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墓碑》節選23 要跟太陽比一比--文化戰線放衛星
在文化戰線，其狂熱程度到了十分荒唐的程度。
1958 年8 月和10 月間，文化部先後在安徽、鄭州召開了省文化局長會議和全國文化行政會議，部署文化工作的“大躍進”。會議有的單位提出群眾文化活動要做到：人人能讀書，人人能寫會算，人人看電影，人人會唱歌，人人能繪畫，人人能舞蹈，人人能表演，人人能創作。鄭州會議還提出文藝創作要“行行放衛星，處處放衛星，層層放衛星。”各級都要成立“藝術衛星指揮部”。一瞬間，各地出現了各種各樣的群眾文化活動組織，例如江西省組織了5000 多個山歌社，四川省組織了22000多個農村文藝創作小組，安徽省隊隊有創作小組。由於提出了放文藝衛星的任務，層層布置，層層加碼，使得許多地方提出了很不切實際甚至是荒唐的口號和要求，諸如什麽“兩年就要超過魯迅”，“一個夜晚寫60 個劇本”，“每個縣都要出一個郭沫若”等等。一些“新民歌”大多是吹牛皮的，例如“稻粒趕黃豆，黃豆像地瓜，芝麻賽玉米，玉米有人大，花生像山芋，山芋趕冬瓜，一幅豐收圖，躍進農民畫。”“ 今年是個豐收年，秋後糧食堆成山，不知糧食打多少，壓得地球打轉轉。”
全國都搞詩歌運動。著名詩人田間下放到河北省懷來縣，他在那裏搞起了“詩傳單”，不但他寫，還把所有的村幹部、社員都拉進去寫詩。寫出來的都是順口溜，什麽“千日想，萬日盼，今天才把公社建。六個鄉，成一家，社會主義開紅花。”這些詩編成集拿到石家莊出版了，並在《人民日報》上發表了。後來，這場詩歌運動越搞越大，鬧到火車上每個乘客必須交詩一首，鬧到製定文學創作規劃，各公社開展有比賽。這個說：“我們年產詩一萬首”，那個說：“我們年產長篇小說五部，劇本五部”最後張家口地區竟出了一位“萬首詩標兵”，他一個人在一個月內就寫了一萬首詩！
當時，一些著名作家、詩人、文藝工作者，有的不了解真相，有的隨波逐流，有的賣身投靠，用自己手中的筆，胡說八道，助紂為虐。在這些人當中，知名度越高的，危害越大。
當時被認為是大文豪、大詩人的郭沫若，寫了不少歌頌大躍進的詩，現引他寫的《太陽問答》中的幾句：
農民：
太陽太陽我問你，
敢不敢來比一比？
我們出工老半天，
你睡懶覺遲遲起。
我們摸黑才回來，
你早收工進山裏。
太陽太陽我問你，
敢不敢來比一比？
太陽：
同誌同誌你問得好，
我舉起雙手投降了。
我因為要朝西方跑，
故有半天你見不到。
西方的情況真糟糕，
不勞動的人光胡鬧。
超英，十五年不要，
同誌同誌我敢擔保。
接下去是幾段農民和月亮、農民和星星的對詩，極其誇張之能事，不再援引。最後一段是農民、太陽、月亮、星星的合唱。
合唱：
感謝黨嗬感謝黨，
黨是不落的紅太陽。
東風永把西風壓，
社會主義放光芒。
鼓足幹勁爭上遊，
多快好省建天堂。
紅旗插遍全世界，
紅旗插在天頂上。
郭沫若還與周揚一起編《紅旗歌謠》，這本書極盡浮誇獻媚之能事。但是，1963 年11月14 日，郭沫若給陳明遠的信中寫道：“大躍進運動中處處放衛星、發喜報、搞獻禮，一哄而起又一哄而散，浮誇虛假的歪風邪氣泛濫成災……上有好之,下必甚焉，不僅可笑，而且可厭，假話、套話、空話是新文藝的大敵，也是新社會的大敵”。據說，郭沫若的秘書對這封信的真實性表示懷疑。如果這封信不是真的，那就是郭沫若在1958 年不了解真實情況，跟風起哄；如果這封信是真的，那郭沫若就是明知故犯了。不管郭沫若在1958 年是對實際的無知，跟風起哄，還是內心很明白，卻要違背良心，作“新文藝的大敵”、“新社會的大敵”，像他這樣有地位的人做出那樣浮誇獻媚的事，是最可悲的，也是危害最大的。
毛澤東曾說過，“經濟事業和作詩是兩回事。‘端起巢湖當水瓢’，這是詩。我沒端過，大概你們安徽人端過。怎麽端得起來？” 但是，當時報刊沒有宣傳毛澤東這些話。因為“不能給群眾運動潑冷水”，這樣的詩歌在當時浮誇風中推波助瀾。
（楊繼繩《墓碑--中國六十年代大饑荒紀實》第十九章 《“五風”肆虐》第二節《“浮誇風”使人瘋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