否定文革的真正目的在於懼怕人民清算他們的罪惡
(2014-05-19 14:31:57)
下一個
文革留下來的平等思想對改革影響最大,阻力也最大。
改革從一開始就是從平等開刀`,一方麵集中一切輿論力量狠批國有企業“大鍋飯”,另一方麵對企業工人毫不留情地砸爛鐵飯碗,讓工人階級從思想上到經濟地位上徹底消除毛主度領導的社會主義年代對老百姓的所謂“極左”的平等思想。
由於,改革之初企業實行承包經營,企業有了分配權,可以給工人發獎金,工人覺得改革給自己帶來了實惠,沒有意識到無數革命先烈為之流血犧牲換來的經濟上,政治上平等重要性。
隨著改革的深入,企業工廠製改革為公司製,對工人實行合同製,企業可以任意解雇工人,讓工人丟飯碗;更重要的是,領導層可以拿幾十萬元,甚至幾百萬元年薪,而工人累死累活卻看不起病,培養不起子女讀書,買不起房,甚至退休工資也比政府幹部少幾倍,才忽然意識到毛主席領導時代對工人經濟平等的重要性。
為什麽改革三十多年,自己稱為“公仆”的幹部越改革工資越高,待遇越好,他們的親屬子女也能在權勢的太陽照耀下享受著改革的成果,而工人越改革,生活越艱難?
為什麽“公仆”們整天批判工人“大鍋飯”,砸爛工人的“鐵飯碗”,他們自己卻至今仍然心安理得的享受“大鍋飯”,而且公仆們不但大鍋裏的飯豐盛吃不`掉,而且還有三公消費的錢吃的腦滿腸肥不知怎麽玩了。
對照毛主席領導的社會主義時期的平等,工人自然想不通,有了憤概思想,這是當前社會不和諧的主要根源之一,也是改革重要阻力之一。
一些改革精英認為工人文化低,“見識淺”,不知道改革就是要與“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接軌,不知道“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的資本家,政府“公仆”都是腦滿腸肥的“普世”道理。
所以有些作為地方政府對應百姓不滿的策略就是增加維穩經費,增強武裝力量,文的不能讓百姓明白改革的道理,就用武的讓百姓明白,堅持改革不動搖。誰敢違抗精英改革,違反私有化政績,就以“暴力抗法”論處,這從屢屢發生的暴力拆遷,暴力圈地,暴力阻止上訪的一個又一個的事件中就可以看出地方的指導思想。
阜陽潁泉區公安分局通過微博告訴百姓:“暴力抗法者之所以囂張狂妄,暴露出一些地方行政執法的疲軟,公權的萎縮。唯有迎頭痛擊,方能扶正驅邪,固我江山。”
這段話中的“暴力抗法者”指的是黑社會嗎?沒有聽說阜陽公安象重慶那樣打擊黑社會行動,當然也就沒有黑社會暴力抗法之說,是掃黃打非中歌廳老板暴力抗法嗎?好象也沒有聽過阜陽這方麵報導。
不過,阜陽的大頭娃娃”、“白宮事件”和暴力強拆到是聲名遠揚。顯然,潁泉區公安分局通過微博警告百姓的“暴力抗法”指的是在改革和市場經濟中受到利益損害而反抗的普通百姓。
事實上,凡是發生“暴力抗法者”群體事件的地方,大都是百姓利益受到了嚴重損害,到了忍無可忍的地步,這個“忍無可忍”就是文革中受到的平等思想教育在作怪。因此,對於堅持私有改革不動搖的精英來說,當務之急清除和批判文革餘毒的決策的認識是非常清醒的。
其次,文革另一最大餘毒就是大民主。文革的大民主比經濟平等毒性對百姓“毒害”更深。
文革時期,工人可以給企業領導提出批評,甚至貼大字報而不必擔心工職被解除。猶其是百姓懷疑領導貪汙,不用自己調查取證,可以直接向上一級寫信檢舉揭發,八分郵票一封檢舉信就能讓公仆們(那個時候稱“人民勤務員”)反複調查,忙的團團轉。不象現在依法治國時代的法治時代,盡管揭發王益的人民來信堆有兩尺多高也沒人過問調查。那個時候的大民主讓公仆們吃盡了苦頭,想想都讓從那個時代過來的公仆們心驚膽戰,如果仍然象過去那樣允許百姓寫大字報,
對待百姓一封人民來信就去調查,那還了得,領導包二奶、貪汙腐敗、買賣官帽怎麽可能瞞得了百姓的眼睛,這讓公仆怎麽能安心抓改革?和諧社會更是沒法建設了。
所以依法治國也一定要和國際接軌,堅持改革不動搖。誰懷疑領導貪汙,誰提供證據,沒有證據就是汙陷,就可`以讓你做牢。
盡管河北郭允光處長掌握領導證據揭發領導,遭受八年牢災之苦,精英們至今沒有對類似的“二尺厚”的人民檢舉信進行總結經驗,懲治不作為相關公仆,從中吸取教訓,大概仍然堅持認為讓郭允光遭受八年牢災之苦,再正常不過的了,沒有必要為一封人民來信象文革“極左”時代那樣興師動眾。王益受到兩尺厚檢舉信沒有人理會,雖然王益最終受到法律的製裁,但那些對待檢舉揭發王益的人民來信不理不采,不作為的公仆們不是仍然道貌岸然地坐在廟堂之上享受著香火嗎。
絕對不能發揚文革時期百姓敢於向領導提意見,甚至批評的大民主,絕對不能給工農廣大的人民群眾一封人民來信就能支配公仆興師動眾調查公仆的機會,一旦讓百姓憑一封人民來信的檢舉揭發,就能讓相關職能部門展開調查,萬一人民利用文革時期的大民主起來對當初出賣國有企業清算起來,清算一切違背人民根本利益的改革,那麽將會對改革中作出貢獻的精英造成多麽大的傷害?隻有堅持國際普世價值民主接軌至死方休不動搖,徹底批判文革餘毒,改革就一定能夠達到美國老師認可的標準。或許這才是一些私有改革精英們在改革三十多年後重新對待文革餘毒的再認識,或者這才是精英堅持改革不動搖的真正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