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的兒子--鄧小平的真實麵孔和內心

人民的兒子--鄧小平的真實麵孔和內心 千裏發過的熱帖

這是一篇講鄧小平建國後所作所為的極好的文章，不少事情會令你大吃一驚。用大炮剿滅一個民族村很可能你毫無所聞，即使是你所知道的大事，其中也有很多驚人的細節不為人們所知曉。總之，這是一篇值得從頭讀到尾的好文章。讀了你就會知道什麽是獨裁者的心了！那是一顆和一般人完全不同的心啊！ 請看“人民的兒子” —鄧小平的真實麵孔和內心 （原標題：“人民的兒子”——鄧小平） 朱長超 【作者簡介】朱長超，1944年生，1967年畢業於複旦大學化學係。1968年在上海無線電一廠工作，當過工人，搞過化學分析。1974年調往自然辯證法雜誌工作。1978年調入上海社會科學院，1979年被錄取為上海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方法論專業研究生，1982年畢業後一直該院信息研究所從事研究工作。1991年被評為副研究員，1993年被聘為中國管理科學院思維科學研究所教授，兼任上海思維研究所所長。 現為上海社會科學院信息研究所研究員，中國思維科學學會籌委會副理事長，中國科普作家協會會員。 主要從事思維科學等方麵的研究，主要作品有《科技革命的步伐》、《思維的曆程》、《20世紀科學發現縱橫談》，《珍惜我們的家園》，《認識自我》、《開發自我》、《人生的智慧》等50餘種，撰寫《科學智慧》電視片40餘集，已發表的各類文字在500萬字以上。其作品《月球上的足跡》被選入全國中學語文課本第7冊。 朱長超性格溫和而堅定，富有幽默感，同理心，熱愛自然，熱愛生活，熱愛真理，人生格言是：多向世界說真話，勤為後人著文章。他曾經燒過5年大爐，曾跋涉過人生的沼澤地，也曾徘徊於孤獨的無助之境，深知靈魂痛苦的滋味。 “人民的兒子”，“深情的兒子” 小平同誌被李鵬尊稱為中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而他自己則聲稱，他的設計原則是，摸著石頭過河。但是，摸得到還是摸不到石頭，摸著什麽石頭，不知道；能不能過河，過什麽河，也不知道，要看摸石頭的結果而定。 他也自稱，自己是中國第二代領導人的“頭”。 這不是中國人民投票決定的，也不是中央政治局常委、或中央委員會討論決定的。似乎沒有人選他當第二代領導的頭，至少，沒有發表黨代表大會或中央全會或政治局會議任命小平同誌作為"第二代領導的頭"的公報。後來才知道，是小平同誌自己親自任命自己為第二代領導的頭： 他的任命聲明是這樣的： “任何一個領導集體都要有一個核心，沒有核心的領導是靠不住的。第一代領導集體的核心是毛主席。第二代實際上我是核心。因為有這個核心，即使發生了兩個領導人的變動，都沒有影響我們黨的領導，黨的領導始終是穩定的。進入第三代的領導集體也必須有一個核心，這一點所有在座的同誌都要以高度的自覺性來理解和處理。” 小平同誌不僅宣布自己擔當了“第二代領導的頭”，而且宣布了這個頭在兩任總書記趕下台時所起的穩定黨心中所起的偉大作用。 這個頭銜是小平自己給自己委任的，他真的親自走馬上任。他認為，他對自己的任命是完全正確的，是大有成就的。中國古代先哲們說，外舉不避仇，內舉不避親。隻要是賢者，你推舉仇人是好的，推舉你的親族也是對的。 現在，小平同誌進一步發展了這種中國優秀的傳統文化，做到了“自舉不避醜”。自己推舉自己，這同樣是好的。這與偉大領袖自己在某個國慶口號中號召全國人民高呼自己萬歲具有同樣偉大的現實意義。“發展真是硬道理”。王婆賣瓜的道理就被小平同誌“發展”到了一個新的高度。 他不僅自己給自己戴上了“第二代領導的頭”的光榮稱號，而且他還自己給自己冊封了“中國人民的兒子”的光榮頭銜。這個光榮稱號也是小平同誌自己給自己任命的，是由他自己親自批準的，也是由他老人家親自宣布的。 他有一次說，他是人民的兒子，並且頗為動情地說，“人民啊，我是中國人民的兒子，我深深地愛著你們。”中國人民是多麽幸福啊，有小平同誌這樣一個偉大人物願意做他們的兒子，每一個中國人民都應該為有小平同誌這樣的一個“偉大的兒子”而幸福滿懷，為有小平同誌的“深情”而熱血湧流或熱淚盈眶。能有小平同誌這樣的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願意做他們的兒子，他們是多麽地幸福啊。不要說有像小平這樣的人物願意做他們的兒子會感到幸福，就是有個比較孝順、比較淳厚、比較聰明的老實人願意做他們的兒子，他們就笑得合不攏嘴了。 不過，自稱兒子是一回事，是不是真像個兒子是另一回事；自稱對人民有“深情”，是一回事，究竟是“深情”還是矯情、無情、寡情、絕情，是另一回事。有人為有這樣的兒子感到幸福是一回事，人民是否真的感到了幸福，真的得到了幸福，則是另一回事。究竟如何，還是用得著中國人常用的一句老話，“聽其言，觀其行。”我們不妨來看看小平這個中國人民的兒子是如何做兒子的，不妨看看這個自稱深情的人對人民是如何“深情”的？古詩說，“庭院深深深幾許？”我們不妨也來問問，小平同誌對人民的感情，“感情深深深幾許”呢？ 一.小平:高舉著反右派的狼牙棒 五十多年前，中國這塊古老的土地上演出了一幕現代版的新《焚書坑儒》大戲。這部戲的編劇是毛澤東，而導演是鄧小平。 反右運動，是毛澤東親自發動的，是後來被尊為總設計師的鄧小平直接領導和操作的。鄧小平擔任著反右運動總導演的角色。他是反右運動領導小組的組長。作動員報告的是他，作總結報告的是他，提出反右運動補課的，也是他。 反右運動，是一場鎮壓知識分子的反文明的運動，也是嚴重壓製民主思想和踐踏人權的專製主義運動。中國能在一九五七年春夏突然產生百萬右派分子，與小平同誌領導反右運動的辛勞是分不開的。直到他的晚年，他仍然堅持認為，反右運動是必要的，正確的，隻是有缺點，缺點隻是擴大化。如果真是必要的，其曆史的功績，鄧小平不低於毛澤東；如果這是曆史的罪惡，其曆史的責任，也不低於毛澤東。 沒有小平同誌運籌帷幄，怎麽能如此完美地貫徹偉大領袖毛主席引蛇出洞的“陽謀”？如果沒有小平同誌的鐵血政策，怎麽能創造中國的古拉格和新時代的寧古塔？ 反右運動的動員報告，是鄧小平作的； 反右運動的總結報告，是鄧小平做的； 對一些著名右派分子坐牢、關押、流放的處理意見，是鄧小平寫的； 毛澤東在一次發言中，曾表示右派分子在五千個左右，但是，鄧小平實際製造了右派分子、中右分子共計達三百一十七萬個，大大超額完成了毛澤東的指標；並且，雖然後來胡耀邦等中央領導及許多深受其害的右派分子等力主全麵平反右派運動和右派分子，鄧小平還是堅持反右運動是必要的，正確的，並且拒絕對錯劃的右派分子以必要的賠償。 曆史有力地講明，創造百萬右派的曠世奇功，小平同誌是受之無愧的。 第一，反右運動中一些重要的、著名的、高層的右派分子，都是他親自決定的。小平同誌是反右運動領導小組的組長。雖然隻是稱作組長，卻是反右運動實際上的最高負責人。定不定右派，定誰當右派，都在他的筆下。 全國的右派分子，至少一些代表性的、上層的、有影響右派分子，都是小平同誌最後決定的。名義上雖然隻是組長，卻是決定百萬知識分子命運的關鍵人物。圈不圈某人是右派分子，在他隻是輕輕鬆鬆的一句話，對別人的命運來說，卻是進不進地獄的大問題。因此，小平同誌反右運動時的角色，算不上頭號閻王，至少也是閻王第二。 他與周恩來充當劉少奇專案組組長不同。周的組長還有應差的性質，小平同誌當反右運動領導小組組長，卻是貨真價實的，積極主動的，苦幹實幹的。 他與有些領導部門反右運動的首長不同，他是全局性的，而後者是局部性的。 例如，周揚領導了文化部門的反右運動，李維漢領導了統戰係統的反右運動。李、周都是在小平同誌的領導下進行反右運動的，他們隻主管一個係統、一個部門的反右運動。而小平同誌是領導全國的、各個係統、各個部門的反右運動。反右運動的進程都是貫徹執行小平的反右方略的。有些同誌領導反右運動是不得不然，不然無法應付過關，而小平同誌卻是有意地無風起浪，有意地引蛇出洞，有意地來個一網打盡。 更大的不同還在於，有些領導是盡可能地減少一些右派，保護一些右派，而小平同誌則是狠命地打右派。 胡耀邦反右運動時正在蘇聯訪問，一聽說反右運動，迅速回國，盡可能地保護一些人，減少被打右派的數量，並創造條件，安排被打成右派的同誌適當的崗位，安撫他們的情緒，發揮他們的才華，盡量讓他們少遭受一些打擊。 鄧小平卻不同，他是鐵麵無情的，他冷颼颼地尋找著右派，打出了右派，他似乎才有成就感。 舉例來說，在延安時代就參加革命的老共產黨人李慎之是黨內難得的人才。他以識見、膽略受到人們的尊敬。匈牙利事件之後，毛澤東曾谘詢過他，了解蘇聯批斯大林後的世界反應，他客觀地介紹了匈牙利事件和各國的反應。 李還向毛主張，對兒童進行公民教育和憲法教育，同時主張，不要強調無產階級專政，要還政於民，實行新聞自由和言論自由。李在新華社聲望很高。打成右派後，吳冷西想為他求情。 鄧小平是反右運動領導小組的最高負責人，求情當然也是求鄧小平。這一天，鄧小平主持一個會議，吳冷西想找機會順便為李慎之說說情。鄧小平不知是否猜出了吳的來意，揚揚手中的材料說，“對這樣嚴重的右派言論，新華社還有人說李慎之是位很有才華的好同誌而不是右派分子。” 小平同誌對李慎之當右派分子口氣冷峻，斬釘截鐵，一點也沒有李早年投奔延安而產生的惋惜、遺憾。 聽到鄧小平如此口氣，吳冷西肚子裏本想說的求情的話一句也說不出來。 這件事情充分說明，第一，鄧小平是反右運動最高、最直接的領導者，上層人物是不是右派，都是他說了算。所有著名的右派，都是鄧小平最後拍板的。他對反右運動這個摧殘中華民族精英的專製運動，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第二，他是很左的，本來幺，延安時就投奔你，那麽艱苦的年代跟著你中共，再把人打成右派，於情於理都不太仁恕，你至少可以手下留情，或者網開一麵吧。 小平同誌卻說不，李慎之在鄧小平的堅持下仍然成為右派分子，盡管他所在的新華社有許多人為他說情。這多少說明，小平同誌對於右派分子，寧可打得多些，寧可打得重些，不願意打得少些，更不願意打得輕些。 正如他二十年後麵對六四的時候，又說道，“連百分之一的寬容也不給。”這似乎是豪言壯語，其實是寡情殘忍。這種薄情寡信，從反右運動到鎮壓六四學生，是一脈相承的。 第三，鄧小平殘酷無情地要把一批著名右派投入牢獄。 毛澤東深知鄧小平的為人，文革中曾稱鄧小平是鋼鐵公司。鋼鐵公司的特點是冷酷，無情。反右運動後對右派的處理，也是小平同誌親自領導的。從他對右派分子的處理結果看，小平同誌很像是名副其實的鋼鐵公司的總經理。 反右運動後，中國全國出現了上百萬右派分子。二十年後落實政策時，說有五十六萬個右派分子。其實，真實的情況遠遠不止這個數字。這個數字是大大縮小的。有學者的估計是三百萬（三百一十七萬多）。這是因為，我們曆來有著好大喜功、掩蓋錯誤、文過飾非的優良傳統。 反右運動二十年後的摘帽糾錯平反，是羞羞答答，大前提仍然是堅持反右是必要的。這種情況下，反右運動的真相仍然相當嚴重地掩蓋著。有相當數量的不戴右派分子帽子的右派存在，他們享受著右派分子的基本待遇，但不戴右派分子帽子。每次運動，他們都同樣受到批鬥，都在提心吊膽中度日，他們是不戴帽子的右派分子。 就算是隻有五十六萬右派分子。對戴上了右派分子帽子的這些人如何處理呢？ 鄧小平是堅決主張嚴厲處理的。鄧小平認為，右派就是反動派。他主張應將高層的、有影響的右派分子抓到監牢裏去，對他們實行無產階級專政。當時，有關方麵調查，廣大人民對右派分子的看法認為，他們隻有自己的思想言論，是不能作為犯罪來看待的。但是，鄧小平卻認為，這些右派分子不是思想意識的分歧，應當作為罪犯來處理。 一九五七年六月二十日，鄧小平主持過一次重要會議。此時，反右鬥爭已取得"重大勝利"。會議的主題是要討論對重要右派分子的處理辦法。 鄧小平、彭真提出，這次右派分子中有一些很有影響、地位很高的人，北京有章伯鈞、羅隆基、章乃器三個部長，有黃紹竑、龍雲兩個民盟副主席，有費孝通、錢偉長等著名科學家，有知名人士陳銘樞、黃琪翔以及知名學生譚天榮、林希翎等，一共有六十四人，鄧小平和彭真都主張將他們逮捕法辦。 他們向毛澤東報告，但他們的建議未被毛澤東采納。毛澤東不同意鄧小平和彭真將這些右派分子斬盡殺絕。 毛澤東倒並不是心慈手軟。他是另有安排。他是既要將稍有自由化思想的知識分子當頭一棒，又要將他們打倒在地後再拉上一把，向世界顯示自己的氣度和寬厚。 這一點上，鄧小平沒有毛澤東老到。但是足以說明，鄧小平在對待右派問題上，甚至比毛澤東同誌走得更遠。他主張將一些著名的有影響的右派一一收監。鄧小平很少有寬厚之心。 後來，確實有大批右派分子被關進牢獄之中，或者類似的監獄之中。前者如甘肅的夾邊溝，後者如北大荒冰天雪地的興凱湖農場。大批的右派分子在接踵而至的大饑荒中活活餓死在監牢裏，餓死在勞改農場裏。 夾邊溝，是甘肅酒泉境內巴丹吉林沙漠邊緣一個昔日的勞改農場，一九五七年十月至一九六○年底，這裏關押了甘肅省近三千名右派。 在天寒地凍的沙漠中，他們與世隔絕，終日勞作，並且經曆了罕見的大饑荒，幾乎吃盡了荒漠上能吃的和不能吃的所有東西，最後被活活餓死——三年時間裏，餓死的右派一大半。 右派們有的不得不吃有毒的晰蜴，有的吃拌了農藥的麥子，結果紛紛中毒而死。 更多的右派是因長期饑餓而患浮腫病而死。有的右派分子臉腫得眼睛都睜不開了，腿腫得穿不上鞋了。 “每天晚上入睡的時候，誰也不知道明天是否會醒來，”由於極度饑餓和虛弱，大都在睡眠中死去，沒有呻吟，沒有呼喚，一點痛苦的掙紮都沒有，就靜靜死去了。 一九六○年的冬天，夾邊溝右派們陷入了生命的絕境，反右運動的餘波中出現了最驚心動魄的一幕：幸存的右派撕開死了的右派的身體，取出他們的內髒，因為這些先死者實在瘦得皮包骨頭，一點肉也找不到了。 總之，小平同誌關於處理右派分子的富有雄才大略的方案，部分地得到了落實。相當數量的右派分子，被關進了監牢，其中相當多的右派分子在大饑荒中活活餓死。（以上參見《夾邊溝記事》） 進入東北興凱湖農場的右派分子的命運同樣淒慘。全國政權更迭的時候，有個右派分子巫寧坤正在美國讀博士，出於國內的邀請和對祖國建設的熱情，他放棄了美國比較優厚的生活，回國為國家效力，結果卻不斷地受到懷疑、批判，最後又被打成右派，被抓進了監牢。他後來轉輾到北大荒農場，僥幸活了下來，改革開放後到了美國，寫過一本回憶錄《一滴淚》。這本書記載了興凱農場右派們如何在天寒地凍下沉重地勞動，大饑荒年代右派們又如何一個個餓死倒地。 作者那時也患上了浮腫病，生命如遊絲。幸運的是，他的妻子、他的妻子全家，紛紛伸出了救援的手，終於使他度過了饑荒，而與他一起的許多右派就永遠地長眠在那塊荒涼的土地上。 全國更多的監獄裏、流放地的右派紛紛餓死在那個饑餓而專製的年代。他們的淒慘的命運，與總設計師將右派收監、專政的指導思想密切相關。百萬民族精英被打成右派分子後，幾乎各種親屬受到株連，一人受難，全家倒黴，使更多的人受到連累。造成妻離子散、家敗人亡的慘劇的右派家庭，不知有多少。在世界文明史和專政史上，毛、鄧領導的反右運動可以說是獨占鼇頭。 沙皇年代曾經發生過十二月黨人事件。十二黨人與右派們的主觀意向不同，前者是反對沙皇的，後者則隻是響應黨的號召，幫助黨整風。 二者的遭遇不同，處理他們的人的態度也不同。俄國十二月黨人反對沙皇，不過，沙皇還是表現出了較大的寬容。十二月黨人很少坐牢，隻是流放，流放的時候，他們的妻子可以跟他們一起去。沒有人強迫他們夫妻離婚，也沒有人強迫他們分開，沒有聽說有一個十二月黨人餓死。更沒有沒完沒了的批判鬥爭。 即使後來沙皇對布爾什維克，也還有一個專政的底線。列寧在流放地照樣地讀書寫文章。俄國沙皇似乎寬厚一些，他沒有主張連百分之一的寬容也不給。 經過五七年的反右運動，中國的右派分子已經夠多了，受的苦已經夠深了。在小平同誌的主持下，據說是考慮到反右運動還有右傾保守思想在作怪，右傾保守又保護了一些右派分子，因此，一九五八年春天，反右運動進行了一次補課。有些單位規定了右派分子的數額，沒有達到規定標準的，要補課增加新的右派。又有不少人在小平同誌反右補課的戰略安排下補充成為右派。著名的翻譯家傅雷就是這樣“補課”成了右派分子。在小平同誌的領導下，反右運動又進一步取得了偉大的成績。 與同樣是將不少人打成右派的李維漢、周揚相比，小平同誌的無產階級立場似乎更加堅定。全國的右派，都是他一個巴掌打下去的。而二十年後，周揚，李維漢漸漸悟出，反右運動是錯誤的。周和李在偉大的文化革命運動中，也飽受摧殘。周揚坐了牢，李維漢也是九死一生。周李兩個在華國鋒粉碎四人幫重新工作以後，誠懇地承認了錯誤，真誠地向被他們打成右派的人賠禮道歉。他們是發自內心的，是從自己的經曆得到的感同身受。 但是，小平同誌卻心堅如磬石，誌硬如鋼鐵。他是反右運動的第一號領導人，全國的右派，都是他一手造就的。他沒有向任何人表示過歉意，也沒有表示過半點遺憾。他理直氣壯地宣稱，反右運動是必要的，隻是有缺點，缺點隻是擴大化了一點。 鄧小平在一九八○年中共幹部會議上所作的《目前和形勢和任務》的報告中指出，“當時不反擊這種思想是不行的。（指反右派運動）問題出在哪裏呢？問題是隨著運動的發展，擴大化了，打擊麵寬了，打擊的份量也太重……。總之，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本身沒有錯，問題是擴大化了。”（鄧小平文選，一九七五--一九八二，第207-208頁） 根據鄧小平的這個精神，中共中央的有關部門英明地留下了五個右派分子不予改正，維持原來的右派結論。這幾個右派分子是，章伯鈞，羅隆基，儲安平，彭文應，陳仁炳。北京三個，上海兩個。這五個右派分子的存在，具有重大的曆史意義和現實意義。 第一，它證明了實際由小平同誌領導和操辦的反右運動是正確的，必要的，你看，不是還有五個右派分子是貨真價實的右派分子嗎？ 第二，它也同時證明了領導反右運動的鄧小平同誌也是正確的，不是還有五個經過二十年的實踐依然證明是右派分子嗎？小平同誌領導的反右運動是多麽必要、多麽正確啊！要不是他正確地領導了反右運動，這五個大右派就有可能蒙混過關，成為漏網之魚，這將給中國的社會主義、給中國的無產階級專政、給中國的四項基本原則，造成多麽慘重的損失啊！ 也是在小平同誌反右運動必要論基調的指引下，一九八一年，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曆史問題決議指出，“這一年，（一九五七年）在全黨開展整風運動，發動群眾向黨提出批評建議是發揚社會主義民主的正常步驟。在整風過程中，極少數資產階級右派分子乘機鼓吹所謂大鳴大放，向黨和新生的社會主義製度放肆地發動進攻，妄圖取代共產黨的領導，對這種進攻進行堅決的反擊是完全正確和必要的。”這是小平同誌的思想。曆史問題的決議也是小平同誌主持和審定的。 這段話裏有許多不實和不當。 第一，小平同誌認為，發動群眾開展整風運動，目的是發揚社會主義民主，是正常的。這與毛、鄧的初衷是相諱的。毛澤東公開說，這次運動是引蛇出洞，小平同誌是具體執行了引蛇出洞方略的捉蛇人。毛、鄧的目的不是要發揚社會主義民主，而是為了實行一種毛澤東後來稱之為“陽謀”的中國特色的陰謀。小平同誌這麽說，是粉飾了反右運動引蛇打蛇的“陽謀”，是要把反右運動的本意說成是好的。這是違背反右運動的曆史事實的。 再擴大了講，鄧小平後來自稱當了第二代領導人的頭，他一會兒反自由化，一會兒批精神汙染，一會趕這個總書記下台，一會扶那個總書記上台，一會下令對天安門不惜一切代價清場……。他什麽時候發揚了一點社會主義的民主呢？沒有。他的這些所作所為，哪一樣有半點民主的氣味呢？ 第二，小平同誌說，整風過程中，極少數資產階級右派分子乘機鼓吹大鳴大放，向黨和新生的社會主義製度放肆地發動進攻，妄圖取代共產黨的領導。這與曆史事實非常不合。喜歡大鳴大放的不是右派分子，而是毛澤東。大鳴大放這個詞，還是偉大領袖毛澤東老人家創造的。 當年，許多後來被打成右派分子的人，在聽了幫助黨整風後，心存疑惑，怎麽也不肯發言，是黨組織再三再四地央求他們要幫助黨整風，許多人禁不住大大小小的支部書記再三再四動員的盛情，不得不說了幾句不痛不癢的意見，而這幾條不痛不癢的意見，後來就被黨用來把他們打成了右派分子。有的人預感到這次運動來者不善，因此，不提意見，不鳴不放，努力回避，但結果，不少這樣的人也打成了右派分子。對他們定罪的時候認為，他們雖然口頭上不反黨，內心在反黨，對運動抱著抵觸的態度。 可見，整右派分子的計劃在先，動員向黨整風隻是中共的策略，打了百萬右派那是如願以償，根本不存在右派們利用整風向黨進攻的問題。 第三，小平同誌認為極少數右派分子向黨發起了放肆的進攻。“放肆進攻”的人有多少呢？根據中共中央的二十年後的認真研究，一共隻有五個人。一共五個人的進攻，能稱得上放肆地向黨進攻嗎？需要去斬殺五十六萬的無辜者嗎？這五個人又不是天兵天將，用得著那麽害怕嗎？因為五個人的進攻，打了百萬右派，是不是有點小題大作呢？更何況，這五個人的右派言論也不能成立。 例如，黨中央查明，強加給章伯鈞、羅隆基的主要罪名章羅同盟不能成立。共產黨的曆史也表明，成立錯案平反委員會十分必要，因為中國確實有許多冤案，共產黨自己後來也成立了各種各樣的平反組織，有的叫做落實政策委員會。你可以平反，為什麽羅隆基提出平反就是右派呢？ 其實，小平同誌這段話的核心是，“反擊（指反右）是完全必要和正確的”。其話外之音是，領導這場反右運動的小平同誌的言論和行動，“也是完全必要的和正確的。”在小平同誌的心目中，他領導的反右運動，成績仍然是輝煌的，功勞仍然是不可抹煞的。他對自己是十分滿意的。這是一種多麽堅強的無產階級革命意誌啊。 需要指出的是，右派的摘帽，改正，都不是鄧小平提出的。他堅守在一九五七年反右運動領導小組組長的崗位上。進行對右派落實政策的不是鄧小平，是胡耀邦。對中國現代曆史上多如牛毛的冤假錯案的平反昭雪，都是胡耀邦在力排阻力，奔波出力。而決不是鄧小平。 恰恰相反，凡是與鄧小平直接有關的一些冤假錯案，或者不得平反，或者平反得很不徹底。反右運動，隻是個體的糾錯、摘帽，而對整個運動，沒有絲毫否定。而且不道歉，不賠償。其根子，就在於鄧小平的必要論在堅持著。 鄧小平對反右運動的堅持，可以從他對年輕右派分子林希翎的態度上。林希翎十三歲參加革命，二十一歲在中國人民大學三年級，她要文才有文才，要口才有口才，要資曆有資曆。真是“恰同學少年，風華正茂。”一九五七年，她響應黨的號召，幫助黨整風，沒有想到，她中了黨的“陽謀”的妙計，被鄧小平打成了右派。打成右派不算，又被判刑十三年，在無產階級專政的鐵拳下掙紮了十三年。 她的罪證包括以下一些。 一、“胡風的意見基本上是正確的”，肅反擴大化了，胡風的案子是冤案。”； 二、“真正的社會主義是很民主的，但我們這裏是不民主的，我把這個社會叫做在封建主義基礎上產生的社會主義。” 三、“資產階級的部長可以罷免，這我看是很好的，” 後來，胡風平反了，說明林希翎沒有說錯；封建社會主義的理論，馬克思也說過，鄧小平接受過李維漢的建議，專門講過封建主義對中國社會的毒害，曆史證明了林希翎對中國特色的封建社會主義的批評是一語中的的；中國的部長們也有被罷免的，那個封鎖非典消息而導致許多中國人不明不白地患病的衛生部長就是罷免的。從現在看來，“正確的和必要的”偉大的反右運動在林希翎身上一個也落實不了。 問題還不僅僅是鄧小平把這個二十一歲、有著八年革命史的姑娘打成了右派分子，而且在小平同誌的領導下，還乘勝追擊，擴大了戰果，不僅人民日報大加批判，而且將聽過她演講、看過她文章、表示過同情和支持的一百七十個同誌打成了右派分子，因林希翎牽連而受處分、革職、開除，達數千人，不少人妻離子散家破人亡。 舉例說，其中有林希翎作為法律係學生就法律問題請教過的兩位法學界前輩譚惕吾（全國人大法製委員會委員、原國民政府立法委員）、黃紹紘（全國人大常委兼法案委員會委員）打成了右派；林的未婚夫、團中央書記胡耀邦的秘書曹治雄打成了右派分子；中國人民大學校長吳玉章出麵保護林而未果，抱病與林長談勸慰，又托其外孫藍其邦代為看望林，結果藍其邦被打成了右派分子；內務部長謝覺哉（後為最高法院院長）派其秘書吉世霖代為向林表示關心，結果吉被打成了右派分子，並被開除黨籍到農村改造，導致妻離子散，其母自殺；中共中央辦公廳秘書王文（原葉劍英的秘書）因接待到中南海上訪的林希翎並向上級如實反映情況而被打成右派分子，在農村慘遭迫害，其妻和其子自殺。 小平同誌領導的反右運動真是碩果累累，十分必要和非常正確。問題還不僅僅是鄧小平從林希翎身上打出了一夥右派，而且在二十多年後曆史已經十分明了的情況下仍然堅持不給林平反。 一九八○年六月，林希翎上書鄧小平，要求平反。林希翎在信中寫道：“在北京因同我有關而被打成右派分子的有一百七十人，在各地則不計其數，有我相識或接觸的首長、同誌、戰友、作家、老師、同學和朋友，甚至還有大學的工友和醫院的護士，更多的是各地素不相識的支持者和同情者。許多人讀了我的文章，給報刊編輯部去信，或聽了我的演講而來信，結果竟被打成右派分子。我挨整事小，但卻牽連了大批無辜者，在他們麵前，我非常內疚和痛苦。” 小平同誌收到了這封信，但是，就是不給這個21歲就在小平同誌領導的反右戰場上的犧牲的姑娘平反。並且，在小平同誌身體力行的榜樣的鼓舞下，第三代，第四代的領導同誌，都很好地繼承了小平同誌的遺誌，拒絕為林希翎平反、糾錯或摘帽。林希翎終於成為當年最年輕的右派之一兼右派史最長的右派，她也經曆了幾代紅朝，並且被四代領導打成右派，她不被三代領導人平反，終於修成一個國家不要她的、無國無家的女右派而永載史冊。 她坐牢15年，剝奪政權權利五年，海外留亡25年。臨死前，她在家鄉溫嶺做好了一個土堆作為墳墓，想回國養老，葬在家鄉，這個可憐而偉大的願望由於小平同誌反右運動的必要論和正確論而未能實現，最後客死異國他鄉。 她是戴著中國特色的、由小平帽子店監製的右派分子的大帽子而去世的，她當右派時間最長的右派分子，可惜，世界吉尼斯記錄似乎不登這樣的世界記錄，不然，我們偉大的祖國又增加了一項英明正確的世界紀錄了。這實在是有點遺憾。 幸運的是，一九七六年，華國鋒實際改變了解放幾十年來殘酷鬥爭的路線，使中國曆史走上了新的開端。鄧小平在曆史的推動下，開始了改革開放，開始了經濟建設為中心。胡耀邦力挽狂瀾，為全國99.9999%的右派分子糾錯、摘帽、平反。然而，中國人民又是不幸的，一九五七年百萬人響應黨的號召而不小心中了陽謀之計被打成了右派分子，直到二十多年後改正摘帽平反，二十年的煉獄不說，最後還由小平同誌堅持認為打他們右派是必要的、正確的。 曆史的更大的不幸在於，小平同誌堅持和發展了他的自以為是、剛愎自用的性格，並且走得比反右運動更遠，采取的措施更殘暴。這是後話了，本文接下來另加論述。 綜上所述，反右運動的是是非非表明，在反右運動問題上，曆史的是非顛倒、莫名其妙真是達到了指鹿為馬的程度。如果將來有數學練習冊上有這樣一個應用題： “一九五七年，反右運動領導小組組長、一個自稱是人民的兒子的首長領導的反右運動將569957人打成了右派分子，一九八○年糾正了559952人，留下了最後五個右派分子，問： 一、反右運動的準確率達到百分之幾？ 二、從中得出什麽結論？” 標準答案該是怎樣的呢？ 準確率=5/50000=0.0000089 結論是，反右運動完全必要，非常正確，隻是擴大化了一點。對於反右運動，實際領導這場運動的是鄧小平。反右運動領導小組組長是鄧小平，作反右運動動員報告的是鄧小平，作反右運動總結報告的是鄧小平，提出要將一大批高層右派分子送進監獄的，是鄧小平，將毛澤東主席提出的右派分子大約隻有五千的指標擴大到三百萬的，也是鄧小平。嫌五七年反右運動不夠左，提出要反右傾、並在五八年進行反右派補課、又增補了一大批右派分子的，也是鄧小平。二十年後，不顧許多中央領導的意見、堅持反右運動必要論和正確論的，仍然是鄧小平。把百萬民族精英以莫須有罪名打成右派分子，把他們趕進煉獄二十多年後，還堅持是“正確的”、“必要的”，同時，他又自命為“中國人民的兒子”，自稱對中國人民“懷著無限的深情”。 手下的殘酷和口中的甜蜜，曆史上誰能與之相比呢？唐朝的李林甫能相比嗎？不能，沒有一個人可以相比。小平同誌實在是獨步青史，獨一無二，前無古人，後無來者。 水滸傳裏有個霹靂火秦明，有過黑旋風李逵，一個使一把狼牙棒，一個使兩把板斧。在戰場上，一把狼牙棒和兩把板斧寒光閃閃，遇之者凶，迎之者亡。 小平同誌在反右運動中，也揮舞著狼牙棒和板斧，直殺得右派大軍落花流水，血流成河，屍橫遍地，建立了匡世奇功，他對此是如此自豪自得，以至最後隻留下了五個著名的右派和極少數幾個右派分子，他還洋洋得意地宣稱，反右運動是完全必要的，正確的，缺點是擴大化了一點。 二.小平，一手製造了六四悲劇 六四事件，是中國現代化過程中最大的慘劇，也是世界現代史上少見的慘案。這個事件的慘烈在於，幾十萬鋼鐵之師進攻手無寸鐵的示威的學生，在小平同誌“不惜一切代價”挺進天安門的命令下，使千百個學生市民慘死在槍口、慘死在坦克的履帶下。這個事件，對中國曆史和世界曆史影響之大，隨著曆史的發展將日益顯現。 六四事件，對於中國發展的進程產生了極其惡劣的影響。它再一次演出了一場槍指揮黨的醜劇，再一次將主張理性和平地處理六四事件的總書記趕下台，並且一直將他軟禁了十六年，一直到他離開了人間，才不得不結束對總書記的軟禁生涯，踐踏黨章，踐踏國法，莫此為甚，在現代政治史上開創了一項新的吉尼斯記錄。 六四事件後，中國政治改革的進程完全終止了，它阻塞了政治改革的道路。它嚴重地惡化了中國社會的社會道德，腐敗分子彈冠相慶，從此，中國官場的腐敗如雨後春筍，如原上野草，陳希同，陳良宇，成克傑，一群接著一群，一薦接著一薦，一代接著一代。大有燎原之勢。 六四事件後，有一次李鵬同誌接見海外人士，對方問及為什麽發生流血事件時，誠實的李鵬同誌回答說，是因為中國沒有準備橡皮子彈。這真是絕妙的回答，是世界新聞史上的一次最誠實、最富有智慧的回答。 但是，又是什麽原因造成如此偉大的中國“沒有橡皮子彈”呢？李鵬總理沒有說。也許是因為我們的橡膠不夠，因此才沒有生產橡皮子彈，才隻好用真槍實彈！這得怪膠農不好，如果有了足夠多的橡膠，我們就可以用橡膠子彈打學生，橡膠子彈打不死人，它隻是與大學生們玩玩遊戲，嚇唬他們一下；但也許是我們生產這種子彈的技術不夠，我們沒有及時地掌握生產橡皮子彈的技術。如果這樣，科學家和工程師就應該負起六四殺死無辜市民和學生的責任來。由於你們的研究不及時，製造橡皮子彈的技術未過關，才迫使小平同誌用真的子彈代替橡皮子彈，才造成了學生和市民的真實的死亡，影響了黨和政府的聲譽和形象。宋代的理學家們說，餓死事小，失節事大。對於八九六四事件來說，學生死亡事小，黨和政府的形象事大。 然而，李鵬同誌的回答似乎與小平同誌的思想有距離。小平同誌說，“我知道，這場風波是遲早要來的，現在來更好，因為我們這些老同誌還在，”他還說，他們這些老人有經驗，可以幫助處理學生們的事件。他是擔心他們這些老同誌死光了，風波又來了，那就麻煩了。 因此，六四的悲劇，不是如李鵬同誌所說的是橡膠子彈來不及製造的問題，而是鄧小平需要這樣的事件來威攝中國人的問題，不是如李鵬所說的是不得已而為之，而是有意製造這樣的事件，內心巴不得用流血手段鎮壓自由化分子，並且是有意用這種殘忍的辦法來威攝天下、維持穩定。 正如一位老無產階級革命家所說的，“殺他個二十萬人，保它二十年太平。”“你有三百萬學生，我有三百萬軍隊。”小平同誌的指導思想其實也是這樣的。 早在此次學潮之初，他老人家就說，“不怕流血”，用更直白的話來翻譯，那就是要敢於流血，不怕屠殺。在六四屠殺之後，鄧小平又一次說，不怕別人說三道四。可見，這次事件，是他一步一步製造釀成的。造成這麽嚴重的後果，他的曆史責任是不可推卸的。 第一，這次事件的直接起因是鄧小平對胡耀邦罷免不當。 六四學潮的一個起因，是胡耀邦同誌去世後人們對他的悼念。人們對他的悼念又是起因於他生前為人民所做的好事和老人政治對他的不當批判。悼念活動又遭到了鄧小平的壓製，壓製引起了抗議活動。抗議一步步升級，最終引起了天安門事件。 胡耀邦曾經是黨的總書記，他發起了真理問題的大討論，大刀闊斧在全國平反冤假錯案，解放了幾十年中產生的無數冤民，受到全黨和全國人民由衷的尊敬。他對學生和知識界采取比較寬鬆的政策。他逐步進行政治改革的方針受到了全國人民的擁護。但是，不是中央委員的鄧小平卻嫌胡耀邦反自由化不力，認為胡應對一九八七年學潮負有責任。 一九八七年，小平同誌在自己的家裏召開了決定黨的最高領導下台的會議，支持一些不是中央委員的老顧問們批判和罷免總書記胡耀邦。這樣做顯然是不符合黨章的，也不符合民意。 在鄧小平看來，他是第二代領導的頭，他喜歡誰，就指定誰，不喜歡誰，就讓誰下台。然而，中國共產黨中央畢竟不是鄧家。罷免總書記是黨中央的事情，不是鄧小平的家事，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哪有什麽道理在你鄧家的客廳裏召開，不是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委員的鄧小平和薄一波們，有什麽資格對總書記說三道四？有什麽資格提出動議，參加意見？但是，在鄧小平薄一波等老人們的壓力下，胡耀邦黯然下台，二年後去世。全國人民自發地哀悼他，為他鳴不平，掀起了隆重的紀念活動，這正是民心黨心的反映。 本來，鄧小平不是中央委員，無權幹預黨中央書記的人選，更無權讓黨的總書記下台，但是，鄧小平自以為是太上皇，是第二代領導的頭，這反映了他的獨裁作風，違反了黨心民心，當然地激起了人民的不滿。 六四事件開始起因於對胡耀邦的人民悼念，追根溯源，起因於鄧小平的太上皇作風，起因於對胡耀邦總書記罷免的程序不當，處理不當。如果實行民主的程序和合法的更替，是不可能產生這樣的事件的。 第二，這次事件開始後，鄧小平定性不當，激發了矛盾，擴大了事件 一九八九年，胡耀邦去世後，學生們先是參加悼念，離開了平靜的書桌，上街集會靜坐，此時，隻要疏導、對話，完全可以平和地解決。而集會靜坐，是憲法賦予的權利，也是天賦的權利，是社會中的正常現象，沒有必要看得那麽嚴重。鄧小平本來不是黨和國家的領導人，隻是軍隊的領導人，國家的事，由國家領導來管理；黨的事，由黨的領導來管理，年紀大了，而且沒有黨和國家的職務，你管好軍隊就是了。你卻越俎代庖，在家裏召開會議，定性學生的合法活動是動亂。動亂是大事，有秋後算賬的危險。他在家裏說的這一番激化矛盾的話被寫成了社論，四二六社論一發表，成了學生的動員令，激發了更大的示威遊行。遊行的規模更大，人數更多，情緒也更加激昂。 從客觀的意義上說，本來，學潮已經快要熄火了，小平同誌卻拿起芭蕉扇搧了兩下，一下把火搧旺了，變得難以控製。他實在是有責任的。 第三，他拒絕趙紫陽提出的理性和對話基礎上解決事件的正確方針，一意孤行，使事件不斷惡化，學生和政府的情緒不斷對立。 鄧小平發表四二五講話和四二六社論時，趙紫陽正在朝鮮訪問。訪問回來後，他認為解決學潮要在法製、理性、對話的基礎上予以解決。而4·26社論不利於學潮的解決。在與費孝通等民主人士座談會上，民主黨派的一些人士也認為四二六社論定性不當，對解決學潮不利。 座談會後，趙紫陽對閻明複同誌說，“《人民日報》四二六社論定性定錯了，看來政治局常委的同誌向小平匯報時，隻是單方麵反映了北京市委的看法，現在這個彎子很難轉，關鍵在於如何說服小平同誌，隻要他說一句 ‘看來當時把問題看得重了些’，這樣就可以在常委裏統一思想，就可以在黨內轉彎子。”（張良編：《六四真相》趙要閻把他的這個想法告訴楊尚昆同誌，希望尚昆同誌最好和他一起去見鄧小平同誌。當晚，閻明複同誌見過楊尚昆同誌後告訴趙說，尚昆同誌表示小平同誌對動亂看法是經過反複考慮的，是不能改變的。這說明，鄧小平認為學潮是動亂的想法是根深蒂固的，他也是剛愎自用的，即使錯了，他也不會承認。就如他製造的56萬右派分子的偉大實踐直到他死也認為是正確的、必要的一樣。 五月十八日，趙紫陽給鄧小平寫信，繼續要求改變四二六社論的定性。信中說，“學生答應停止絕食的最關鍵的要求，就是摘帽子，改變四二六社論的定性，承認他們的行動是愛國的運動。我反複考慮，覺得我們必須痛下決心作出這個讓步。”為了能轉這個彎子，他表示由自己來承擔責任，要求向天下人說明，426社論雖然他當時在朝鮮訪問，國內是傳給他的，他是看過的，也是同意的。趙紫陽主動以國家社稷為念，主動要求承擔責任，平息學生情緒，理性處理學潮，本來這是一個非常可行的方案。但是，這個方案仍然被鄧小平拒絕了。這樣，理性和平的解決學潮的路，再一次被鄧小平堵塞了。 第四，鄧小平拒絕了趙紫陽總書記的正確意見，執意派軍隊進京，進行戒嚴，向六四事件的流血解決又逼近了一大步。 六四事件的最大的悲劇是開了槍，死了人。並且造成了大規模的流血。而開槍殺人又與軍隊進城有關。本來，軍隊的責職是抵禦外來的侵略，而不是用武力處理人民內部的矛盾，更不是用來對付手無寸鐵的學生的。就是如後來成為國家主席的楊尚昆也一再聲明，軍隊進城不是針對學生的，不是針對市民的，而是保護學生的。但是，派兵入城本身是不當的，軍隊入城就直接釀成了流血的可能。 本來，天安門事件仍然有可能和平地解決。在決定是否派軍隊的黨中央常委會上，趙紫陽和胡啟立反對，李鵬、姚依林支持，喬石中立。結果是二比二。對於這樣重大的問題，常委未能取得多數意見，應該由政治局討論和全國人大常委會討論決定。政治局委員17人，當時在京的政治局委員14人，外地3人。可以立即召開在京政治局委員決定黨國大事。派專機接外地委員來京，也是可行的。由全國人大常委會討論國是，更是題中之義。但是，最後由鄧小平一個人決定，調動軍隊，入城戒嚴。槍再一次指揮了黨，手握軍權的鄧小平，再一次決定了黨和國家的命運。 派軍隊到北京，是由鄧小平一手作出的決定。一九八九年五月十六日，在鄧家開了個常委會議。鄧小平不是常委，連中委也不是，但是，他參加了在他家召開的中常委會議。楊尚昆也參加了。 趙紫陽在匯報情況時，鄧很不耐煩。最後，鄧小平拍板說：“事態的發展更加證明4•26社論定性的正確。學潮所以一直不能平息，問題出在黨內，出在趙的‘五四’亞銀講話上。現在不能再退了，否則不可收拾。決定調軍隊進京，實行戒嚴。”（以上引自趙紫陽回憶錄）並且由鄧指定由李鵬、楊尚昆、喬石組成三人小組，負責實施戒嚴事宜。 在派軍隊戒嚴問題上，並不是沒有不同的聲音。但是，鄧雖然不是中委，不是中常委，卻是最高決策者，並且一意孤行，拒絕各種正確的聲音。就在鄧家召開的中常委上，趙紫陽提出，派軍隊可能會對國家和黨造成嚴重的後果，請慎重討論。 鄧小平表示，就這樣決定了。趙紫陽表示，他作為總書記，組織執行這一決策很難得力。 鄧說，“如果這個決策錯了，由大家共同負責。” 可見，派軍隊進城決定，主要是由鄧小平作出的，是在拒絕了趙紫陽等人再三反對的情況下作出的。這次會議之後，全國有許多老同誌，向中央發信，表示反對軍隊進城，要求中央正確對待學生，采取協商對話的辦法解決學潮。出於對黨和國家負責的精神，也希望鄧小平在曆史最後的關頭能幡然悔悟。五月十八日，趙紫陽摘錄了部分信件給鄧小平，希望他能認真考慮廣大幹部的意見，為事件的解決作再後的努力。信是這樣的： 小平同誌： 現送上幾位有影響的老同誌的呼籲，望一閱。 現在形勢十分嚴重，最緊迫的事情是讓學生停止絕食（這是最受群眾同情的），避免死人。而學生答應停止絕食最關鍵的要求就是摘帽子，改變四二六社論的定性，承認他們的行動是愛國運動。 我反複考慮，覺得我們必須痛下決心做出這個讓步，隻要我們主要領導人親自到群眾中去宣布承認這一點，群眾的情緒就會大大緩解，其他問題才好解決。即使我們需要采取維護秩序的堅決措施，也必須先走出這一步然後才好行動。不然，在眾多群眾嚴重對立的情況下采取強硬行動，可能引起威脅黨和國家命運的嚴重後果。  趙紫陽 五月十八日 但鄧未作答複，決心一意孤行。由此可見，鄧小平對這個曆史事件，是要負最主要的責任的。到了這一步，仍然存在通過人大進行解決的一絲希望。五月十九日，人大常委黨組向中央政治局常委寫報告請示，鑒於目前的嚴重局麵，建議萬裏同誌中止國外訪問，立即回國。五月二十一日，胡啟立問趙紫陽同誌，對人大常委黨組的報告如何答複。當時趙已“請假休息”，但仍然是黨的總書記，他同意發電報，要萬裏同誌提前回國，商量國是。 五月二十一日上午，趙紫陽對閻明複同誌說，學潮這樣拖下去，曠日持久，結果難以預料，隻有召開人大常委會來緩解。這也不失為最後的辦法，也是趙紫陽為理性、平和地解決所作的最後一次努力。但是，仍然不被小平采納，萬裏回國後，也被鄧小平阻於上海。萬裏喪失了自由，隻有表態支持鄧小平的軍管決定後，才獲準回到北京。 據說，全國人大是中國的最高權力機構，但是，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萬裏，是否來北京，怎樣表態，都在鄧小平的控製之下。這個最高權力機構的代表人民的權力，在小平同誌麵前，是多麽地卑微啊！人民代表大會製度是多麽地富有中國特色啊！中國人民幽默地說，人大代表們隻是“啃啃雞腿拍拍手”，說得是多麽地逼真啊！ 第五，最後由鄧小平下令，“不惜一切代價”在六四淩晨軍隊會師天安門。不惜一切代價的意思很明白：格殺無論。 最後的軍隊進逼天安門的命令是由鄧小平和楊尚昆下的。 趙紫陽拒絕軍隊入城。據有關報道，38軍軍長徐勤先接到帶兵進城的時候，他詢問軍委有關部門，進軍天安門的命令，是否有軍委主席鄧小平的簽字，答複有鄧的簽字；又問，有沒有中央軍委常務副主席楊尚昆簽字，答複有楊的簽字；又問，有沒有總書記和中央軍委副主席趙紫陽的簽字，答複說沒有他的簽字。後來徐勤先認為隻有軍委三位主席和副主席及黨的總書記都簽了字，他才能執行進軍的命令。 可見，進軍令是鄧小平和楊尚昆簽發的。 而所謂的不惜代價，就是可以開槍，可以掃射，可以射殺任何認為影響進軍天安門的人們。甚至可以掃射住在自己的住宅裏的人們，因為有不少人在家裏被打死；甚至可以掃射搶救傷員的醫務工作者，因為有不少醫生在搶救中被打死。 無論是悲劇還是慘劇，就是這樣一步一步釀成的。小平同誌在錯誤的路上一步一步地走向可悲的結果。中華許多優秀的兒女成了槍和坦克下的冤魂，中國現代化陷入了專製化的泥淖，鄧小平則使自己成了曆史的千古罪人。 天安門事件中，還有一個很關鍵的問題是，天安門廣場上的學生是不是反革命，他們的靜坐是就是反革命暴亂。如果是反革命暴亂，那是暴力是否過份的問題，如果不是反革命暴亂，是人民行使憲法所賦予的權利，那就是對人民行使暴力的問題，那是違憲的行為。一個黨的軍委主席未經全國人大授權，有沒有權力派兵實行戒嚴？這又是一個問題。後者暫且不說，先說天安門事件是不是反革命暴亂？ 第一，從北京全城參與的情況看，不可能是反革命暴亂。反革命不是一小撮。北京城裏當時參加遊行、支持學生的有數百萬人。不可能有那麽多的反革命，更不可能有那麽多人參加反革命暴亂。 第二，從軍民魚水情看，也不是反革命暴亂。據報道，軍隊進城的時候，天氣炎熱，北京城裏的男女老少一方麵向部隊同誌說明真相，勸阻解放軍不要入城，一麵給他們送水送糧送毛巾，世界上哪有這樣的反革命，哪有這樣的暴徒？ 第三，從軍隊死亡情況看，也不像是反革命暴亂。 據參加事件的軍官吳仁華著文說，軍警共有十五人死亡。其中三十八軍炮兵部隊有幾個戰士在翠微路不幸翻車，引起油箱爆炸，烈火奪去了六個戰士的生命。這是戒嚴過程中的不幸事件。 二十四集團軍有一戰士因心力衰竭而死亡，死亡時間為八九年七月四日，他是在六四事件中得病，一月後身亡。他的死，也與所謂的反革命暴亂無關。 三十九軍政治部少校宣傳幹事於景祿換了便裝，進入天安門廣場。他可能是想拍攝解放軍進軍天安門的全程錄像。但是，子彈沒有長眼睛，進軍天安門部隊戰士射出的子彈打中了於景祿，他中彈身亡。他中彈後由群眾抬著送到了醫院，不治而亡。還有幾位，也是在混亂中因各種原因死亡。 吳仁華提出，事件中，有一支三百人的部隊，被六萬群眾圍在中間，群眾把十一個受傷的有病的官兵送到醫院急救。如果真是反革命暴亂，是不會如此關心部隊官兵的身體健康的。而且如果真是反革命暴亂，這三百名官兵不可能毫發無傷。可見，天安門事件根本不存在反革命暴亂，鄧小平實在是師出無名，開槍無名。 後來，由小平同誌指定的接班人也不得不考慮這樣一個嚴肅的事實，不再像小平同誌那樣說天安門事件是反革命暴亂了。他倆都隻是說，是六四風波了，既不稱暴亂，又不稱反革命，而隻稱風波。這又從另一個角度證明，“反革命暴亂”的罪名是根本莫須有的，對人民的屠殺是毫無理由的。 曆史是一麵鏡子。以銅為鏡，可以整衣冠，以人為鏡，可以明得失，以史為鏡，可以知興亡。讓我們通過曆史的比較，來看看曆史人物處理類似事件的利弊得失和人品高低。 小平同誌與毛澤東處理天安門事件相比，堅決鎮壓的態度遠遠超過毛澤東。 鄧小平經曆過兩次天安門事件，對這兩次事件的態度迥然不同。對一九七六年的天安門事件，他是同情的，共鳴的，而對於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門事件，則是仇恨的，堅決鎮壓的。這兩次不同事件的鎮壓者，一個是毛澤東，一個是鄧小平。鄧小平的態度與毛澤東的態度相比，鄧比毛更加殘酷，更加無情。其鎮壓的力度和嗜血性，鄧小平遠遠超過了毛澤東，更超過了中國曆史上的馮玉璋、段琪瑞等北洋領袖。 1976年清明，相當多的人集中在天安門廣場，借悼念周恩來來表達對文革的不滿，表達到四人幫和毛澤東本人的不滿。毛澤東知道，天安門事件對周恩來的悼念，其矛頭是對著他的。 後來，悼念群眾與當局發生衝突，發生了群眾掀汽車等事件。毛澤東發了火，說，一是在北京，二是在天安門，三是燒了汽車，說這是反革命性質的。他下令驅散天安門廣場上示威的群眾。但是，當時沒有發過一槍一彈，也沒有調動過一輛坦克。不是毛主席調不動坦克，毛主席像鄧小平一樣，也是中央軍委主席，他是有能力調動軍隊的，有能力比鄧小平調動更多的軍隊，他沒有調動，他不需要軍隊。在對外戰爭中，才需要動用軍隊呢。民眾在天安門廣場發點牢騷，是用不著荷槍實彈的軍人來介入的。四五運動中，毛澤東壓根兒沒有想到要動用野戰軍。 同樣的天安門事件，鄧小平的態度就嚴厲多了。開始隻有少數學生遊行，鄧小平就勃然大怒，定性為動亂，大有秋後算賬的架勢。後來，學生不買他的賬，他不僅派了幾十萬野戰部隊，而且下達了“不惜一切代價”挺進天安門廣場的命令。結果，在“不惜一切代價”的號令下，坦克碾過了年輕的身軀，槍口掃射了學生、居民、救援者甚至醫務工作者。 小平曾經有句名言，“不怕流血”，這句話，可以看作是屠殺的潛台詞。結果，血真的流了，不是一滴兩滴的流血，而是血染大地，89年的春夏之間，春城無處不飛花，京城無處不流血。小平同誌在向他選中的第四代領導人談話的時候，自稱自己是很“冒失的”，他說自己“冒失地”到法國去，“冒失地”在百色發動起義，“冒失地”挺進大別山，這次又“冒失地”下令軍隊進北京，下令挺進天安門。在不怕青年學生流血，不怕天下人說話，不怕曆史公正的審判這一點上，鄧小平超過了毛澤東，毛澤東相形見絀了。 為什麽兩個類似的事件，鄧小平的態度如此不同呢？ 這是因為，四五事件，學生們借悼念周恩來來表達對反擊右傾翻案風和批鄧運動的不滿，天安門事件對他有同情的一麵，他處境不良，有學生同情他，對他是有利的。 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門事件，他取代了毛澤東的地位。學生對他戀棧專權是有批評的，他不麵壁思過，反而認為矛頭是對準他的。當聽到陳希同政治局委員向他報告學生遊行有批評他的口號時，他就勃然變色。他老人家的權威是絕對不能挑戰的。因此，他對後一個天安門事件，采取的是堅決鎮壓的方針。 同是鎮壓，毛澤東調動的是民兵，鄧小平調動的野戰部隊；毛澤東調動的隻有千百人，鄧小平調動了幾十萬大軍；毛澤東使用的是木棍，鄧小平使用的是機槍和坦克。 兩相比較，毛澤東還是土八路，出手留有餘地，鄧小平則現代化了，準備大規模殺戮。結果也大不相同，毛澤東鎮壓四五事件，沒有死人，隻有傷者；鄧小平處理64事件，被槍殺者、坦克碾過者，官方至今諱莫如深，但通過海外報導及各種信息的綜合分析，至少有千百人之多。 與華國鋒處理天安門事件相比，小平同誌是一意孤行，剛愎自用，不知悔改。 一九七六年處理四人幫事件後，華國鋒麵臨著處理四五事件的緊迫任務。當年，毛澤東對四五天安門事件定性的時候，定的是反革命事件，但華國鋒順應了民意，給四五事件平了反，因四五事件關押的人全部獲釋，定罪的全部平反。 華國鋒作為一個黨和國家的領袖，表現了一種敢於負責、實事求是的精神，一種敢於自我批評的精神，一種對國家對人民負責的精神。不僅是因為粉碎四人幫，他開啟了中國曆史的新的一頁，而且是敢於否定毛主席當年的結論，給全國人民心心牽掛的天安門事件平了反。當然，這個事件的平反，是許多領導和群眾共同努力的結果，但作為中國最高領導人的華國鋒支持平反，這是非常不容易的。 小平同誌對於他所親自鎮壓的天安門事件，堅持不認錯，不平反，並且，他進行了前所未有的大清洗，大鎮壓。他將趙紫陽的秘書鮑彤判刑七年，對黨的總書記趙紫陽非法關押了多年，並且由他的革命事業的接班人們一直將趙紫陽關押到死。 當年，毛澤東對於與他一起在戰場上你死我活地搏鬥的國民黨死犯，可以進行特赦，而鄧小平則把全黨選舉產生的黨的總書記長期關押。在六四流血事件後，全國更是掀起了清查、通緝、審判、槍斃的高潮，一時白色恐怖籠罩全國，參加學潮的許多學生職工，有的不能畢業，有的找不到工作。鄧小平堅持的連百分之一的寬容也不給的指示得到了充分的落實。 需要說明的是，對於第一次天安門事件（四五事件）的發生，他是高興的。對於這次事件的平反，他是支持的。一九七六年的四五事件和一九八九年的六四事件，有諸多相似之處，都是為了悼念一個領袖，都是在天安門，都是學生和市民進行和平的集會。然而，對於前者，鄧認為是革命的，後者則是反革命的，不僅是反革命的，還是暴亂性質的。小平同誌是個善於察言觀色的人。 一九七一年林彪事件後，他寫信給毛澤東，批判劉少奇，批判林彪，而且信誓旦旦，保證“永不翻案”。但正如毛澤東指出的，“說是永不翻案，靠不住啊！”華國鋒粉碎四人邦後，鄧小平通過汪東興寫信給華國鋒，稱他為“英明領袖華主席”。 一九七六年十月十日，鄧小平經由汪東興轉給華國鋒一封信。信上說，“不僅在政治上、思想上華國鋒同誌是最適合的毛主席的接班人，就年齡來說，可以使無產階級領導的穩定性至少可以保證十五年或二十年之久，這對全黨全軍全國人民來說是何等重要啊！怎不令人歡欣鼓舞呢？” 一旦他掌了權，地位穩固後，他卻宣稱，華國鋒這個人很壞，堅持將他趕下台。華國鋒在小平同誌的眼中，一會兒是英明領袖，一會兒是個很壞的人。他實在是個善變的機會主義者。中國古代說，識時務者為俊傑，因此，也可以說，他是一位俊傑。 不過，對於他做的事情，他總是一意孤行，從不認錯。他領導的反右運動明明錯了，他硬頂著說是必要的，正確的。有三個黨員發起召開反右運動三十周年大會，被他下令開除出黨。對於六四事件，他也冒著天下之大不諱，說什麽不怕天下人反對，堅持鎮壓是對的，並且無法無天地將黨的總書記隔離到去世。鄧小平直到他死，他一直堅持著他的反右偉績，堅持著他指揮的天安門事件的正確和必要。與華國鋒相比，鄧小平是多麽地剛愎自用、多麽地獨斷專橫、多麽地殘酷無情啊！ 與國家主席楊尚昆相比，鄧堅持六四是反革命暴亂直到生命的最後一刻；楊則在暮年認識到六四事件是黨曆史上最不光彩的事件，主張及早平反。 楊尚昆在六四事件的處理中，開始的立場是在理性處理和暴力處理之間擺動，對趙紫陽從朝鮮回來後在紀念五四的會議上、在亞行會議上提出的理性處理學潮的方針是同意的，支持的。最後，當鄧小平斷然決定軍管時，他倒向了軍權在握的鄧的一邊。並且充當了鄧的鎮壓方針的實際操作者。對於六四事件的流血處理，楊尚昆是有曆史責任的。但是，他一開始就與鄧的暴力鎮壓的出發點有所不同，後來也有所返悔。 六四事件後，鄧不知出於何種原因，對權勢漸大的楊家采取了果斷措施，剝奪了楊家相當一部分權力。這裏麵的因素也許很複雜，他可能不希望楊家在軍隊中有太大的權力，過大的權力會挑戰他對軍隊的控製權；可能擔心自己死後楊家過大的軍權不利於樹立黨中央的權威。他自己多次演出過槍指揮黨的劇本，深知有槍就有草頭王的道理，對於軍權強大的楊家不得不有所提防，於是及早采取削藩措施，以免尾大不掉。 但是，對楊家的薄情，也不排除將楊家作為六四鎮壓事件的替罪羊和出氣洞的心理動機。這與武則天重用酷吏來俊臣又把來俊臣作為替罪羊是一樣的。 他知道，六四不得人心，這從他對曾慶紅和胡錦濤的政治交代中可以看出。而倒楊多少可以暗示楊對六四流血事件負有責任，也多少讓六四運動的受害一方出一點怨氣。 楊尚昆對六四事件看法的轉變的動因，一方麵，對六四的處理，楊一開始就與鄧有所不同，另一方麵，楊家明顯地成了鄧小平的工具，工具用好後就被鄧擲到了一邊。楊對此是心知肚明，他的境遇也促使他反思六四，因此，楊尚昆在晚年，對六四的流血處理方式是批評的。他否定了他自己的立場，也否定了鄧小平的處理方式。他在遺言中曾經說到，六四事件是黨的曆史上最不光彩的事件，這個事件必須早日平反。 他曾說，他年紀大了，可能看不見平反了，但是，他相信將來此案一定會是平反的。不管楊當初有多少過失，至少他最後認識到了當初暴力處理的失當，站到了曆史的正確的一方。而鄧小平則直到他死亡，一直堅持對六四的人和事，百分之一的寬容也不給。對於當年曾經充當過得力的助手的趙紫陽，他始終采取軟禁措施，就如慈禧太後一直將光緒軟禁在贏台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