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右運動]
人人皆知南京是長江流域三大火爐之一,1957年初夏似乎格外炎熱,那種滲透的濕熱就象是在蒸籠上一樣,揮汗如雨,直叫人胸悶窒息;而人們所不知的是一場如火如荼的“反右”運動也正隨著滾滾熱浪迅猛地向人們襲來。
我在上學的路兩旁看到用蘆蓆臨時搭起的單牆上貼滿了紅紅綠綠的大字報,突然‘許道夫“三個字跳入我的眼簾;接二連三的”責問“、“批判”等等,我隱隱的有一種不詳的感覺。惴惴不安的我到校後不自覺地將臉深深地埋下,仍然感到四處異樣的眼光象箭一樣向我射來,我恨不得能立刻鑽到地縫中去。那一年我十歲,幸福的童年從此揮手而別,青草坪上晚霞中,與父親戲玩的景象如美麗的夢幻般,化為清煙消散了。
不久母親和我們步履蹣跚地離開這大院,來到鎮江小城。母親被調到這剛建立的大學——鎮江師範專科學校。
這是“大躍進“的產物。舊縣委政府留下了幾排小平房,新的教學大樓還在蘭圖上,將由師生們自力更生在小墳山上建立起來。沿著羊腸小道翻過墳山,三排矮小的紅磚平房建立在一個混混濁濁的小池塘旁。這就是教師宿舍——我們的家了。
繞開池塘,穿過種著蔬菜的農田和幾個轟飛著綠頭蒼蠅的大糞坑,就來到了公路,每天步行三十分鍾進城去上學。這兒沒有自來水,也沒有下水道,僅有兩口剛打出來的水井,從此打井水的活就由還不到十歲的仁弟擔當了。
生活艱苦自不必說,更加苦痛的是心靈深處。天真的我以為離開南京就無人知曉我是“右派的女兒“。卻不知道這像烙在臉上的印記一樣,永遠退不盡。
每次填表格,都羞於在’政治麵貌”那一欄填上“右派”二字;直到62年“摘帽”後,膽小謹慎的母親仍叮囑我們填上“摘帽右派”。
若幹年後。我才得知,因新華日報在六月登載了父親所寫的“談整風”雜文,被省裏點名重點批判。
接著新華日報在7月2日又報導了南京農學院師生於6月28、29日兩天舉行“聲勢浩大的批鬥會”。聽說酷暑下,父親已修頂的頭上泌出豆大的汗珠,順流而下,白汗衫都濕透了。接著戴上“右派”帽子的父親被送至南農黑墨營農場勞動改造。
在黑墨營農場,46歲的父親麵對一落千丈驟然變化不知今夕何夕。夜幕降臨,孤燈昏幽,窗外是空寂的田野和無邊的黑暗,唯有田埂邊的青蛙在不仃地呱噪……
父親難以入眠,心緒雜亂……我隻是出於真誠說出些實話,為什麽成了“惡毒攻擊共產黨?究竟為什麽?!而理在哪裏?
所謂理,應是一個價值範疇,能夠產生正麵價值的認識才為真理,真理隻有與真善美聯係起來才能體現其價值……
父親開始迷惑,昏昏然……
在中世紀人們認識水準低下,科學技術不發達時,宗教可以表現出相當程度的價值效應,即相當程度的真理性,而當這種真理性被無限利用,擴大而成為絕對真理時,當政教合一並作為工具來摧殘真理時,曆史上曾出現了自然科學家布魯諾被教皇高高架起的柴堆焚燒的那一幕……,
真理,價值又何在?!……長夜漫漫……何時達旦?
當太陽從東方升起時,父親清醒地認識到要堅強,要麵對!要在境況轉換中適應。
他有著樂天的性格,曠達的胸懷,他正值壯年,勞動何所恥何所懼?他更願將勞動當成一種磨練,而不是苦役和懲罰。
“既然勞動是光榮的,那麽為什麽要用勞動作為懲罰呢?如果我們勞動是被懲罰,那麽,那麽多的勞動者,一輩子在勞動,是一輩子在受懲罰嗎?”
在農場勞動時他總是認真地學作幹活,他不無驕傲地告訴我們拖板車的要領:拖板車掌握車把子關鍵就是要控製住車的平衡,但是在啟動時,一定得有爆發力……而真正需要的還是體力耐力,……當然,這是幹苦力啊!
大自然慷慨地倘開著胸懷,大地亦無怨地任由耕耘,在自然和天地裏,日曬雨淋下的父親,可以海闊天空地放膽思考。
尤其是當他一個人去看守桃園時,更是天馬行空無傍無依地做起精神上的齊天大聖。
西遊記中吳承恩寫活了孫悟空,其精靈忠勇,豪放不羈,連玉皇大帝都不畏懼的性格,父親從來情有獨鍾。
甚而忘卻了正是他在“談整風”中都不忘引用了這個典故,才招至他眼下窘迫的境況。
在這種簡單重複的勞動中,父親憂心的是象流水一樣逝去的時間。
生命是有限的,想到中華民族賴以生存的長江黃河流域燦爛文明的來龍去脈,還沒有係統地進入農業史的研究,作為農業經濟學者,一種責任推動他開始構思中國近代農業史。
“右派摘帽”是五年之後,父親被調至江蘇農業科學研究院。在農業遺產研究室中,他從此可以更從容地按照心中已構思的係統去工作。
這時國家進入了三年“自然災害”時期,物資、糧食、付食品及基本生活用品都難以想象的匱乏,人人麵黃肌瘦。農村更有餓死人的情況。
母親、我、仁弟均得了當時十分普遍的“營養不良性肝炎”;不幸的我和二位姐姐先後又染上“風濕性關節炎”。到了夏天,因飲水衛生條件欠佳及蚊蟲叮咬,我還不時地“拉肚子”“打擺子”。記得那時,已上初一的我,體重隻有三十公斤。
盡管如此,每當企盼著父親該回來時,每見到從不沮喪,樂嗬嗬的父親時,一家人圍坐笑語,耹聽他給我們講故事‘基督山恩仇記’、‘水滸’等,此時不管窗外是風雨交加,還是冬夜冰封,這裏仍是我們心中無比溫暖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