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來日本的第一年,先在日語學校學了一年日語,第二年進了慶應義塾大學。慶應義塾大學在國內不及早稻田大學有名,又有“義塾”兩字,聽起來好像不要錢似的,誰都能上。其實慶應大學對於日本人來說,是無人不知的,為什麽呢?因為日本鈔票中麵額最大的是一萬日元,萬元日鈔上的人頭像就是慶應大學的創始人福澤諭吉,一個國家鈔票上的人頭像,是那個國家的象征,所以慶應大學在日本之殊榮,可想而知。
慶應大學和早稻田大學都是世界名校,孰優孰劣,實在難分軒輊。每年六月有“早慶戰”就是早稻田大學和慶應大學的棒球比賽,這時慶應大學校園裏就會早早貼出“打倒早稻田”的大標語,看上去令人心驚肉跳。不過日語裏的“打倒”沒漢語意思那麽嚴重,也就是“打贏”、“推翻”(推翻早稻田棒球的霸主地位)的意思。慶應大學如果贏了,隔天全校就會自動放假一天慶祝。所以不關心賽事,就有可能不知道停課信息而白跑到學校去上課。
日本人有上慶應大學,須從胎教開始的說法,先是慶應幼兒園,然後是慶應小學、慶應中學、慶應高中這樣一路上來。慶應大學學費並不高,但在進來之前,卻要撒下一大筆錢。我進的是慶應大學文學院的博士課程,日本政府每年減免學費的30%,所以學費低到連我這樣靠打工養活自己的人都沒去申請獎學金。
慶應大學的博士課程入學考試共三門,專業課兩門,外語一門,三門課的考試隻有三個小時,回想起在國內參加碩士研究生入學考試時用了兩天考了六門課,考完後犯惡心在考場樓下大吐一場,還是輕鬆多了。
慶應大學頗多名門子弟,所以有“慶應公子”(keio boy)之稱,那時校門口常有一些外地或外校來的姝女,等著跟“慶應公子”相識,《詩》雲“其出東門,有女如雲”,也不過如此之盛況吧。慶應大學校舍頗為老舊,但處處散發著一種醇厚清芬、自由舒展的學術氣氛。教員們風格、路數、觀點不一,上課的方式也不一樣。教員們上課一般不點名,你愛聽不聽,所以有的學生一學期隻來兩次,一次是第一節課,認認老師是啥模樣,好不好拿捏,還有一次是最後一節考試。不來上課還敢來考試,這也是要有兩下子的,並非等閑之輩。
慶應大學文學院上課時最普遍的形式就是讀原典(就是原作),一篇原典,每人分攤一段,上課時發表,教授隻是總結或點評而已。有一次一位台灣學妹跟我說,她們某日讀到元曲,輪到一位韓國來的博士生做發表,讀的是某小姐香湯沐浴,攬鏡貼花,斜倚欄杆,佇候某翩翩公子,那位老兄不知在想啥,隨口說“香湯”就是狗肉湯,聽者頓時大樂。那位老兄現在是韓國的大牌教授、著名學者了,我在韓國或北京見到他時,還會想起那段典故,然後偷笑不已。
二戰前早稻田是平民大學,慶應是貴族大學
有了錢的日本人,要讓那些淡泊名利的老九也富裕起來。於是,毫不吝嗇地把福澤諭吉和新渡戶稻造(東京女子大學創立者)的頭像,分別印在一萬和五千日元紙幣的正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