作的光緒，境遇越來越差，橫豎都要挨罵。
到了光緒盛怒之下，免了阻止部下進言的禮部六堂官之職時，帝後之間的矛盾，已經接近鬧崩。
譚嗣同圖謀發動兵變的冒險，其實隻是給了早想出來垂簾的西太後一個最合適的借口。光緒被擱置，二元再變為一元，恐怕是順理成章的事情。但是，戊戌政變的發生，卻中止了戊戌變法本身。因為躲在西太後背後的頑固勢力告訴西太後，如果不盡廢新法，你出來垂簾，就沒有依據。畢竟，這還是一個王朝政治，女人在這個政治裏，沒有合法的地位。
改革推行新法，目的就是挽救亡國危機。盡廢新法，對於國運來說，等於自殺。以西太後的精明，她不可能一點也不明白這個道理。但是，她在權力欲的驅使下，已經走上了不歸路，也隻能這樣走下去了。
所以，在戊戌政變之後的歲月裏，西太後進退失據，行為錯亂。在頑固派的欺蒙和拉動下，一步步走向倒退。最後居然上演了一場動員暴民的排外大戲，付出了首都被十一國聯軍占領，自己倉皇出逃的慘重代價。
當然，我們都知道，在一個傳統帝國進行改革的時候，二元政治結構是不合適的。由此造成的紛爭，很可能葬送改革。當年的二元結構，在某種意義上，正是甲午慘敗刺激出來的。然而，如果沒有甲午的慘敗，中國又不可能進行深度的改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