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少奇決定仿照蘇共罷免赫魯曉夫的方式召開緊急中央全會罷免毛澤東

一九六六年初夏的北京，政治形勢複雜多變，毛澤東和劉少奇兩個勢力開始較量。下麵是南斯拉夫《政治報》記者四月二十七日寫的一篇報道，題目是：鄧小平倒戈。

北京飯店是個變相的外國記者俱樂部，住在這所第一流旅館的外國記者每天晚上在樓下的餐廳中交換消息，四月二十七日的晚餐櫃台上，我聽到幾位亞洲記者說：他們依預約的時間去見北京市長彭真，但是無法見到，聽說彭真已經被扣押了。他顯然是受到鄧拓的牽連，大家都知道鄧拓是彭真的智囊，而自從四月以來，鄧拓則不斷受到《解放軍報》的指名攻擊。但是第二天，我從深入采訪中獲知，彭真並未被捕，他在這天上午，曾經乘汽車赴中南海（這是劉少奇和周恩來辦公的地方），仍然有兩名穿藍布製服的警衛員保衛著他。但在北京市委門前卻突然增加了十多名穿黃色製服的解放軍，禁止彭真回到他的辦公室去。這一情況證實了我們俱樂部傳聞已達一個星期之久的傳說，即中共中央委員會已經一分為二，毛澤東和林彪已在上海另組“黨中央”和劉少奇控製下的北京 “黨中央” 對抗。現在由軍人占領的北京市黨委會一事看來，這已經不再是傳說，而是千真萬確的事實，並且顯示上海黨中央已向北京黨中央采取行動。五月十五日下午，我從中共外交部方麵獲得消息，說毛澤東將於當天夜晚乘火車返回北京，我趕到火車站，並打電話通知了幾位同業，但結果我們在火車站白等了四小時，事後我們獲悉，毛澤東已經在濟南下車，雖然我們無法探究原因，但是相信是由於他對北京的局勢尚無控製的把握。我的這項想法很快就被證明是對的，因為一位羅馬尼亞同業第二天從一名新華社記者口中得到消息，彭真仍控製著北京市委，雖然在軍方的壓力下，他已無法進入北京市委辦公室，但是在他的心腹們嚴密警衛下的住宅內，煤田有許多人進進出出，市委辦公中心顯然已搬到他的家裏。六月初發生的事情，現在大家都明白了。那時林彪派他的心腹大將楊成武和楊勇到了北京，強迫改組北京市委，並用武力接管了人民日報、北京電台和新華社。短短數天之間，上海黨中央已經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武裝政變手法，壓倒了北京黨中央。劉少奇派雖然在北京沒有軍事力量，而且失去了宣傳優勢，但並沒就此屈服，相反地，他們組織了大規模的反擊。

劉少奇派乃決定仿照兩年前蘇聯共產黨罷免赫魯曉夫的方式，召開緊急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用民主投票的方法來罷免毛澤東並阻止林彪對黨中央的篡權活動。但是劉少奇沒有把握在中全會內獲得比毛澤東林彪更多的票數，若要以投票方式擊敗，毛澤東林彪，必須獲得黨中央總書記鄧小平的支持。整個六月份，劉少奇和彭真就在這一點上下工夫。據我們事後獲悉，先的北京市委第一書記李雪峰擔任了劉少奇與鄧小平之間的橋梁，而彭真本人則於六月下旬，赴西北及西南地區活動，聯絡分處於各地的中央委員，以便保證在即將召開的中全會上獲得足夠的多數票。和彭真一起去西北的，還有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楊尚昆，當彭真去西南時，楊仍留在西北活動。彭真此行顯然獲得重大收獲。因為當他回北京時，中共政治局委員及西南局第一書記李井泉跟他一起回來，而楊尚昆則和西北局第一書記劉瀾濤接到了北京，這使得劉少奇派更加強了用投票方式擊倒毛林的信心。

從七月開始，分處在各地的中央委員紛紛抵達北京。我在七月八日發出電訊中說：中共即將召開八屆十一中全會，就是根據這一情況做出的判斷。在這幾天中，所有在北京的外國記者都非常忙碌，我們都知道即將有重大事件發生，但是由於局勢太複雜，我們的采訪工作不知從何處入手。在七月十日晚餐時，一位法國記者建議大家分工合作，互相交換采訪所得，以便彌補我們的人手不足。經過分頭采訪，我們知道迄七月十五日為止，已經有中央委員五十一人和候補中央委員三十八人集中到北京，大部分下榻於書記處大廈，而一些地位較高的，則被招待下榻到劉少奇和彭真的巨大住宅內，據我們所知，住在彭真家裏的至少有李井泉、烏蘭夫（內蒙地區最高統治者）及李保華（華東局書記，李大釗之子，尊稱彭真為叔叔）等人。幾位蘇聯同業從“科學院”方麵獲得的消息說：中全會已經定於七月二十一日召開，但是我們無法從其他方麵獲得證實。從抵達北京的中委及候補中委的名單看，我們發現了兩項耐人尋味的奇特現象：一是華東及中南地區的委員大都沒有來，他們顯然效忠於上海中央，但是占少數派；二是西南和西北的中委和候補中委幾乎傾巢出動，但是帶兵的委員幾乎都沒有來。華北區的軍事委員都在北京，東北的來了不到半數。七月十七日晚餐，我們得到一條消息，說北京和天津間的火車交通突然告斷絕，顯然是有重大突發事件出現了。稍遲，我們又獲悉，從南方通向北京的所有鐵路交通，都已經在正午開始斷絕，從南京和漢口到北京的所有鐵路幹線上的車卡，都被國防部征用。北京火車站地區，從晚上十一點開始戒嚴，雖然沒有正式的戒嚴令頒布，但該地區布滿解放軍，禁止行人通過，一位匈牙利同業前往采訪，也被擋駕。我們中有人電話向中共官方的旅行社訂北京到天津的火車票，答複是所有車票都已售光，至於何時才有車票，則需要等待再行通告。

 七月十八日上午，北京盛傳林彪已經把大批軍隊調到北京了，但是在市麵上看不到軍人，相信他們都駐紮在郊區，並把整個北京包圍了。當天下午，我們都證實了這個傳說，外交部新聞局用電話通知我們每一個人，要我們暫時不要離開北京飯店，不要外出采訪。原來駐京記者可以在北京周圍十公裏自由活動的規定也暫時取消了。蘇聯大使館的一名官員因為任期屆滿，原定十九日走的。結果他在去西郊的路上被解放軍趕了回來。當天晚上，從外交團獲得的消息知道，剛剛抵達北京的林彪部隊，已經向山西方麵推進，阻止來自陝西的反林彪的部隊繼續向北京進發。北京外交圈中，說中國內戰即將暴發的謠言不脛而走。一部分林彪的部隊已經即若市區，並且逮捕了總參謀長羅瑞卿。後來我們從所得的消息中得以描繪出七月十八日到二十日發生的事件的輪廓。十八日上午，毛澤東通知所有在北京的中委和候補中委，聲言他將於數日之內返回北京，參加中全會，在他未抵達前，中全會不得擅自召開。但劉少奇聲言過半數中委已同意二十一日召開中全會，並依照黨章於半月前向全體中央委員發出通知，因此無須延期。

 雙方嚴重對立。基於林彪的部隊已經占領北京，擺出了要以武力製止召開中全會的姿態，而 劉少奇則以維護黨章法紀的名義，也調遣軍隊趕赴北京。新疆軍區司令員王恩茂奉羅瑞卿之命，把他駐紮在**的一個師向北京推進。毛澤東、林彪及新任代理總參謀長楊成武，立即致電該師長，下令停止行動。當時林彪的軍隊已經在山西省作了作戰部署，如果王的部隊繼續挺進，將用武力阻止。但該師師長接到最高當局命令後，自動停止進兵。在千鈞一發之際，避免了內戰危機。二十日傍晚的消息還是二十一日按時召開。

但是第二天早上，情況發生變化。中共總書記鄧小平突然臨陣變卦，表示接受毛澤東主席的指示，決定等毛澤東回到北京後才召開中全會。我們至今不知道鄧小平為什麽要在最緊要的關頭出賣劉少奇。也許他沒有把握把毛澤東擊敗，也許害怕林彪的實力太大，而不得不違心投靠。總之，由於他改變初衷，使得劉少奇派無法湊足決定人數召開中全會來罷免毛澤東。

七月下旬，林彪的心腹楊成武及謝富治（斯大林式的秘密警察首腦）已完全控製了北京。到二十八日，四架飛機把毛澤東、林彪以及集中在上海的一批毛派中委載到北京。毛澤東在九個月以前就因為北京的局勢對他不利而避居南方，此時才回到林彪重兵戒備下的北京。我在八月三日發出的電報說中全會已經秘密舉行，接著在北京的各國記者也拍發了同樣的消息。

事後我們獲悉，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實際上是八月一日開始在書記處大廈內舉行的。會議開了十二天之久。會後的公報未透露會議期間的鬥爭情況，但是由於多數中委及具有影響力的鄧小平投向了毛澤東，劉少奇在會上肯定居於下風。因此全會改選政治局的結果，林彪從第六位上升到第二位，而劉少奇則從第二位降到第七位，林彪派的幾個要角，紛紛淩駕於劉少奇之上。至於鄧小平，因為勾結劉少奇在先，投靠毛林在後，功過相當，地位原封不動，但是在新的黨中央內，他不再被毛澤東視為同道中人。他的三心二意雖然保全了眼前的地位，但將來不論毛或者劉勝利，他都將難免受到清算。正如亞洲一位記者的評論：“鄧小平聰明一世糊塗一時”。這個行動將影響他後來的政治生活。新的黨中央，把過去九個月中的上海黨中央和北京黨中央合二為一，但內部的矛盾遠沒有解決。

劉少奇雖然被降低地位，但他的實力依然很大，而彭真也還是逍遙自在地在巨宅內，出入有警衛，前呼後擁。局勢尚未穩定，更大的鬥爭正在醞釀中。毛在八月十八日建立的紅衛兵，喊出了“保衛毛主席”的口號，足以顯示毛澤東本人也知道他身邊有反對勢力的存在，而且整個大陸都有這種勢力，最明顯的例子就是李井泉、王恩茂、烏蘭夫那些人，他們都雄霸一方。－－這位記者的分析是否都對，難以評論。但是，他對三月北京調動軍隊的記述，基本上是正確的。一九六六年二月，三十八軍突然調動到北京郊區，所有的軍政首腦對此都目瞪口呆。《五。一六通知》以後，中共上層分成了兩派：一派要亂，一派要維持秩序。隻有充分的亂，才能打破秩序，達到放火燒荒的目的。除了毛、林之外，求亂的人多是盲從領袖的召喚，也有相當多的群眾是借機發泄被統治被壓抑的情緒，以便用文革之酒杯，澆自己之塊壘。他們相信，狂熱的行動可以突破過於沉默的空氣，在革命的馬蹄和動蕩的喇叭聲中可以間接地達到報複的目的，甚至可以用破碎的瓦片重新拚湊新的圖畫。劉、鄧和他們指揮下官僚體係各層官員，則希望一如既往地在秩序中得到好處，他們對此已輕車熟路。那些在共產黨教條迷惑和曆次運動中嚇壞了的人，是他們的基礎和附庸。那時一個多麽激烈的時期！什麽事情都會發生，而且隨時都可能發生！階級鬥爭的弦被拉緊，拉緊，再拉緊。隨便一撥就會發出動人的聲音，無論出現什麽新聞都會叫人感受到刺激。

五月二十五日下午三點，聶元梓等七個人一貼出《宋碩、陸平、彭佩雲在文化革命中幹了些什麽？》，北大就出現了一千多張批評這些人的大字報，說聶等人是把矛頭對準北京市委。圍繞大字報是否將矛頭指向北京市委，兩種觀點十分激烈。那是一個多麽敏感的時期！任何一點風吹草動都會叫上層如坐針氈，寢食不安。為了撲滅眼看就要燃燒起來的大火，劉少奇、周恩來派人到北大批評了聶元梓。而康生則與劉、鄧、周針鋒相對，支持那張大字報。他態度明朗地說：“她就是個王八蛋，我們也要支持。”動亂與秩序，破壞與建設，分裂與團結，雙方劍拔弩張，各自有恃無恐。一個要搶，一個不放。一個要的是天下大亂，紛紛揚揚；一個要的是按步就班，鴉雀無聲。六月九日，劉少奇、鄧小平、陶鑄隻好親自到杭州向毛匯報工作。毛說可以派工作組，也可以不派，不要急急忙忙地派。他含糊其詞，既要求控製局麵，又不能壓製運動。劉少奇請毛回到北京主持工作。毛又表示不準備回去。他隻是委托劉少奇對情況相機處理。 劉少奇接受了毛澤東贈給他的一個從沒人吃過的苦瓜。根據中共的運動經驗，擴大的政治局會議決定派遣更多的工作組到大學領導文革。堅持黨組織對運動的控製；堅持內外有別，大字報不上街；堅持不搞遊行示威和大規模的聲討會；堅持不準成立黨團以外的任何組織。他們想用五七年打右派的慣技，等蛇出洞後再反擊。劉少奇的這個做法，目的是控製文革的烈火蔓延。如果劉少奇的這個方法成功了，毛的文革設想就有夭折的可能。其實，即使派觀察員身分的工作組，也非毛澤東的本意。烈火越旺越好，連一杯水也別潑。當時劉少奇和鄧小平請示毛的潛台詞是：這個社會的秩序還要不要？毛澤東當時唯一還不超越能的曖昧心理就是這一點，而劉少奇的曖昧心理更加柔弱。如果公開打出批評毛澤東的旗幟，也許不至於如此。但是，從關於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二十三條的爭吵失敗後，劉少奇就沒有內在的力量反抗毛澤東了。他不滿，但他太軟弱，也太正統，太書生氣，太溫文爾雅。他永遠地失去了機會，並從此沉入魔鬼的深淵。毛澤東關於派少量觀察員的做法，等於大火中潑一點水。這種杯水車薪的行動不僅沒有壓下烈火，反而助長了學生求亂的激情，烈火燃燒得更歡快了。北京形勢如江河日下，很快就變得千瘡百孔。毛澤東希望的事件不斷發生，每天都有大量的案件發生，每天都有反抗的也有自殺的，每天都有新的事件出現並且迅速擴大影響。整個北京的形勢可以用當時流行的一本小說形容：野火春風鬥古城。王光美作為工作組成員被派到清華大學不久，蒯大富就衝擊工作組，矛頭指向王光美。 劉少奇下達了向蒯大富鬥爭的指示。蒯大富等學生領袖背後有人支持，繼續堅持反對工作組的活動。和劉、鄧對立的陳伯達、康生和江青，利用一切機會扇動學生，將運動推向無秩序狀態，而在旁邊冷笑的是這次遊戲的心懷頗測的教練，他懷裏揣著隨時變化的比賽章程。毛澤東燒熱了鍋，讓劉少奇、鄧小平坐在上麵受罪。林彪胸有成竹，他早已下決心幫毛澤東奪回失去權力。周恩來此時想搞最後一次偵察，以便確切地了解毛的用意。

七月十八日，毛回到豐澤園。周將這個情況及時告訴了劉少奇，希望劉能去毛那裏請教如何指導方興未艾的文革。這樣，周可以從中看見毛的喜惡和動向。如果毛澤東和劉少奇商量怎麽辦，那將是一個局麵；如果毛澤東根本不和劉少奇 商量，那就是要把劉打倒。 劉少奇聽了周恩來的鼓勵，馬上求見毛澤東。混亂的北京，風起雲湧的學生造反，使劉少奇渴望得到最高的指示。葫蘆裏到底賣的什麽藥呢？你總得讓我們做具體工作的人知道個大概吧！他心急如焚，如坐針氈。 劉少奇象個聽差似的，恭敬地等待在毛的門外。地位上的一點差別，使劉少奇低人一等。這一等的跨距如此之大，就象在山麓的小草仰視頂峰的積雪！他站在那裏，如臣子等待聖上的旨意。劉少奇產生過一種想法：不如幹脆將這種局麵交給某個會議裁判。如果裁判我下去，我高興。這日子太受罪了。和他這樣的人在一起，簡直無法保全尊嚴。可是他最終還是壓製了自己，檢討了自己的急躁。他還是設身處地地考慮毛澤東的打算，也不得不考慮毛的威信、地位和力量。在實力方麵，劉少奇都知道自己和毛差一大截子，尤其是軍隊力量。再說，無論誰下去，都很難向群眾交代。提出裁判和公開挑戰，其實是一回事。警衛出來告訴劉少奇：主席剛回來，很疲勞，需要休息。 劉少奇吃了閉門羹，怏怏不樂地朝自己的家走去。劉少奇是一個心智有餘，膽量不足的領導者。軟弱注定了他可憐的命運。對待魔王，你不能太溫和，你要勝利，你要生存，就必須使用對方一樣的方法，而且必須更狠更絕。在中南海美麗的石徑上，走著一雙沉重的腳。夏天的夜晚，將潮濕的月暈就象不經意的水彩畫，將模糊的月亮襯托得非常神秘。從冬青葉子上反射出來的散淡的月光被陸續過來的燈光所吞噬，生靈在現代發明中顯得如此受氣。北京的月亮曾經是那麽美好，特別是襯托著紫禁城的古老的垛口的時候。可是現在沒有欣賞的心境了。沉重的腳步，預兆著未來的不祥。

周恩來得到消息是：就在劉少奇吃閉門羹時，精神飽滿的毛正和中央文革小組談話。次日，毛會見劉少奇、鄧小平，批評說：“北京的運動冷冷清清；很多學校的門都關了；派工作組就是鎮壓學生運動；誰鎮壓學生運動呢？北洋軍閥鎮壓學生運動。凡是鎮壓學生運動的，都沒有好下場。運動犯了方向路線的錯誤。”

七月二十五日，在全國各大區書記和中央文革小組會議上，毛宣布工作組壓製了文化革命。工作組挑動群眾鬥群眾，包庇了壞人，幹擾了向走資派的鬥爭，犯了方向路線錯誤。會議決定撤銷工作組。兩天後，劉少奇在北京大專院校文革積極分子大會上作了檢討。周恩來熱情地在大會上傳達了毛澤東關於文革一鬥、二批、三改的任務。劉少奇表示希望把上段工作說清楚。毛知道劉要說派工作組是經他同意的，因此拒絕給劉少奇提供機會。讓誰講話不讓誰講話，根本沒有程序規定。誰是最高領導，誰就是全部程序的代名詞。他不讓你說話，曆史的浪頭就一下子將你埋沒了。

八月一日，毛寫信支持北京學生。三天之後，毛在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指責劉少奇和鄧小平。劉、鄧很不耐煩地招架。權力鬥爭的出現了第一個高潮。如果劉少奇和鄧小平要將不服和抗議付諸行動，就會有突發事件出現。這是個重要時節。毛澤東非常清楚地意識到這個關節，於是指示將情況通告林彪。從政治中心刮起的台風，吹到了正在大連養病的林彪那裏。

八月六日，林彪直飛北京。林彪一下飛機，就將消息轉達到毛澤東那裏。林彪好象一尊護法神。他的到來，使毛澤東完全放心了。毛澤東立即決定把他的一張大字報－－《炮打司令部》張貼出來。別看隻有二百三十多個字，可那是一張戰書，當時誰看了都得發毛！周恩來看了大字報，整個晚上都沒睡覺。他想去毛那裏摸個底。鄧穎超說： “我看那樣做不好。如果主席說的是你，你又當麵問，那該多難堪。”周恩來想：我就是要這樣來個當麵試活。如果是，我好想法子。如果不是，我也放心了。該虛與周旋的周旋，該當麵戳破的當麵戳破。曖昧是不行的。他看看妻子，說： “我喜歡坦白，還是有話說到當麵吧。”鄧穎超說：“你要小心。”周恩來說： “主席是偉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講究實事求是。如果批評的是我，也是一種 教育幫助嘛。不過我相信不是我，至少主要的不是說的我。” 次日，周恩來見到毛澤東，象個不經意做錯了事情的孩子似的，誠惶誠恐地問：“主席，您的大字報，我看了。主席是不是指的我那個‘馬鞍形’？您看，我要重新加深認識嗎？” 那是一九六二年的事情。當時周恩來領導製定鋼生產指標。因為前一年的產量過高，影響了其他計劃的執行，周就將當年的計劃降低，調整一下產業結構。如果搞得好，下一年可以提高。如果不行，到時候再說。當時為了免受激進派的指責，周故意將後年的指標定高些，使三年的生產坐標看起來象馬鞍形。毛曾經批評周恩來的那個計劃是右傾機會主義的。毛很爽快地否認道：“你擔心什麽，那算不得一回事。” 謝天謝地，沒有我的危險。周恩來放下那顆惴惴的心，小心地將喜悅藏了起來。他打開提包，向毛介紹了八屆十一中全會的準備情況，就匆匆告別了。

在八月八日的中央會議上，周站在毛一邊，通過了《十六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