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伊拉克反政府武裝又攻下伊西部幾個重鎮時，奧巴馬政府的回應是向中東派出國務卿克裏。不過克裏為期一周的中東之行首站並不是戰火紛飛的伊拉克，而是美國的中東“夥伴”埃及，因為埃及新政府對前穆兄會支持者的大麵積打壓，正在給埃及脆弱的穩定局麵增添變數。在6月19日針對伊拉克局勢的講話中，盡管奧巴馬強調“美國軍隊不會重回伊拉克作戰”，但重返亞太的美國如今不得不重返中東了，至少在外交資源配置上。因為不久前對專業外交人士來說都還略顯陌生的“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蘭國”，可能會讓奧巴馬任內最大的外交遺產—從兩個戰場撤軍—變成一個笑話。
伊朗最高領袖哈梅內伊6月22日公開表示“強烈反對”美國幹涉伊拉克事務。這應該是伊朗要保馬利基政權的信號，而非拒絕在伊拉克平叛上與美國間接合作，畢竟伊朗也不願放棄爭取在當下第五輪伊朗核談判中說服美國放寬製裁的機會。而且，不願再陷中東戰場的美國也希望有外部力量幫助穩定伊拉克局勢，就像它期望歐盟協助維護麵臨俄羅斯滲透的烏克蘭安全，並穩定危如累卵的利比亞局勢一樣。2013年，在敘利亞化武問題上，美國被迫讓俄羅斯和禁化武組織出頭，如今敘政府先前申報的所有化學武器原材料已經運離敘利亞。顯然，這一切都在考驗著美國的全球領導力。美國外交關係委員會學者詹姆斯·林德賽認為，對奧巴馬的挑戰也是他的繼任者將麵臨的挑戰，即如何在一個不再自覺響應美國全球領導角色的世界裏推進美國的利益，即使美國依然是唯一最強大且最具影響力的國家。
奧巴馬的外交滑鐵盧
奧巴馬的第二任期受到內政掣肘，本指望能以“外交收獲期”加以平衡，不料卻迎來一係列外交挑戰甚至失敗。在奧巴馬政府對恐怖分子利用無人機或特種部隊打遊擊戰時，恐怖分子卻打著“國家”的旗號在伊拉克發起了攻城略地的傳統戰爭。無論“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蘭國”勢力發展壯大的原因是什麽，外界質疑奧巴馬政府反恐戰爭的成效都無可厚非。根據皮尤研究中心2013年的調查，在恐怖威脅、全球氣候變化、俄羅斯、伊朗、阿富汗和敘利亞等10個外交議題上，應對恐怖威脅是奧巴馬政府唯一一個獲正麵評價（51%）高於負麵評價（44%）的議題。可以想見，恐怖勢力壯大導致的伊拉克亂局，可能會使奧巴馬留下外交政績的最後一線希望化為泡影。
“沒有哪個地方像中東那樣能讓人們強烈地認識到美國越來越膽小怯弱了。”英國《經濟學人》雜誌在今年5月的封麵文章中這樣寫道。這是對奧巴馬政府中東外交的揶揄，也是對美國全球領導力的嘲諷。在2010年發端的“阿拉伯海嘯”中，美國忠實地扮演了啦啦隊角色，而且這個角色的“喝彩”對象總能隨機而變。在整個埃及變局中，美國的支持對象從穆巴拉克的軍政府變成穆爾西的穆兄會政府，現在又變成了塞西的軍政府。在推翻卡紮菲的軍事行動中，美國稍微向前邁出了一小步，跟在歐洲盟友後麵發揮“幕後領導”作用。奧巴馬對巴沙爾劃定了不得對平民使用化學武器的“紅線”，但當敘利亞政府越過這條“紅線”時，“紅線”這個詞也成了美國政治信用的一個汙點。美國曾“壟斷”巴以和談半個多世紀，但克裏上任後傾力打造的談判正在被人們遺忘。
奧巴馬2009年上台之初，雄心勃勃地提出要“重啟”美俄關係，但烏克蘭危機讓美俄關係跌入後冷戰時代的穀底。從目前情況看，真正能“重啟”美俄關係的隻會是奧巴馬的繼任者，如果後者願意的話。重返亞太是奧巴馬政府的主打“外交產品”，但各種主客觀原因正在使其變成爛尾工程。5月28日在西點軍校有關美國外交的演講中，奧巴馬甚至沒有提及重返亞太或亞太再平衡。奧巴馬亞太戰略的核心是對華戰略，但在皮尤研究中心的調查中，給予美國對華外交正麵評價的隻有30%，負麵評價高達52%。從布什總統手中接過因單邊主義而受損的美國外交，奧巴馬開啟了以傾聽的姿態、合作的意願為特色的“奧式外交”。他在2009年出訪了29個國家，是上任第一年外訪次數最多的美國總統。但“殘酷”的現實使奧巴馬的外交成績單正變得越發不好看。
目前的伊拉克危機引發了美國國內關於奧巴馬外交政策的大討論。這些討論以批評居多，焦點之一即是指責奧巴馬“軟弱”，認為他在“使用權力”上猶豫不決。拋開奧巴馬外交成績不佳的原因不說，把目前的“亂世硝煙”全部歸咎於奧巴馬顯然有失偏頗。美國副總統拜登的前安全助理朱利安尼·史密斯最近撰文稱，美國所麵臨的安全環境史無前例，“現有的與新出現的安全挑戰複雜且總量巨大，給美國決策者帶來難以應付的挑戰”。史密斯將此稱為“複合型複雜局麵”，即安全挑戰呈指數級增長，而且複雜情勢之間相互聯動。更為關鍵的是，“史無前例”的挑戰還伴隨著美國經濟疲軟和史無前例的財政赤字，使美國可動用的戰略資源與安全挑戰之間越來越不匹配。正因為如此，視“結束戰爭”為己任的奧巴馬，在是否派美軍重回伊拉克作戰問題上保持謹慎。
美國全球領導力曲線
奧巴馬是打著“重塑美國全球領導角色”的旗號上台的，在競選期間他甚至把2009年稱為美國重塑地位的“機會窗口”。但事實證明這扇機會之窗打開得並不順利。根據皮尤研究中心的調查，53%的受訪者認為美國的全球領導力和影響力不如10年前了，創下1974年有調查數據以來的最高紀錄，而2009年奧巴馬上台之初這一比例是41%；認為美國的全球領導力和影響力比10年前更強大的比例在1974年是28%，之後呈現波浪式緩慢增長，在2004年達到45%的最高點後，呈直線下滑至2013年的17%。美國著名學者伊曼紐爾·沃勒斯坦在《美國權力的曲線》一文中稱，從1945年至1970年，美國是世界體係無可爭議的霸權，“但從1970年也就是尼克鬆政府從越南撤軍開始，曆任美國總統都在心照不宣地忙著一件事，即延緩美國霸權的衰落”。
美國的全球權力巔峰時刻始於1945年，因為此後不久的美蘇兩極格局從一開始就明顯偏向於美國。冷戰之初美國通過馬歇爾計劃複興歐洲經濟以及在政治、經濟和軍事領域建立一係列國際機製，是美國全球領導力最直接的體現。雖然美國贏得了冷戰，但在整個冷戰期間，再沒有出現過先前那樣能高度凸顯美國領導力的案例。1992年，由老布什時期的國防部長切尼領銜製定的“國防計劃指南”主張，通過阻止“集體防禦的再國家化”以及把美國的防禦態勢從全球競爭轉向應對地區挑戰來確保美國的全球主導權。如果基於1991年海灣戰爭經驗的這種戰略轉型算得上彰顯了美國的領導力，那麽克林頓政府基本上是蕭規曹隨。美國在1994年放棄建設美洲自貿區的設想，退而打造北美自貿區，已經反映出美國領導力的邊界。小布什政府雖然領導了全球反恐戰爭，但這次“領導”也對美國全球領導力造成了直接殺傷。
奧巴馬整個執政過程都伴隨著“美國衰落”的聲音，有邏輯認為：美國經濟實力的相對和絕對地位都在下降，而經濟實力是國家實力的核心；美國相對實力下降是由過度的軍事開支造成的，而過度的軍事開支緣於美國對國際社會過度的承諾。包括沃勒斯坦在內的學者都把經濟實力下降視為美國權力下降的一個關鍵指標。美國GDP總量在世界占比已從1945年的45%，下滑到2013年的22%。隨著新興國家經濟上的崛起，這一比例可能會進一步下滑。這也是奧巴馬政府盡量避免直接介入地區衝突、專注經濟問題的重要原因。如果“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與“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夥伴協議”能最終達成，美國不僅將再次獲得製度霸權紅利，還能重塑在全球經濟領域的領導力。
在某些學者看來，奧巴馬不願讓美國走向前台的做法會給美國領導力造成負麵影響，因為領導力通過積極介入才能得以體現。日本青山學院大學國際政治學教授中山俊宏表示，美國民眾因厭戰而產生的“內向”傾向，已經從內部對美國外交形成了掣肘；極化的黨派政治使治理機製功能失調；緊縮財政使美國的全球存在變得不確定。所有這一切共同造成了一個“不幹涉”的美國形象。奧巴馬的外交政策可能是把國際政治看作“公開對話的舞台”，而其他國家的視角依然是“實力較量”，所以對美國不施展權力反應敏感。“隻要這種認知差異還存在，無論奧巴馬政府如何聲稱‘積極介入’，美國都不可能驅散自身的‘不幹涉’形象。”不過林德賽認為，目前的外部挑戰需要美國縮小海外戰略目標，並在政策優先上做艱難抉擇。如果奧巴馬不尋求與全球發展趨勢相匹配的外交政策，那麽美國的戰略抱負與戰略成績之間的鴻溝會越來越大，美國尋求全球領導角色的前景也將更加渺茫。
“經濟適用型”霸權
在西點軍校的演講中，奧巴馬說：“那些認為美國正在走向衰落、正在失去全球領導力的人，要麽是誤讀了曆史，要麽是在搞黨派政治。”客觀地說，與其前任相比，奧巴馬維持美國國際主導權、重塑美國全球領導力的願望更迫切，手段也在更新。美國在冷戰後花巨資維持全球主導權，絕不是因為美國具有崇高的“利他主義”。國際主導權以經濟、軍事實力優勢為後盾，一旦這種主導權形成，它也會成為權力的來源之一，給美國帶來“霸權紅利”。
奧巴馬更傾向於多邊主義，意在通過向盟友和夥伴“賦權”來打造“經濟適用型”霸權，以此來重塑美國全球領導力。雖然奧巴馬強調美國是“不可或缺的國家”，但他其實更希望能有“不可或缺的幫手”。德國國際事務與安全研究所學者彼特·魯道夫認為，考慮到國際體係權力轉移與新的全球挑戰，為了維持全球領導地位，美國有時不得不根據變化了的國際環境調整戰後創立的國際多邊機構。“就奧巴馬來說，一方麵他想強化現有的國際機製，另一方麵，他也想創立能夠把新興大國融入的新的國際機製，通過把其他國家融入多邊機製來為美國分擔部分國際領導成本。”
但“經濟適用型”霸權一種可能的後果是，美國對對手來說不再那麽可怕，對盟友來說也不再那麽可靠。雖然在中日釣魚島爭議問題上，奧巴馬把對日本的承諾提升到了“總統級別”，但正如美國媒體所說的那樣，很難有人相信美國會為了遠隔萬裏的幾塊石頭而與中國開戰。正因為如此，安倍政府不斷向美國索取承諾，同時也從未對這種承諾放心。奧巴馬強調盟友應該獲得尊重，但也應該承擔更多責任。不過他的“尊重換責任”理念效果並不明顯。在烏克蘭危機期間，出現在波羅的海沿岸國家的主要還是美國大兵。奧巴馬之所以多次提到杜魯門、艾森豪威爾、肯尼迪這些在歐洲備受尊敬的美國總統，也是希望喚起歐洲人那個時代團結在美國旗幟下共同麵對威脅的曆史記憶。不過他也曾感歎：“如果是羅斯福和丘吉爾坐在房間裏端著白蘭地談事，那就很容易談攏。但我們現在生活的不是那樣的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