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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墓碑》節選31 廬山會議中的陳伯達與胡喬木

(2025-10-21 06:30:00) 下一個

《墓碑》節選31 廬山會議中的陳伯達與胡喬木

 

陳伯達

 

陳伯達當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毛澤東的秘書。在1958年大躍進高潮時,陳伯達提出不要商品生產、取消貨幣的主張,在鄭州會議上受到毛澤東的批評、奚落。後來他到下麵看到一些實際情況,開始轉向反左。

 

剛上廬山時,他和幾個秀才一起發表議論,批評1958 年的失誤。他在7 月18 日、19日在第三組曾經兩次發言,認為不能忽視大躍進的副產品,要對事不對人。他說:“我和陳正人同誌開了一次火”,中央農村工作部應當檢討。因為陳正人認為農業並沒有多大問題,糧食隻是小部分地區緊張。陳伯達還說到他受騙、“吃苦藥”的事:“我去年到河南遂平、山東範縣所看到、所聽到的一些東西,有一部分是不真實的。是下麵幹部預先布置的。最近《紅旗》雜誌的同誌到那兩個縣,把一些情況查清楚了。我把反映這些情況的信,給舒同和吳芝圃同誌看了。他們兩位都很難過。”廬山會議前陳伯達到福建作過調查,因為他是福建人,聽到一些真實情況,因此反映了一些福建問題。

 

在毛澤東7 月23 日講話以前,陳伯達和田家英、吳冷西、李銳等人看法是相同的, 23日講話以後,他和田家英等人一樣,心中沉甸甸的。他也是“離右派30 公裏”的人中的一個。

 

23 日以後,陳伯達在小組會上自然成了被批評的對象之一。

 

為了擺脫自己的困境,陳伯達一方麵修改自己的發言稿(《簡報》刊出時刪掉一些),一方麵又長篇大論地批判彭德懷的信。他以理論家的姿態,引經據典地為毛澤東7 月23 日的講話幫腔。把大躍進和巴黎公社並提。還說:“我完全同意主席講話的看法。去年我到遂平、範縣,又到廣東、福建,是被廣大群眾那種衝天的英勇精神所感動的,所吸引住的。對群眾的衝天幹勁,我是沒有懷疑的,雖然我說了我們工作中的缺點。”陳伯達認為彭德懷的信“一個對形勢的估計,一個對傾向的估計,都是錯誤的。”

 

由於他在鄭州會議上挨過毛澤東的批評,不管他怎樣表態,怎樣洗刷自己,別人對他還是不留情麵,還是不放過他。在8 月初最緊張、鬥爭最尖銳的時候,陳伯達就生病,不參加會議。為了挽回政治上的被動局麵,陳伯達埋頭寫文章。10 月9 日,他將寫就的《請看彭德懷同誌的政治麵目》一文送給毛澤東。此文正中毛澤東下懷,但還嫌火力不足。10 月11日,毛澤東批示:“此件看了,很好。略有修改。如能找康生、喬木二同誌談一下,可能進一步改得更好。”陳伯達按毛澤東的意見,征求了康生、胡喬木的意見並加以修改以後,將題目改為《無產階級世界觀和資產階級世界觀的鬥爭》,再次送毛澤東審閱。毛澤東作了修改後,發表在《紅旗》1959 年22 期上。12 月13 日,中共中央又將這篇文章印發給各級黨委。

 

由於在批彭上立了新功,陳伯達走出了鄭州會議挨批的陰影,重新得到了毛澤東的信任,在文革中成為中央文革小組組長,一度成為中國共產黨的第四號人物。

 

胡喬木

 

胡喬木當時任中共中央書記處候補書記、毛澤東秘書,是毛澤東的近臣。在去廬山開會的列車上,李銳和胡喬木、田家英有過閑談,主要是交換各自的看法,對1958 年大躍進都基本上持否定態度。胡還認為“以鋼為綱”是取其諧音的文字遊戲。

 

7 月3 日,剛上山的那天晚上,在胡喬木的住處,李銳、陶鑄、胡喬木三人一起漫談。談話的內容基本是批評1958 年的高指標。胡喬木除了再次引證了天體運行的規律以外,還舉了遵守戰爭規律的程序:先遵守戰爭規律,次遵守革命戰爭規律,再遵守中國革命戰爭規律。他說,這是《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中的名言,他(指毛)本人似乎忘記了。

 

7 月6 日晚,在田家英和吳冷西住處,李銳、胡喬木、陳伯達五人閑談,胡再一次談到綜合平衡的重要性。認為平衡是社會主義國家的經濟規律,不平衡是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規律,因而才經常出現經濟危機。又認為“以鋼為綱”、“三大元帥”的說法統統違背了按比例的規律。胡喬木還特別談到,1958 年一反常規,毛澤東當時指示過:報紙刊載中央活動要及時。為什麽南寧會議、成都會議都沒有要報道呢?可見北戴河會議之後毛澤東頭腦發熱之程度。武昌會議公布糧食產量7500 億斤時,陳雲曾不同意公布,告訴了胡喬木,但胡沒有敢向毛匯報。為此,上海會議胡喬木挨了毛的批評,毛稱讚了陳雲:“真理有時在一個人手中”。胡喬木說,當時不匯報是為了保護陳雲,否則上海會議時,陳雲也恢複不了名譽。胡喬木介紹,武昌會議時,王稼祥對劉少奇說,不要公布關於人民公社的決定,王不敢去向毛匯報,劉向毛轉告了,結果毛發了脾氣。胡喬木說,王應該受到表揚。隨後大家還談到,自南寧會議以後,柯慶施等人受了誇獎,不久又進了政治局,於是更加發展了迎合之風。反右派運動之後,整得人們不敢講真話,養成了講假話的習慣。去年講假話成風,登峰造極了。

 

大概是7 月18 日,在田家英住處,胡喬木、吳冷西、陳伯達、李銳五人對彭德懷的信都很感興趣,覺得信內容好,觀點跟我們一致。不過,胡喬木說了一句:這封信可能惹出亂子。他可能從王任重那裏得知毛對“小資產階級狂熱性”不滿的消息。

 

7 月18 日,胡喬木在第二組作了較長的發言,為《記錄》(草稿)起草者辯護。因為《記錄》(草稿)中關於形勢的那一段受到一些人的批評,批評者認為對1958 年成績講得不夠,問題講得太重。胡喬木回答這些批評,認為1958 年問題還是應該說透。在發言中,胡喬木沒有提及彭德懷的信,他實際上是支持這封信的。

 

毛澤東7 月23 日講話之後,胡喬木一度沉默,幾天以後態度180 度大轉彎,急忙緊跟。

 

8 月10 日下午,胡喬木來到第四組(他本是參加第二組的),作了長篇“斥所謂‘斯大林晚年’的汙蔑”的長篇發言。他說,毛主席有點像斯大林晚年這個話,用意顯然是專門說斯大林錯誤方麵,這是一個嚴重的原則問題,這是對毛主席和黨中央“很大的侮辱和惡毒的汙蔑。”接著從六個方麵將斯大林晚年和毛澤東作了比較,借此對毛澤東進行吹捧。

 

由於胡喬木、陳伯達等“秀才”的善變,8 月11 日毛澤東講話中說:“想把秀才挖出去,不要妄想,秀才是我們的人。”“ 李銳不是秀才,是俱樂部的人。”這樣,雖然會議初期,胡喬木、田家英、陳伯達、吳冷西也說了一些真話,但沒有受到批判。

 

為了進一步取得毛澤東的信任,一下廬山,胡喬木就送上了《剝開皮來看--彭德懷同誌的意見書為什麽是一個反黨的綱領?》的長文,對彭德懷的信無中生有,上綱上線,強加了種種政治帽子。這篇文章經毛澤東批示,印發給全國,成為批判彭德懷等人的重武器。

 

(楊繼繩《墓碑--中國六十年代大饑荒紀實》第二十一章 《廬山之變》第四節《大臣們機變求自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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