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月5日，習近平總書記在新進中央委員會的委員、候補委員學習貫徹黨的十八大精神研討班上明確指出：“我們黨領導人民進行社會主義建設，有改革開放前和改革開放後兩個曆史時期，這是兩個相互聯係又有重大區別的時期，但本質上都是我們黨領導人民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實踐探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在改革開放曆史新時期開創的，但也是在新中國已經建立起社會主義基本製度、並進行了20多年建設的基礎上開創的。雖然這兩個曆史時期在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思想指導、方針政策、實際工作上有很大差別，但兩者決不是彼此割裂的，更不是根本對立的。不能用改革開放後的曆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前的曆史時期，也不能用改革開放前的曆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後的曆史時期。要堅持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分清主流和支流，堅持真理，修正錯誤，發揚經驗，吸取教訓，在這個基礎上把黨和人民事業繼續推向前進。” 十八大報告也指出：“以毛澤東同誌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帶領全黨全國各族人民完成了新民主主義革命，進行了社會主義改造，確立了社會主義基本製度，成功實現了中國曆史上最深刻最偉大的社會變革，為當代中國一切發展進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製度基礎。在探索過程中，雖然經曆了嚴重曲折，但黨在社會主義建設中取得的獨創性理論成果和巨大成就，為新的曆史時期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提供了寶貴經驗、理論準備、物質基礎。”
習近平同誌與十八大報告的上述論斷完全一致，科學、正確、準確地評價了以毛澤東同誌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的偉大功績，深得黨心、軍心和民心，具有重大意義。
毛澤東時代“過窮日子”的主要緣由之一
新中國建立後到毛澤東去世時的二十七年，毛澤東有六大貢獻：
一是先後打贏了抗美援朝、抗美援越戰爭，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和財力進行的“大三線”、“小三線”建設，成功化解蘇聯霸權主義企圖對我國進行的“核打擊”。這實際上相當於打贏了三場較大規模的反侵略戰爭，有力地捍衛了我國的主權和神聖領土。
二是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研發出“兩彈一星一潛艇”。1964年10月，我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1966年12月，我國第一顆氫彈原理試驗爆炸成功。1970年4月，我國第一顆人造衛星發射成功。1971年9月，我國第一艘核潛艇下水，並於1974年8月，正式加入人民海軍戰鬥序列。在成熟的核潛艇的基礎上，1981年4月，我國第一艘戰略核潛艇下水。不少人對“兩彈一星”關注多，對核潛艇與戰略核潛艇了解得少。這裏所說的戰略核潛艇，意思是說我國陸海空全都具備了第二次核反擊能力，這是最後製約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者企圖威懾我和平發展的最有力的“殺手鐧”。鄧小平1988年明確指出，“如果六十年代以來中國沒有原子彈、氫彈，沒有發射衛星，中國就不能叫有重要影響的大國，就沒有現在這樣的國際地位。”這話十分中肯。 三是建立了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係和國民經濟體係。這其中有大量的自主科研成就與研發技術，而“兩彈一星一潛艇”的研發，又全部是我國自力更生的成就。
四是建成國計民生所必需的大量的基礎設施。李先念明確講過，基本建設是投入七塊產出一塊，而加工工業是投入一塊產出七塊。毛澤東時期的短短27年中，我國主要靠人力修建的84000多座水庫，至今仍在農業生產中發揮著基礎性和中堅性作用。人均預期壽命，是衡量經濟社會發展水平的一個最根本的指標。毛澤東時期，在人口增加4億的情況下，人均預期壽命從35歲提高到65歲，而印度1952年人均預期壽命41歲，直到2011年人均預期壽命才達到65歲，整整比我國晚了35年。
五是排除種種幹擾重返聯合國。由於毛澤東關於“三個世界”劃分理論的正確指導，我國與美國、歐洲諸國和日本等主要國家的外交關係取得突破性進展，成功打破外部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對我國的嚴酷封鎖，真正跨入了大國的行列，並迎來和平與發展的時代主題。
六是毛澤東時期，我國既無內債，又無外債。當然，我國不借外債，一度沒有內債，甚至嚴重影響了當時的經濟社會發展，也可以說這是當時工作中的一個失誤，是思想僵化的一種表現，我們應從中汲取教訓。改革開放就汲取了這一教訓。但從當時的客觀情況看，那時還不具備大規模引進外資的國際環境；從兩分法的角度看，沒有內外債，也就沒有為後人留下還債的包袱。
以上成就的取得，是全國各族人民共同勒緊“褲腰帶”、“過窮日子”、從嗓子眼裏摳出食物和節省必要日常生活開支而積攢下大量的物力和財力所換來的。這也是我們大家在毛澤東時代“過窮日子”的主要緣由之一。
正麵回應，正視曆史，正確評價毛澤東
目前，社會上有些個人、有些媒體、有些組織對毛澤東存在誤解，歪曲史實，存在曆史虛無主義傾向。我認為應該正視曆史，正麵回應，正確評價毛澤東。
一是有人說，在我國三年困難時期，蘇聯不僅沒有對我國逼過債，而且對我國十分友好，這不是事實。20世紀50年代末60年代初，蘇聯赫魯曉夫領導集團為實現其“蘇美合作，主宰世界”的全球戰略的需要，先後提出並堅持在我國領土共同建立、共同擁有“長波電台”和“聯合艦隊”，企圖從軍事上、政治上控製我國。在遭到我國嚴詞拒絕後，1959年6月，蘇聯單方麵撕毀中蘇雙方1957年10月簽訂的關於國防新技術協定，拒絕向我國提供某些核技術的樣品及其生產技術資料。1959年9月30日，赫魯曉夫訪美結束後，即匆匆率蘇聯黨政代表團訪華，要我們放棄台灣，並要求我國釋放在中國的美國罪犯。這理所當然遭到我國的堅決抵製。1960年7月16日，蘇聯對我國發出照會，單方麵決定要在1960年7月28日至9月1日一個月之內，全部撤回在華的蘇聯專家1390人，並對我國逼債。這裏僅舉一例，說明蘇聯當年曾對我國逼債並尤甚。周恩來的經濟秘書顧明回憶：“有一次，蘇聯的一個外貿部副部長在人民大會堂與總理談判，要我們還錢。總理說，我們現在暫時有困難。談完後，總理送他出來，他看見門口有一塊三百多公斤重的大石英石，就對總理說，你們如果沒有別的東西，這個就很好。總理頂他說，你要你就拿走。”當時中國欠蘇聯的各項借款和應付利息共計折合人民幣52億餘元(其中60%以上是抗美援朝戰爭中我國借支的軍事物資的貸款和利息)。按照原定協議，這些外債於1965年全部還清。當時我國建國僅十年有餘，工業尚在起步階段，所以隻能用豬肉、雞蛋、蘋果、花生米等農副產品來償還。這就更加重了我國人民群眾的生活困難。但是，我國人民有誌氣，到1964年，我國提前一年還清了20世紀50年代欠蘇聯的全部貸款和利息。
二是有人說，1957年反右中我們處死了某某人，這當然不是事實。其中所舉的林×被處死，連質疑者自己都承認，這是在1968年，而不是1957年。被處死的原因，筆者也不知其詳。但筆者相信今後對此會有真實詳細的檔案披露。20世紀50年代曾任羅瑞卿秘書、後任國家公安部部長的陶駟駒告訴筆者：“不僅在1957年反右時我們沒有處死一個人，而且在1955年肅反時我們也沒有處死一個人。這是有檔案可查的。這是毛主席汲取了土地革命時期，全國各個紅色根據地肅反中出現的擴大化的深刻教訓而采取的重大舉措。”我的老領導王震生前曾跟筆者談過幾次，延安整風時，毛主席嚴厲要求，要堅決執行“一個不殺，大部不抓”的政策。有的同誌對此很不理解，找到主席問，“審幹中，有的本人都明明承認自己是叛徒，並出賣過我們幾個同誌，血債累累；也有的明明承認自己是打入我們內部的國民黨特務，來刺探我們的情報，為什麽不能殺？”毛主席解釋說,“人頭不是韭菜，韭菜割了，還能再長出來。人頭割錯了，就再也長不出來了。紅軍肅反時，就有不少同誌是屈打成招的。我們再也不能幹那樣的蠢事了。”王震還說:“至於王實味被殺，那是在轉戰陝北過程中，在與胡宗南部隊突然遭遇、大部隊有可能被暴露的緊急情況下，一直屬隊的帶隊領導的擅自臨時處置。這就破壞了毛主席的‘一個不殺’的嚴厲規定。事後，毛主席還十分氣憤地說，‘還我一個王實味’，並說當初要把王實味放在你們359旅就好了，你們會很好使用他，他也會成為一個很好的文化教員。”在撰寫《王震傳》的1994年，筆者經過批準，在中央檔案館查閱了當年相關的檔案資料，完全證實了筆者老領導的說法。在曆次運動中，多次重申“一個不殺，大部不抓”的毛澤東在現在有的網站中成了十惡不赦的罪人，而“寧可錯殺一千，決不放過一個”的蔣介石卻成了曆史上少見的大善人。這豈非咄咄怪事？！
三是針對所謂的斯大林在肅反中殺了三千萬，所謂毛澤東發動“大躍進”餓死三千萬，這“兩個三千萬”地球人都知道。但這“兩個三千萬”都是有人刻意編造的虛假數據。當然，說明這一點需要寫專文論證質疑。所謂斯大林在肅反中殺了三千萬，這是連戈爾巴喬夫和葉利欽都承認是虛假的“事實”；針對“所謂毛澤東發動‘大躍進’餓死三千萬的‘事實’”，我們即將在《世界社會主義研究動態》上發表我們中心特邀研究員、江蘇師範大學特聘教授孫經先近年來運用數學、社會學、曆史學等多學科知識，完全自費專心研究的係列成果。孫經先教授先後查閱了三年困難時期我國死亡率最高的600多個縣的縣誌和大量的其他文獻，發現在香港出版的《墓碑》中絕大多數重要的非正常死亡數據都是虛假的。該書中的所謂三年困難時期“中國餓死3600萬人”的結論是完全錯誤的。
我們審視曆史，決不能簡單地站在個人得失立場，必須跳出個人局限，站在人民和曆史乃至最終站在全人類文明進步的角度去觀察問題，方可能揭示事物的真諦與本質。不能由於自己曾經在毛澤東時代餓過幾天肚子，過了幾年窮日子，甚至在某些時候、某些問題上受過一些委屈，就把新中國後毛澤東時期前27年的艱辛奮鬥與後30多年的改革開放割裂甚至對立起來。現在回想起來，從一定意義上講，筆者也曾為當年吃過草籽和榆樹皮而感到自豪和驕傲，這也是自己為我國研製出“兩彈一星一潛艇”等社會主義建設取得的輝煌成就而忍饑挨餓、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艱辛探索而作出的個人極其微薄的貢獻。我也想提醒改革開放後成長起來的一些年青人，千萬不要不了解情況，就無端指責當年的我們“蠢”、“笨”甚至是大鍋飯養“懶鬼”，就否認我們當年為新中國其中包括你們今天的美好生活打基礎而付出的艱辛與血汗。我們決不能否認新中國前27年的失誤和錯誤，決不能為毛澤東的錯誤辯護，一定要認真汲取其中的教訓。但失誤和錯誤也不是毛主席一個人的。現在有的人把新中國毛澤東時期說得一無是處，甚至是暗無天日，這不是糊塗，就是別有想法甚至另有所圖。
（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原副院長、研究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