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墓碑》節選27 廬山會議中的周恩來
在過去漫長的革命歲月，周恩來在黨內的地位一直高於毛澤東。在長征中的遵義會議上，周恩來是“黨內委托的對於指揮軍事上最後決心的負責者”毛澤東是“為恩來同誌的軍事指揮上的幫助者” 。實際上，周恩來將軍事實際指揮權交給了毛澤東。1935 年3 月的“打鼓新場風波”以後，毛澤東向周恩來、張聞天提出“軍事指揮不能搞少數服從多數”，並以辭職相要脅，最終得到了周、張的同意，毛澤東從此取得了獨自指揮軍隊的權力。建國以後，周恩來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國務院總理，和毛澤東以君臣關係相處。
1956 年，周恩來和陳雲根據在第一線抓經濟所遇到的困難，提出了“反冒進”，後來在南寧會議以及其它會議上，遭到毛澤東的痛斥。周恩來一度失去了經濟工作的發言權。“大躍進”就是針對“反冒進”而提出來的。周恩來從此“痛改前非”，再也不敢非議“大躍進”了，緊跟毛澤東搞“大躍進”。
1959 年7 月廬山會議前期，全黨範圍內的糾“左”，已成氣候。6 月24 日，毛澤東在赴長沙的火車上同湖北省委書記王任重談起1958 年“大躍進”的失誤時,提到正在養病的國務院副總理陳雲，竟說出了“國難思良將，家貧思賢妻” 那樣耐人尋味的話。同時，他再三提議由周恩來負責編製1959 年的國民經濟計劃。周恩來等人這才重新獲得了經濟工作的發言權。
會議的第二天，周恩來受留在北京主持經濟工作的國務院副總理兼國家經委主任薄一波之托，向毛澤東寫了一封信，建議將國家經委黨組提交的《關於當前工業生產中急待解決的幾個問題向中央的報告》，分送到會各同誌參考。這份報告在肯定成績的同時，著重強調：大躍進以來所出現的國民經濟各部門之間以及工業內部比例關係的某些失調現象也是嚴重的，低估這方麵也是危險的。為此,報告提出了一些調整、鞏固的措施。
周恩來是7 月1 日上山的，2 日，他到毛澤東處開會，討論了毛澤東出的19 個題目，關於國際問題是他建議加上去的。以後，他先後參加東北小組、華南小組、華北小組、西北小組等小組會以及各協作區主任會議，都明確地指出了“大躍進”以來的黨在領導工農業方麵的一係列缺點、錯誤:生產計劃指標偏高，基本建設規模偏大，國民經濟比例失調……周恩來是一個聰明人，他深知，對某些“左”的錯誤進行一定程度的批評或糾正可以，但傷及“三麵紅旗”是絕對不行的。周恩來的傳記作者認為；“廬山會議期間，周恩來對形勢有著和彭德懷類似的看法，但沒有采取和彭德懷相同的做法。”
既要維護“三麵紅旗”，又要解決“三麵紅旗”造成的惡果，周恩來的內心是矛盾的。這種矛盾的心態，造成了他在廬山會議期間的雙重人格。他一方麵努力解決現實問題，另一方麵，又千方百計地迎合毛澤東。
7 月10 日，毛澤東召集各小組組長開了一次會，講了一番話。這番講話主要是為大躍進中的缺點、錯誤辯護。第二天傳達時，當傳達到“一年來有好的壞的經驗，有成功的與錯誤的經驗；不能光說有壞的錯誤的經驗”時，周恩來插話說，1958 年邀請來中國的蘇聯部長會議副主席紮夏季科回國後談在中國的觀感，說中國高速度發展，“大躍進”超過蘇聯，對社會主義陣營有好處；錯誤缺點發現快，糾正也快。蘇聯一教授說中國“大躍進”這個詞好。其實，紮夏季科對中國有批評性意見。周恩來隻轉達人家的好話，把人家批評的話隱瞞了。周恩來為了用蘇聯人的話為毛澤東幫腔，竟片麵地轉述人家的意見。
7 月12 日到22 日，周恩來四次找國務院各部開會，討論形勢與任務。12 日周有一個長篇講話，談形勢、擺問題、算細賬，他認為去年是新的革命，當然問題不少，突破了舊的平衡，要解決新的平衡。他用大量的時間講業務問題，這是國務院工作的需要，也可以回避政治鬥爭的鋒芒。
7 月16 日，關於大煉鋼鐵問題，周恩來講話中算了一筆賬：雖然財政補貼了40 億，但是“取得了經驗，爭取了時間”。不僅大大提高了我國鋼鐵生產的設備能力，而且大大縮短了投入生產的時間。“小土群”為“小洋群”作了準備，小高爐為大高爐作了準備。“兩小”充分利用了分散的煤鐵資源。鋼鐵賬要算，但既要算經濟賬，也要算政治賬；既要算現在盈虧的賬，也要算將來盈虧的賬。當時不少人認為，周恩來這麽算賬，對於維護“大躍進”，很有說服力。
7 月23 日上午，毛澤東發表講話批評彭德懷，卻表揚了周恩來。在講話中間，他偏過頭對坐在旁邊的周恩來說：“總理，你那次反冒進，這回站住腳了，幹勁很大，極大，是個樂觀主義了。”一邊表揚，一邊又說：“他們重複1956 年下半年、1957 年上半年犯錯誤同誌的道路，自己把自己拋到右派邊緣，隻差30 公裏了。”這句話雖然是指批評大躍進的那些人，但鉤起周恩來南寧會議的舊痛。毛澤東又拉又打，使周恩來更加小心。
7 月23 日毛澤東講話散會以後，周恩來召集幾位副總理談話。其中，周恩來和彭德懷有一段對話頗有意味，不妨抄錄如下：
周：9000 萬人上山。1070 萬噸鋼，是一個革命。2700 萬－3000 萬噸則根據不多，現在落實到1300 萬噸。
彭：我寫的“有失有得”是講“小土群”這一點，隻講這一點，根本沒講“小洋群”。
周：把“失”放在前麵是有意識的，應把落實和泄氣分開。
彭：1070 萬噸，腦子熱了一下。他是有一份的。但總的路線不能動搖，而且他冷得比較早，10 月底就冷下來了。這次會議我為什麽要寫這封信供主席參考呢？我有個感覺，共產黨有不敢批評的風氣了，寫個東西要字斟句酌，我實在忍不住了。
周：主席說了，基本上是好的，方向不大對。當然，他沒指名，要注意，也沒什麽了不起的，你還沒有到反冒進的情況，有那麽個趨勢。你到此為止，認識了，就是了，這個批評也很好。
彭：共產黨裏不能批評，這違反共產黨的基本原則。
周：鋼、鐵、煤的計劃不能完成，比較緊。還有運輸是個大問題。木材、化肥、糧食繼續緊張。更重要的是基建。還要機械、財政、金融、外貿……上海的煤隻有7 天的儲備。6月底的存糧隻有310 億斤。去年增加了2010 萬人。按“一五”經驗，1 元貨幣比9．6 元物資，市場就正常一點。1956 年1 比8．8 就緊張了。
彭：這個情況為什麽不到大會上講一講呢？
周：開始就講這些困難，像訴苦會了，誤會成泄氣不好。
彭：你們真是人情世故太深了。老奸巨滑。
周：這是方法，不是1956 年犯了反冒進的錯誤嗎？當時是衝口而出的，沒有準備好就跑到二中全會上講了那麽一通。應當謹慎，汲取教訓。今年你替了我了。其實，你有鑒於我，還是寫了總路線基本正確，沒寫“冒進”字眼。但我那時說話也是這兩個方麵都說了的。
周彭對話中，彭很直率地批評周恩來“人情世故太深了。老奸巨滑”。在上海會議上，毛澤東讓周恩來和彭德懷學海瑞，周恩來沒有學，彭德懷學了。現在周恩來主動了，可以批評彭德懷了。
7 月26 日，毛澤東提出“對事，也要對人”以後，批鬥升級。彭德懷寫信成了“右傾活動”，成了“猖狂進攻”。這一天下午，周恩來向北京來的各部委的來參加會議的幹部作了長篇講話。他在講話中堅持兩點：一點是政治上維護總路線，另一點是實事求是地抓工作。
說：“這兩點一個是政治方向，一個是工作態度”。他強調：“政治主向是第一位的問題，是思想性、政治性、路線性的問題，工作態度是第二位的問題。”他不僅認為彭德懷的信屬於政治方向的問題，還說國家計委李雲仲的信也是政治方向上的錯誤。” 他苦口婆心地對他的部下關照。讓大家在這場政治鬥爭中不要站錯隊，要保衛總路線，不要動搖；同時要抓好經濟工作，渡過經濟難關。
8 月1 日常委會上，主要是毛澤東講話，其他人也不時插話，追問。周恩來也有不少插話和追問。彭德懷在談到一些曆史情況時，周恩來問，訪問蘇聯時，他們一起同斯大林談話後，送彭德懷出門時，斯大林跟彭德懷說過什麽話。這是在追查彭德懷“裏通外國”的問題。
周還插話說，彭德懷的信“方向是向總路線進攻，站在右傾立場，信的鋒芒是指向總路線”。“主席講了話，還聽不進去。”當林彪說彭德懷“不少人說你講假話，有野心”、“看風使舵”、“馬列主義世界觀沒有接受”的時候，周恩來插話：“相反，很驕傲，犯上。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這是辯證法。要脫胎換骨。我多次錯誤，認識不全麵。難道檢討了就沒有骨頭……馴服就沒骨頭？所有領導同誌都要馴服，否則如何勝利？你的骨頭是犯上。”周恩來說彭批評毛澤東是“犯上”，這顯然是皇權時代的思維。
當劉少奇揭發彭德懷反對唱《東方紅》時，周恩來插話說：“這是感情問題。”當毛澤東說彭德懷過去和他七分合作時，周恩來急忙補充說：“華北又鬧獨立自主。回延安三年格格不入。解放戰爭合作，抗美援朝，回到軍委，不大靠攏了。”
8 月1 日，批判彭德懷的大批“援軍”上山，他們是來參加八屆八中全會的中央委員和候補委員。8 月4 日晚，由劉少奇主持，向這批“援軍”傳達前兩天常委批評彭德懷的情況。
周恩來作了長篇發言，他說：“會議中有一種苗頭，就是多講缺點，誇大缺點，以彭德懷同誌為代表。他在火車上就談到若不是中國工人、農民好，就會出匈牙利事件，7 月7 日在主席那裏匯報時，他也談了這個看法，我們聽到就不以為然。”，接著，周恩來把常委會上強加給彭德懷的各種罪名，傳達給“援軍”。如：“常委會找彭談，認為這封信是有計劃、有準備、有組織、有目的的活動，是一個反黨中央、反總路線、反毛主席的活動，是一個綱領性的東西。” “張聞天講了三個鍾頭，‘文武合壁，相得益彰’。一文一武，國防、外交。省上的周小舟同誌，他也是打著無產階級旗幟向‘小資產階級狂熱性’進攻的。”“ 彭信一出來，問題性質變了……是糾左之後，右傾機會主義露頭了。山上山下，黨內黨外，國外都有。彭德懷同誌是這一危險的右傾機會主義的主要代表。所以，這次全會毛主席提出來，全會的任務，就是要保衛總路線，反對右傾機會主義，反對黨內分裂鬥爭。問題本質是這麽一回事。”
8 月19 日，在北京召開中央軍委擴大會議，集中力量批判毛澤東強加給彭德懷等人的“軍事俱樂部”。8 月24 日，周恩來在這個會上作《善於彭德懷同誌曆史問題的報告》，不僅傳達了廬山會議上加給彭德懷的種種罪名，還按照毛澤東的口徑，清算了彭德懷在曆史上的錯誤。
在彭德懷受到圍攻的時候，周恩來沒有說一句公道話，反而落井下石。在7 年以後的文化大革命中，他又附和毛澤東“打倒”了劉少奇，還擔任了劉少奇專案組組長，把劉少奇定為“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這個定案材料，經周恩來簽字，傳達到全國每一個黨支部。
（楊繼繩《墓碑--中國六十年代大饑荒紀實》第二十一章 《廬山之變》第四節《大臣們機變求自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