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樂俠
鄧小平在講話
“這兩年改革開放的話不硬了，旗幟不鮮明了!這不對，有右的東西影響我們也有左的東西影響我們。但根深蒂固的還是左的東西。有些理論家、政治家拿大帽子嚇唬人。不是右，而是左。左帶有革命的色彩，好像越左越革命。左的東西在我們黨的曆史上可怕呀！一個好好的東西，一下子被他搞掉了。把改革開放說成是引進資本主義，認為和平演變的主要危險來自經濟領域，這些就是左，我們必須保持清醒的頭腦。”
“成天去爭論什麽資本主義、社會主義有啥意思？你搞得清楚嗎？反正我是搞不清楚。八中全會開得好，穩定了農村基本政策。到農村去搞什麽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搞姓資姓社的爭論，空談誤國，實幹興邦。不要再進行所謂的爭論了!不爭論!這要作為一條製度!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基本路線不能動搖，要管一百年，對，一百年不動搖。”
“對社會主義、馬克思主義誰能說清楚？對資本主義又有誰能說清楚？反正，我是不懂，我說不清楚。明明說不清楚，偏要去天天爭論？我看，發展才是硬道理。真得加上一條，不爭論!不爭論，要作為一條原則。”
【評說】有輿論認為，毛澤東時代奉行的是閉關鎖國政策，鄧小平時代奉行的是改革開放政策。輿論界的這種說法誤導了許多不明真相者。事實是毛澤東時代的領導人從來不曾固步自封，建國以後在眾多領域進行了改革；也從未有閉關鎖國，對外也曾努力開放並且成效顯著。無奈以美國為首的帝國主義對新中國采取了封鎖孤立政策，迫使新中國不得不自力更生奮發圖強，才為創業時代及其後續時代奠定了強大的工業、農業、國防和科技基礎。毛澤東時代的新中國自立自強，贏得了世界上眾多發展中國家的擁戴，同樣也贏得了許多發達國家包括美國的尊重。今天人們在談論改革開放時必須知道的是，中國的自立自強才是改革開放的必置前提。
欲問改革開放始於何時？我下麵的回答您還別不信：中國曆史上最大規模的改革開放就是1949年新中國建立前後一係列製度構建、社會改造和對外交往，而且是最充滿正能量、最成功的改革開放。即使按照國內某些精英定義的改革開放主要是指對美國開放的標準，那麽回答也隻能是：起始於1972年（當時鄧小平還閑賦在江西“不知有漢，無論魏晉”呢）而非一些人所說的1979年。所以，要說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無疑應該首推開國領袖毛主席——是毛主席開創的三個世界理論打開了中美交往的大門之後，改革開放才蓬門今始為君開。雖然毛主席在曆史上的豐功偉績彪炳日月，絕不因這一稱號而更添其光彩。
改革開放好不好？倘若籠統而言，隻能說：好！真好！非常好！倘若具體而言，則必須說：那還得看是怎樣的改革開放。顯然，改革開放隻是一種形式，其中承載的內容才決定了國家社會的前途。猶如一個容器，它既可以裝著飲用水，也可以裝著滴滴畏，甚至可以裝著炸藥桶。所以請切勿籠統談論改革開放：改革開放其實麵臨著兩條道路、兩種前途的抉擇。
我們可以簡要回顧一下鄧小平1979年之後所主導的改革開放帶給社會生活的變化：
第一個十年，固然是人們的實際收入提高的十年，同時也是物價指數飛騰的十年。八十年代初政府部門第一次推出的國庫券即打開內債之門時，許多人都積極認購。那時人們花費一百元購買國庫券，以當時的普通工薪階層收入需要兩個月工資才能承擔，大約足以維持一家三口兩個月的生活開支。但當十年之後政府兌現這一百元國庫券時，連同利息也不過一百零幾元，大約相當於當時普通工薪階層月工資的一半，也隻夠一家三口不足兩個星期的開支。這是政府借著貨幣貶值第一次剪老百姓的羊毛。宣傳部門為了突出改革開放的成績，經常以1978年以前的平均工資收入為基數吹噓人們的收入提高了多少倍，卻絕口不提物價指數也同時提高了多少倍。當有人告訴你說分子（收入）增加了多少倍卻不提分母（物價）也許增加更多的事實時，他沒有說出甚至可能還刻意歪曲事實真相。
第二個十年剛開始即1989年，中國發生了震驚世界的“六·四”天安門事件。以鄧小平的固執、偏見及狹隘，個人認為這一曆史事件的發生是其主導改革開放的必然結果，而處理這一事件的惡劣手段成為共產黨和新中國曆史上最讓人詬病的頭號汙點。這一曆史事件即將迎來三十周年紀念日，但是至今還沒有人出麵為這一無可回避的重大曆史事件承擔政治責任，顯示出時代的非常不正常。其後發生蘇聯解體，可想而知對於剛剛從“六·四”事件中稍微驚魂甫定的鄧小平造成了何等的震撼，從而導致鄧小平急於“南巡”找尋對策。再其後至1997年鄧小平逝世，中國明顯出現了改革開放在引導經濟上行的同時，造成政治、信仰、道德、價值觀、法律、社會管理、風氣乃至國家安全加速下滑的趨勢。還必須指出，由於中國改革開放的分配機製嚴重向資本一方傾斜，中國的經濟上行並沒有同時給全體人民帶來相應紅利，除少數暴富者從中快速受益外，相當大一部分人民群眾的生活水平甚至還相對下降了。
鄧小平掌權後的改革開放，客觀上順延了毛澤東時代的改革開放政策，範圍肯定有所擴大，方向肯定有所偏離。社會客觀發展需要決定了改革開放範圍有所擴大是必然的。如果毛主席在世，改革開放的範圍同樣也會繼續擴大。但是，個人主觀能動傾向卻決定了改革開放方向有所偏離是偶然的：不同的決策者把握著不同的方向。鄧小平的理論水平、思想傾向、政治根基及知識結構與毛主席相差甚大，他選擇的方向與毛主席指明的方向難免南轅北轍。我們這裏不詳細分析毛、鄧的異同，也暫且不論姓社姓資、孰左孰右，隻采用檢驗真理的標準亦即實踐的結果對比來說明鄧小平改革開放後社會出現的實際變化：
毛澤東時代人民追求理想，鄧小平時代人民追求現實；
毛澤東時代奔著信仰前進，鄧小平時代摸著石頭過河；
毛澤東時代深謀遠慮，鄧小平時代隻解近憂；
毛澤東時代萬眾一心，鄧小平時代渙散人心；
毛澤東時代貧富大致平等，鄧小平時代貧富非常懸殊；
毛澤東時代為人民服務，鄧小平時代為銀紙服務；
毛澤東時代重一技傍身（授人以漁），鄧小平時代重家財萬貫（授人以魚）；
毛澤東時代軍隊擁政愛民，鄧小平時代軍隊經商爭利；
毛澤東時代英雄輩出，鄧小平時代富豪輩出；
毛澤東時代艱苦聚財，鄧小平時代盡情散財；
毛澤東時代路不平有人填，鄧小平時代事不平無人管；
毛澤東時代崇尚正義，鄧小平時代崇尚金錢；
毛澤東時代助人為樂，鄧小平時代自己獨樂；
毛澤東時代一官為萬民，鄧小平時代萬民為一官；
毛澤東時代婦女解放，鄧小平時代逼良為娼；
毛澤東時代黃毒賭禁絕，鄧小平時代黃毒賭猖獗；
毛澤東時代無官敢貪，鄧小平時代無官不貪；
毛澤東時代講道理走遍天下，鄧小平時代黑社會橫行天下；
毛澤東時代窮則思變謀強國，鄧小平時代富則心變謀出國；
毛澤東時代風氣清平，鄧小平時代風氣惡濁……
鄧小平說不清什麽是社會主義什麽是資本主義什麽是左什麽是右，那麽上述社會變化的孰是孰非總該分得清楚吧？為什麽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搞了這麽些年，官場、商場、社會、軍隊以及教育、醫療、法律、文藝、體育等等各個領域會出現如此大麵積、全方位的塌方式腐敗墮落？難道說與當初鄧小平極力主張對姓社姓資的“不爭論!不爭論，要作為一條原則”沒有一點關係？
接下來引用的這段鄧小平講話的邏輯相當有意思。請看：“對社會主義、馬克思主義誰能說清楚？對資本主義又有誰能說清楚？反正，我是不懂，我說不清楚。明明說不清楚，偏要去天天爭論？”其中透露出來的推理判斷力可以讓人驚掉下巴：
因為我不懂，所以我說不清楚；（基本符合邏輯）
明明我說不清楚，偏偏你們要去天天爭論；（看得出前後因果有什麽必然聯係嗎？）
推敲隱含其中的邏輯關係可能但不限於：
- 即便你們天天爭論，也不會比我更清楚；
- 連我都說不清楚的問題，你們還會說得比我清楚嗎？
- 我說不清楚的問題，你們說的清楚又有何用？（我是決策者而你們不是。我決策者就是不清楚，你們清楚與我何幹？）
- 我要的就是不清楚，你們說清楚就是添亂。
到底其中是個什麽邏輯，讀者自己判斷。
天哪，一個國家的決策者用這種武斷得有點可笑的邏輯推理製定整個國家的大政方針怎能令人放心的下喲！
前一句明明是說自己“反正，我是不懂，我說不清楚”，範圍僅限於自己而與他人無涉，接著卻又話鋒一轉偷換概念，去指責別人“明明（接前麵的“我”）說不清楚，（概念偷換成了“你”）偏要去天天爭論”。在鄧小平的嘴裏，邏輯就演變成“反正我是不懂，你偏要去爭論”了。不正是因為你不懂人家才要爭個明白讓你懂嘛！真理本來不就是越辯越明的事情嘛！不“去天天爭論”，真理就明了、道路就正了？恐怕不讓搞清楚真理，就是為了“摸著石頭過河”，反正在雲裏來霧裏去誰也搞不清楚河對岸到底是姓社還是姓資，隻有他自己心裏明白要將改開向何處引領。
鄧小平自認“搞不清楚”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區別，這倒不是出於謙虛。據廣東一位陳姓官員回憶鄧“南巡”時曾經親口說過：“我從來就不讀馬列的書。”《鄧南巡講話》沒有收錄這畫龍點睛之句，令人俯案頓足，徒呼遺珠之憾！或許那群筆杆子感到此話有損鄧某光輝形象才割袍舍棄，也未可知。但由此印證鄧某無法分辨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區別確實其來有自，所言非虛。
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首先是理論問題，當然接下來更重要的是實踐問題——隻能是在理論指導之下的實踐，而絕不是沒有理論的實踐即所謂“摸著石頭過河”。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有著天壤之別，最本質的區別在於所有製以及社會生產的目的。嚴格地說，兩者之間的區別並不複雜到“搞不清楚”。
近幾十年整個的輿論界都口口聲聲言必稱“鄧小平理論”，卻原來這個理論竟是蠟樣槍頭、皇帝新裝，居然“搞不清楚”姓資姓社的區別！一個“搞不清楚”大是大非的理論，還算是個理論嗎？想想也是，如果搞清楚了什麽姓社什麽姓資，還會出現“讓一部分人（首先就是鄧家子女）先富起來”嗎？還會出現國有資產向私有資產的偷渡嗎？還會出現在“造不如買，買不如租”的過程中滿足某些人的私利嗎？還會出現貧富差距越拉越大的社會現實嗎？還會出現在烏煙瘴氣中大肆貪汙腐化、以權謀私、買官賣官、作虛弄假、嫖娼養娼、走私販毒、包庇黑社會、打壓工農兵、教育醫療產業化、科學技術浮誇化、革命曆史虛無化、幹部隊伍貪腐化等等亂象滄海橫流嗎？
三句話總結鄧氏的“不爭論”：“搞不清楚”是為無能；“不搞清楚”是為無為；“清楚不搞”是為無恥。二話休說，症結在此！
鄧小平在南巡視察中
老爺子一吃完晚飯仍興致不減，把瑞林、毛毛、飛飛和剛到深圳會合的樸方、鄧楠等全叫到了身邊，他有話要說。
【評說】說鄧小平拖家帶小“南巡”，還真不是冤枉他。除了心腹助手王瑞林，這一大家子都齊了（唯沒提皇太後卓琳是否隨行）。敢問一聲：這是因公視察呢，還是因私旅遊？是公私兼顧呢，抑或假公濟私？別指望鄧小平時代會有人出來釋疑。能夠動用如此規模的經濟資源“南巡”，能夠掀起如此狂烈的政治旋風轉向，明明是不甘寂寞、仍要呼風喚雨的太上皇，明明是作威作福的“老爺”，還自詡為退了休的老頭子、自貶身價冒充老百姓和中國人民的兒子，誰敢真信？順帶說一句，鄧小平素有橋牌癮，以前有過不止一次因公視察，其配備隨行人員不乏一桌打牌對手的記錄。
領導人在位因公出行，帶上夫人是允許的。若退休後還湊齊一桌牌友或拖家帶小、前呼後擁、大張旗鼓公費出行就不太合適了，大家說呢？尤其是鄧家諸小，在鄧氏改革開放大潮中都是弄潮兒，成為了先富起來的排頭兵。大名鼎鼎的鄧樸方，仰仗為父的餘蔭還有幸成為了8964學潮中學生們指名道姓的頭麵人物，世人應該還記憶猶新。
在改開年代，官方曾經大力宣傳過慶祝國慶遊行中有學生打出“小平您好”的畫麵，以顯示鄧小平在民間的威望。也在那個年代，北京流傳著“公共汽車”文化。所謂“公共汽車”文化，就是人們在搭乘公共汽車時聽到的小道消息、傳說段子，因為乘客來自四麵八方而且都是社會各個階層，下車即各散東西，無法追查到具體源頭。其中一則傳聞是這麽說的：“乘客甲對乘客乙說：‘這年頭什麽都漲，就TM鄧小平的個子不長’。全車人聽了，會意而笑。”這則傳聞比那個官方刻意宣傳的內容具有更廣泛的草根性和代表性，說明鄧小平在人民心裏根本沒有某些傳媒說的那樣神乎。
早前有報道稱，參觀網上設立的“鄧小平紀念館”人數寥寥，裏麵的留言多是表達對鄧小平質疑與不滿的信息；而瀏覽“毛澤東紀念館”的人數宛如潮湧，裏麵的留言不僅數量非常多，而且大比例是表達追思偉人的懷念之情。毛、鄧在人民心目中的地位，不言自明。
“你們猜猜，促使我這次出來的直接原因是什麽？或者說這幾個多月來，糾纏我最多的因素是什麽？”
“還不是對國家命運的憂慮唄？”飛飛遲疑著說道。
“有點對，但還不夠直接。樸方，你說呢？”
“我想，”鄧樸方猶豫了一下，幹脆說道，“是蘇聯垮台？”
“對，是蘇聯問題！”
“離開北京前兩天，瑞林給我講了一個鏡頭，讓我夜不能寐。那就是蘇聯垮台時，葉利欽宣布蘇共在俄羅斯停止活動。葉一宣布，在蘇共中央大廈前自動聚集起成千上萬的老百姓，當那些在中央委員會工作的人撤出大樓時，人們自動讓開一條路，讓這些人通過。但伴隨著這些工作人員的是什麽呢？老百姓們的口水和垃圾！一個執政了七十年，號稱有幾千萬黨員的龐然大物，就這麽一夜之間垮了！要知道，蘇聯的住房、工資、資源、生產力和社會發達程度，都比我們國家好得多呀!在六十年代中期，我們在和蘇聯吵架的時候，新上台的勃列日涅夫就宣稱蘇聯已經建成了發達的社會主義，按他的描述，蘇聯距共產主義也僅有一步之遙了。而共產主義，也是我們這代人過去的終生追求呀！”
【評說】蘇聯解體、蘇共垮台是二十世紀末發生的一件大事，其對於全球戰略格局和世界發展方向產生極為重大的影響，確實值得深刻思考。
“南巡”中鄧小平提出了一個問題：“你們猜猜，促使我這次出來的直接原因是什麽？”答案：“是蘇聯問題！”
很清楚：
鄧“南巡”的原因：出於對蘇聯解體的憂慮。
鄧“南巡”的過程：尋找避免重蹈蘇聯解體覆轍的方法。
鄧“南巡”的結果：推動進一步改革開放、發展經濟。
這樣，從原因、過程、結果之間有機關係分析，鄧小平的思路就相當清晰了：以改革開放、發展經濟作為解決中國不重蹈蘇聯解體覆轍的對策。
就是說，蘇聯解體帶給鄧小平的思考，或者換句話說鄧小平從蘇聯解體事件中得出的教訓就是蘇聯沒有改革開放、發展經濟。那麽，鄧小平開出的這副藥方是否正確呢？
非常可惜，鄧小平的藥方至少沒能回答以下問題：
如果改革開放就是中國從蘇聯解體得到的教訓，那麽蘇聯是否真的是因為沒有改革開放才導致解體？我們重溫那段曆史知道，戈爾巴喬夫當年（八十年代）推出其新思維時，就是從經濟體製改革入手、進而導入市場經濟，逐漸進入政治體製改革的，其改革開放程度遠遠超出了同時代的中國。那麽我想問：為什麽戈爾巴喬夫時代的蘇聯改革開放步伐比中國當年改革開放邁步要早、速度要快、幅度要大，卻仍然擋不住其解體的命運？而且蘇聯解體後，其改革開放程度更加有增無減，為什麽整個國家的政治經濟實力卻反而加速下墜？為什麽中國的改革開放比蘇聯改革開放邁步要遲、速度要慢、幅度要小，中國卻沒有解體或崩潰？原因何在？
如果說是因為經濟落後導致了蘇聯解體，也與事實不符。蘇聯鼎盛時期社會的生活總體水平與美國的差距並不大，當年的經濟發展速度甚至超過了美國。鄧小平也承認“蘇聯的住房、工資、資源、生產力和社會發達程度，都比我們國家好得多”，為什麽經濟發展水平尚遠不及蘇聯的中國卻沒有像蘇聯那樣走向解體或者崩潰？
如果像鄧小平所認為的那樣，隻有改革開放能夠救中國，那就很難解釋為什麽同樣的改革開放卻救不了蘇聯於解體？
基於以上事實，隻能得出一個結論，即：蘇聯的解體絕不是因為所謂的改革開放不足或者經濟發展不快，而是另有原因。這個原因是鄧小平說不清楚、認識不到，在鄧小平理論中也找不到的。進一步分析，以“不爭論”為理據，恐怕也是不想認識、不想說清楚的吧？
既然如此，那麽鄧小平給出的藥方（改革開放、發展經濟）就不能說完全適合中國的國情了。事實說明，鄧小平主導的改革開放嚴重偏離了正確方向，鄧小平的“南巡講話”充斥著嚴重錯誤，鄧小平時代單純發展經濟的政策救不了中國。行文至此為避免有些讀者誤解我認為改革開放、發展經濟成為多餘，我需要再度重複一次：改革開放、發展經濟是新中國建國以來就不曾中斷過的基本國策之一，其曆史完全可以追溯到建國之始即69年前而不是現在有些人宣稱的40年前，其重要性毋庸置疑。我的重點在於：鄧小平以憂慮蘇聯解體為命題，從而提出“改革開放、發展經濟”作為防範對策而開出的這副藥方是錯誤的。因為蘇聯正是在“改革開放、發展經濟”的過程中走上了解體之路的。我們從中汲取什麽教訓，也不能認為“改革開放、發展經濟”是對症了。對比中、蘇都走了改開之路，後者還走得更早、更快、更遠，不幸卻解體了；前者走得稍遲、稍慢、稍近，然而還完整並且曲折地向前行走。其中關鍵區別在哪裏？
改革開放、發展經濟救不了蘇聯，當然也救不了中國。那麽，什麽才能夠救中國呢？要尋求答案，還是毛主席說的好：“隻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隻有堅持共產黨的正確領導才能救中國。當下的中國，社會主義的因子已經不複當年，隻有共產黨的領導還在堅持著。這正是中國還沒有步蘇聯後塵的最後關鍵所在。如果將來社會主義的成分被別的什麽成分完全取代，中國的前途也就麵臨窮途末路，共產黨的領導也就勢將壽終正寢了。
當然，鄧小平也不是什麽話都不對。下麵這句話還是頗有道理、堪值玩味的：
“實踐會檢驗真理。說什麽也沒有用，如果改革改掉了社會主義，我鄧小平就是曆史的罪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