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7月 中國行記，遊大連（一）

一. 中學同學

1.飛機晚點

   2013.7.15.下午4時許，青島流亭機場。

與張樂告別後，離班機起飛還有半個多小時，沒事閑逛，遠遠地看見一賣冷飲的冰櫃。老伴提議“咱們去吃雪糕吧”，邊說邊走過去。“和在家吃的那種很像，你去買吧。”通常這種事我都是等現成的。老伴指著價格標簽笑道：“80元，沒搞錯吧？網傳美國駐華大使拒絕喝機場咖啡，看來今天咱們也得拒絕吃機場雪糕了！”

這時戲匣子裏傳來通知，前往大連的CZ6405次航班因故晚點。馬上給已在大連機場接我們的小玲姐打電話，她們一行得到通知後去機場茶座喝茶聊天去了。

這是我很不理解的一個問題，中國的機場建設，和大鐵路、大公路及大橋梁一樣，達到世界先進水平，可機場管理卻遠遠落後於世界的平均水平。前不久的一項統計數字表明，晚點率最高的機場，當上海、北京莫屬。也許，除天氣因素外，軍事上的航空管製是晚點的另一主要原因。

飛機晚點一小時起飛，40分鍾後抵達大連周水子機場。因天時已晚，小玲姐提議，我們先去吃飯。於是幾個40年未曾謀麵的老朋友：小玲姐、少潤、慶華，剛子，我們一起從機場直接去了富麗華大酒店。    

這是個我很熟悉的地方，當年是大連最好的四星級酒店，我曾參與過“酒店給排水竣工圖”的測繪。

坐在考究排場的包間裏，用著高檔餐具，享受著一流的服務，但吃的卻很“家常”。身為大老板的剛子為我道出其中的奧秘，在這裏吃東西的原則是：“養殖的海鮮不吃，非散養的肉類不吃，非綠色的蔬果不吃”。原來如此，有錢人都返璞歸真了。

 

2.宣傳隊好友

我們四人都是同一所中學的宣傳隊好友。所謂宣傳隊，就是把幾個能唱會跳的學生組織起來，經常給自己學校的同學演節目，也時常參與一些學校及社會的文化活動。當宣傳隊員是件很榮耀的事，由於家庭出身不好，從小在政治上受歧視，這種榮耀和我相距甚遠。

幸運的是宣傳隊柳老師不知怎麽發現了我，挨間教室、樓上樓下地找，最終把我調到了宣傳隊。在隊裏我如魚得水，編相聲，寫歌詞，跳舞唱歌，由一個自閉內向、少言寡語的“醜小鴨”，變成了一個熱愛寫作、活潑開朗的“文藝青年”。

我們四人家住得都很近，剛子有幾個哥，小玲有幾個姐，少潤的小弟幾歲，慶華的妹子乳名叫什麽，全都門兒清。

小玲姐很聰明，下鄉時就是當地學校的數學老師。恢複高考後隊長不想放她走，威脅說：“去考吧，考不上也別回來了”。因此小玲姐沒參加高考，但進取心很強的她，後來入中央黨校學習並畢業。小玲姐又是個特別熱心的人，用她自己的話講：“外路精神有的是”。幾十年聯係不上的老朋友，她都能找到。我家裏的事，她也大包大攬，熱情幫助。

少潤是我們的宣傳隊長，舞跳得很好，是那種一上舞台就來神的人。在卡拉OK唱歌時，少潤一亮相老伴就驚歎：“他往台上一站，就像靈魂出竅一般脫離了塵世。”台下的觀眾瞬間能被他的眼神攝住，被他的真摯打動！

慶華的為人特別誠懇、正派，當年我離開大連時，他哭的很傷心，還賦詩表達兄弟之情。在QQ上有過幾次交流，他對兒時的友情特別珍重。他的記憶力很強，能把30多年前的老歌、老詞記起來。

剛子小時候和我的性格相像，有些內向、不願說話，我們很合得來。剛子的哥哥是個專業快板書演員，所以剛子的快板打得很好，私下裏傳給我這門秘籍，成為我的快板師傅。我們學校出門拉練、去龍王塘“抗旱保苗”，我們的手藝就派上了用場。像電影裏演的一樣，編一段快板詞跑到行軍隊伍的最前麵，邊打板邊唱詞邊比劃，從隊伍頭說到隊伍的尾，然後跑回去再來一遍。別人走一個20公裏，我們走兩個，那種“英雄般的豪邁”，令人難忘。

我們學校，是極左年代的極左典型。在軍代表的策劃下，學校成了軍營。全校編成營級建製，年級為連，班級為排。小玲姐屬紅五連一排，我是紅五連四排，學生都以戰士自居。上學時穿著黃軍裝，每人扛一杆自製的木槍，到學校練習拚刺刀。

每年少的可憐的學習時間還要保證三個月的勞動課，沒那麽多活就到處找活幹。學校附近的一座山被我們大幹一個冬天，挖成上下三層、蜘蛛網般的防空洞，開春後全都塌了。

龍王塘村離我們學校約20公裏遠，有一年夏天幹旱，全校“戰士”步行40華裏到龍王塘去“抗旱保苗”。

大連工礦廠是我們學校的對口領導工廠，我們到工廠去“請戰”，人家沒活給小孩幹，我們就頑固堅持“不下火線”。被逼無奈，人家就讓我們去搬垃圾。這正是考驗我們的大好時機，於是乎把工礦廠的一座垃圾山搬走了。

區裏麵分配給別的學校的任務，莫名其妙的被我們搶來。我們在兄弟學校的操場勞作，人家在朗朗讀書。現在想起來，那情節很是荒唐。

 

3.恩師柳先生

終於見到柳老師了，到大連後的第三天，小玲姐召集大家吃飯，請來了柳先生。她老人家還是那麽風度翩翩。

“柳先生，你差點引導我步入歧途。”

“這話怎麽講，我有那麽大能耐？”

“我當年鐵了心要考戲劇學院。”

“那多好，你和張藝謀就是一撥人了。”

“家裏堅決反對，說那是不務正業。”

“也有道理，這行當不穩定。”

“您說的對，現在我也這麽想。”

柳先生善解人意，思維清晰，講話語速和年輕人一樣，甚至更快。我也趁機問了柳先生，

“當年怎麽想到把我弄到宣傳隊？”

“沒什麽原因，就是看見一個小小兒（小男孩），長得挺俊的。”

也許是老天的旨意，柳先生的這一發現，整個改變了我的一生。下鄉時，因為我的“特長”，從被抽調到縣知青辦幫忙；在工廠，因此幹了好工種；以後又寫過電影腳本，話劇本，在大學工作時，還榮任了學院合唱團指揮。直到現在，我仍然堅持著自己的“愛好”。

席間，大家都把思緒集中在那十六、七歲的青蔥歲月裏。我和老伴，鄭重地給柳先生敬了一杯酒，我和慶華還唱起了柳先生當年譜寫的歌曲：

“滔滔的江海啊，碧波如花迎旭日，巍巍群山啊，鬆濤如雷遍蒼穹……”

 

2013.10.19. 於奧克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