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時代]
1911年,是一個在中國大地上空翻滾著曆史大風雲,一個難忘的改朝換代的年代。中國舊民主主義革命在孫中山先生的領導下取得了成功,從此結束了數千年封建帝製走向共和。父親誕生在安徽合肥,這個年輕共和國的一個地方官員家中。
爺爺許應午,原是他那並不富裕家庭中唯一耗費了銀兩去讀書的人,因此在兄弟分家時,兄長斷言,他所能得到的全部便是家中的童養媳——一個大腳丫頭,她即是日後我們的奶奶。爺爺兩袖清風地走出家門,而後卻走上了這翻天覆地大革命的道路。
奶奶可是地道的貧苦勞動人民,從小寄人籬下的日常辛勞,練就了她的膽略。在袁世凱企圖複辟帝製時,革命處於低潮,爺爺曾被官兵追捕,就在千鈞一發之際,她毫不猶豫地衝進廚房,操起菜刀,奮不顧身地頂住了大門,讓爺爺得以從後門逃脫。之後,又挺過了被抄家後一貧如洗的生活。
或許是依承了奶奶果敢無畏的血脈,父親自幼冥頑,好舞刀弄棍的,常掛火鉗於腰上,手握“馬刀”在家中,鄰裏四處吆喝。甚而跑到他大伯家,立於一鏡前說:今天如果你們不給我鹹鴨大腿和蛋炒飯,我馬上就打碎這鏡子。雖是年少頑劣之舉,卻透出一股天不怕地不怕的豪氣,為爺爺奶奶出了一口氣,他好生得意了一回。
青年時期的父親來到了國民政府首都——南京求學,就讀於“國立中央大學”哲學係。 此時他中等而結實的身材,濃發如冠,兩道粗眉下,高而直的鼻子挺立在瘦削的麵龐上,並架上了一付顯得有些學究氣的眼鏡,而鏡片後的眼睛似在思索,並閃現著熱情的光芒,少兒時逞“一時強弱在於力”的張揚似趨收斂,然而流淌在血液中的倔強,注定他為著“千古勝負在於理”的信念,卻是要付出他大半生困苦的代價。
中央大學即為現南京大學前身,地處城中偏西,東北角緊挨著敦實古樸的鼓樓和建於明朝的玲瓏精巧的大鍾亭,信步閑遊就可到垂柳拂於水麵的玄武湖;往西更遠處,濤濤長江順流而下,這兒除了冬季寒冷幹燥,常年雨水充沛,故春天的櫻花,秋天的桂花點綴著校園而清香飄溢,父親在這兒如饑似渴地吸取著新知。
應該說這是他一生中最美的時光,因他認識了在金陵女子大學就讀的同鄉—-母親。相對於“暴發戶”出身的父親,她可謂世代書香門第之後了,其外祖父是轟傳鄉裏的金舉人,曾在清朝重臣李鴻章家做過管事,當年中舉時種種趣事仍被人們津津樂道;其父畢業於燕京大學,民國八年考上了去美國的公費留學;其姨父留學日本,小城一時傳為佳話,金家二快婿:一個出東洋,一個出西洋,父親耳聞後竟笑而接口:“橫批——不是東西”。雖然是調侃,他不屑附和,口無遮攔的性情可見一斑。
時值三十年代,中國依舊是半殖民半封建的社會,日本人占領了東三省,山河依然美麗卻是破碎的,校園中的年青人有激越憤懣的,也有抑鬱憂愁的。母親從沒落的深宅大院中走出,有著淡淡的憂鬱;父親以他年輕的心,詩一般的愛,新貴的熱情和勇氣,立刻拋棄了爺爺希望他傳承中華文化的正統命名“傳禮”而改為“道夫”,意為願像清道夫一樣掃除情人的憂愁,清除她人生道路上的一切垃圾。
婚後,父親曾說:“今後你應把握的是我的理智而不是感情”讓母親始終困惑。殊不知,恰恰是他自己亦無法把握的過於剛直簡單,不諳變通的性格,使母親在荊棘叢生的人生道路上走得格外艱難。
父親即將畢業,這一天炎熱難擋,樹木失卻了往日的婆娑,除了陣陣蟬鳴聲,已罷課數日的校園顯得異常安靜。突然傳出了巨大的聲浪“反內戰”“反饑餓”“要求政府抗日”這是學生們在蔣委員長親臨央大“訓話”中,忍無可忍地爆發了,一浪高過一浪……
次日新聞報導:赤色分子在中央大學組織暴亂並毆傷了蔣委員長……結果父親作為“動亂分子”之一,無可幸免地被關進了國民黨的大獄。
靠著爺爺的背景和錢財,保釋出獄後的父親受到了全校同學們英雄般的歡迎。然而他在意識上的“赤色”傾向並沒有上升到“革命”的高度,也就是自發的“小布爾喬亞”的正義感加上“烏托邦式”的衝動。故這段紅色曆史也不可能為他在以後的紅色政權下加分。
當時青年人想往追求的民主自由、科學進步被形象化稱為“德先生”(democracy)和“賽先生”(science),依國情先走“賽先生”道路,所謂“曲線救國”廣為認同和接受。父親出獄後別無選擇地被送上駛往英國的輪船。回首故土自是一番難言的滋味,而放眼海上清涼的海風撲麵而來,海浪拍打著船舶,像是在催促,快些馳向自由的西方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