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說“中國漢語拚音之父”
——兼論漢語拚音方案的缺失
常樂俠
2018年1月13日，穀歌首頁選用了周有光的畫像，並且還沿用了被國內某些無知者所冊封的“中國漢語拚音之父”的名號加諸於周，光環不可謂不耀眼。在相關報道後麵，果真有一眾讀者——我估計大都是一些未明真相的後生吧——生發出無限感概和讚歎，甚至還有人自嘲孤陋寡聞、有眼無珠，居然從來還未曾識得這位可以被稱作“父”的大師級人物。
這也難怪，此一名號盤旋於周有光先生頭頂的時間確實不長，尚屬新鮮。當上世紀結終前，漢語拚音方案製定時的那些璀璨群星有的還健在，有的去世不久，斷不會也無人敢妄稱周有光是漢語拚音之父。怎麽到了群星隕落之後，就有人敢跳出來胡說八道生安硬造出這麽一頂桂冠了呢？周有光先生若果有規避掠人之美嫌疑的公德，就該明說他的前輩、領導和同事中誰才堪配此一名號，而不是虛晃一槍地玩“父子”遊戲（他說過“我不是漢語拚音之父，我是漢語拚音之子”），令後生們雲裏霧裏混沌糊塗，以為那是在玩謙虛。
父者，一般是對具有血緣關係的男性直係長輩的稱呼。坊間也有將職業、行業中開風氣之先的發明者、創造者、首倡者、締造者稱之為“某行業或某領域之父”的傳統，以突出其人在該領域中獨一無二的地位。
查周有光先生在漢語拚音領域的建樹、作用及地位，是不是夠得上被稱之為“父”的資格呢？有據可查的資料顯示，最早將拉丁文字作為漢語拚音使用的人是明朝末期來華的歐洲傳教士利瑪竇，當時僅限於為傳教士學習漢語之用。這一方法雖未曾在中國推廣應用，畢竟首開先河，是為發明者。而第一個將拉丁文字作為漢語言拚音工具向中國推介並潛心研究、創製出中國切音新字的是清末學者、福建同安人氏盧戇章，是為創造者。而第一套在小範圍內實際投入使用的漢語拉丁化新文字是20年代末30年代初在蘇聯創製，創製者是在蘇的中共黨員瞿秋白、吳玉章、林伯渠、蕭三等人與蘇聯漢學家龍果夫、郭質生，目的是完成蘇聯政府提出的國家任務——在蘇聯遠東的10萬華工中掃除文盲，後來傳入國內。在漢語拚音探索過程中，瞿、吳、林、蕭等人亦可與盧戇章等同視為創造者。同一期間，國內眾多學者展開了拉丁化文字運動，參與其中的有魯迅、郭沫若、錢玄同、趙元任、林語堂等前輩，獨獨遍尋不見周有光的身影——隻能說那時他還稚嫩，隻有旁觀的份。尤其值得重筆一書的是，後來對成就了漢語拚音方案卓有貢獻的吳玉章先生在建國前夕，即1949年8月25日，就以其先見之明寫信給毛澤東，提出了對中國文字改革問題的看法。他認為，中國文字應改成拉丁化的拚音文字，並大膽地提出在全國各地選擇重點試行新文字。如果說新中國漢語拚音方案1958年得以結成碩果，那麽撒種人之一就是吳玉章先生，更不必說整個漢語拚音方案的構思、組織、製定、推廣過程都是在吳老先生的直接領導、參與和栽培下完成的。如果一定要選出漢語拚音之父的話，那麽吳玉章先生就是當之無愧的不二人選。相信周有光地下有知，也不會反對吧！
1955年，周有光參與漢語拚音方案製定前還有這麽一段小插曲：當年10月教育部和文改會在北京聯合召開了第一次“全國文字改革會議”。當時周有光雖從事經濟工作，卻以業餘愛好發表了《什麽是民族形式》一文進入吳玉章的視野，因而受邀與會。會議結束後，正準備趕回複旦大學上課的周有光突然接到一個通知，讓他留在文改會。周有光是這樣回憶他與吳玉章的會晤的：“當時我說，不行呀！語言文字我是外行，就是業餘搞搞。可是，吳老說，這是一項新工作，我們大家都是外行。”就這樣，1955年10月周有光才開始奉命改行，放棄經濟學而轉向研究漢語拚音，可以說是半路出家參與了《漢語拚音方案》的製定工作。如今少數媒體不顧事實稱其主持了《漢語拚音方案》，這顯然有悖史實。假如周有光被稱為“漢語拚音之父”，則吳玉章被稱為“漢語拚音之祖”也不過分。
有心人查詢了相關報道，將最早妄稱周有光是“漢語拚音之父”的訛傳源頭追尋到新華社2007年11月初發表的《“漢語拚音之父”周有光獲吳玉章人文社科獎》一文。如果源頭到此為止，建議有關部門追查當事人責任。
至此，可以鄭重地作出如下結論：周有光從來不是漢語拚音的發明者、創造者、首倡者或締造者。有人甘願稱其為“父”，那純屬個人的自由，旁人盡可不必在意。但是若要將那“父”強加在“漢語拚音”之上，就隻能以史實為衡準訴之於法律了。至於有人要借著紀念所謂“漢語拚音之父”抬高周有光，應是醉翁之意不在酒，而在乎山水之間吧？假若今天我們將其虛有的名號摘取下來，他在其他領域的言論分量尚存幾何？
此外，在諸多的讀者留言中，不乏“完美”的讚譽。我想順借這個機會談談我對於“漢語拚音方案”存在缺失的意見。
“會”漢語拚音與“懂”漢語拚音完全是兩回事。那些讚譽“漢語拚音方案”完美的人，我想他們僅僅隻是會使用漢語拚音（知其然），卻未必真懂漢語拚音（知其所以然）吧？
且舉一例：er拚出的是什麽字？“而”或“兒”，你是對的。那麽“二”的拚音是什麽？你會同樣寫出“er”。對不對呢？按照目前漢語拚音方案的標準，你也是對的。可是——請你千萬不要忽視這個“可是”：“而”和“二”的發音部位是明顯不同的。你讀“二”時的發音明明是“ar”——由“阿”滑向“兒”，而不是“er”——由“俄”滑向“兒”。為什麽兩個發音部位明明不同的字，卻要使用同樣的拚音，或者同樣的拚音怎麽能夠生成兩個不同發音的字呢？這就是問題，就是缺失，就是不完美。這麽分析起來，難道漢語拚音方案不是應該加入“ar”才趨於合理麽？
再舉一例：我們的鍵盤上沒有“ü”鍵，通常是使用“v”鍵代替韻母“ü”。打出中文“呂”、“女”等含“ü”韻母的字，這沒有問題。問題出在我們在使用電腦中譯英翻譯人名時無法打出“ü”，英文二十六個字母沒有“ü”的位置。於是，在我們的公證處中譯英翻譯中，隻能以“u”取代“ü” 。這麽一來，問題就出現了：“呂二女”之名被譯作“Lu Ernu”，再翻譯成中文就變成了“魯而努”，已經麵目全非、原形莫辨了。“ü”讀如“餘”，“餘”本來就有相對應的漢語拚音“yu”，在英文中“yu”的讀音與“餘”也相同或相似。“呂”、“女”為什麽不能在漢譯英時寫為“Lyu”、“nyu”以減少歧義呢？
在漢語拚音方案中，最大的缺失還應屬“V隻用來拚寫外來語、少數民族語言和方言”這句話，將V完全排除在漢語拚音聲母之外。事實上在漢語拚音聲母發音中，聲母V不僅是客觀、而且是大量存在的。例如：圍魏救趙、為人民服務、新聞、偉大、危險、台灣、委員、外交等等，所有以“wai”、“wan”、“wang”、“wei”、“wen”、“weng”等拚出的字在發音時口形都絕非從“w”（音“烏”，嘴唇前突為圓型），而是上齒抵下唇破音而出從“v”，即拚為“vai”、“van”、“vang”、“vei”、“ven”、“veng”音。各位如若不信，盡可以對著鏡子驗證當你讀“圍魏”救趙、“為”人民服務、新“聞”、“偉”大、“危”險、台“灣”、“委”員、“外”交等詞組或句子時，你是否真的是以聲母“v”而不是以聲母“w”發音。
話扯遠了，最後回到主題。對於周有光來說，“漢語拚音之父”的帽子太大，不僅頭部，連身軀都被掩蓋得見不著人形。盡管周名有光，恰如月亦有光；隻是那光出自日照，並非出自本光。
至於山西農學院那位研究種豬的教授， 幸虧沒人稱他老人家為“種豬之父”， 說笑， 若看官中他的家人親屬或學生， 請原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