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一個貫穿文化大革命的發動、高潮以至幾個回合的驚心動魄的較量，最後到結束的一個最為典型的政治家，稱得上是地地道道的文革領袖人物。他一生最精彩的就是文革中的經曆，人們感興趣的也是他在文革中的表現，重點是他參與策劃一係列機密的那幾段鮮為人知的曆史。”（摘自師東兵《張春橋在獄中》）
張春橋（1917-2005）的人生大致可分為三個階段：文革之前的四十九年為成長成熟期，文革中的十年為得意輝煌期，以及文革後的二十九年為落難低穀期。師東兵說“他一生最精彩的就是文革中的經曆，人們感興趣的也是他在文革中的表現”，其實並不確切。倘若沒有了他人生最後二十九年對於共產主義信仰、對於社會主義道路和對於毛澤東思想的堅信、堅定、堅持、堅守的苦苦執著追求，我們頂多就會認為他不過是一個處於權力中心維護自己既得利益，最多也就是忠誠執行毛澤東政治路線的文職高官，一個平步青雲的文革幹將，我們也許就錯過了見識、鑒定和欣賞一個真正共產黨員真容和內心的機會。1976年那場突如其來、卻也在他預料之中的政治巨浪將張春橋和他的戰友掀翻在地，並且被重重地壓上了一座大山，這時曆史才真正開始了對張春橋人生最嚴峻的考驗。他是不是一塊真金，1976年10月6日之後的烈火才是試金石。對於張春橋而言，是他政治生命的低穀而不是巔峰才成就了他人生最令人驚歎的精華與亮點。
1976年10月6日“四人幫”被非法逮捕。1981年1月25日，張春橋被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作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案”的主犯判處死刑，緩期兩年執行，剝奪政治權利終身；後減為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不變；再後又減為有期徒刑18年，剝奪政治權利10年。
但是，依照現行國法、黨紀的標準重新審視目前所有能夠看到的資料信息，似乎都不足以判定張春橋有罪，更別提什麽死罪了。當初張春橋是以什麽罪名被起訴的呢？是殺人放火、買凶投毒？還是貪汙腐化、行賄受賄？是以權謀私、揮霍公帑？還是一人得道、雞犬升天？是男盜女娼、道德敗壞？還是徇私枉法、公器私用？是賣官鬻爵、權錢交易？還是認賊作父、內外勾結？是出賣機密、賣國投敵？還是割讓領土、引狼入室？全都不是。當今中國大小老虎們所能犯下的一切勾當，都與張春橋絲毫無涉。如果任何人確認張春橋有罪，歡迎將其罪行及其證據擺到桌麵上來加以聲討。
依據1981年1月25日宣判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判決書》，張春橋的罪名是：“被告人張春橋犯有《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九十八條組織、領導反革命集團罪，第九十二條陰謀顛覆政府罪，第九十三條策動武裝叛亂罪，第一百零二條反革命宣傳煽動罪，第一百三十八條誣告陷害罪，對國家和人民危害特別嚴重、情節特別惡劣。”
詳查如今所能夠看到的資料信息，現行《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中第九十八條、第九十二條、第九十三條、第一百零二條及第一百三十八條各條目中對於犯罪內容的陳述，都沒有判決書中所羅列的相應罪名（至於原版的《刑法》已經所遁無蹤，未知其故。大概修訂過？無從考查）。“組織、領導反革命集團罪”和“反革命宣傳煽動罪”兩罪名已經從現行《刑法》中匿跡，第一百零四條保留了“組織、策劃、實施武裝叛亂或者武裝暴亂”罪，第一百零五條保留了“組織、策劃、實施顛覆國家政權、推翻社會主義製度”罪、最接近於“反革命煽動罪”的“以造謠、誹謗或者其他方式煽動顛覆國家政權、推翻社會主義製度”罪和第二百四十三條“捏造事實誣告陷害他人，意圖使他人受刑事追究”罪，大概最接近於判決書中給張春橋所定的罪名。可是，這個刑法是1997年3月14日才修訂、1997年10月1日才施行，而張春橋被起訴的所有罪名都是此前依據當時黨或政府合法的法律、法令、法規、政策和通知而執行的，何罪之有？不錯，《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九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本法施行以前的行為，如果當時的法律、法令、政策不認為是犯罪的，適用當時的法律、法令、政策。如果當時的法律、法令、政策認為是犯罪的，依照本法總則第四章第八節的規定應當追訴的，按照當時的法律、法令、政策追究刑事責任。但是，如果本法不認為是犯罪或者處刑較輕的，適用本法。”可惜特別法庭始終拿不出一點張春橋依照“當時的法律、法令、政策認為是犯罪的”證據來，這種以後來所界定的罪名強行追訴以前發生的責任完全缺乏充分的合法合理依據，違反曆史常理常規。何況自鄧小平篡權以來的二十年間，中國社會急劇向國家資本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轉向，社會主義早已名存實亡，到底是誰觸犯刑法第一百零五條“推翻社會主義製度”？大家有目共睹。
如果大家都沒有健忘症的話，在逮捕“四人幫”的最初幾年，加戴在他們頭上的“罪名”之一居然是“破壞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這條罪名簡直是滑天下之大稽，讓今天的我們看了不禁啞然失笑。當文革還具有正麵意義可資利用時，“四人幫”被斥為破壞文革的罪魁禍首。那麽在文革被徹底否定之後，“四人幫”豈不就是曆史功臣了嗎？何以鄧小平們不為他們平反呢？不行啊！這些隨意捏揉曆史的走資派們對曆史根本缺乏起碼的尊重。今天當他們需要曆史是方的時，他們會將對手捏成圓的；明天當他們醒悟到曆史本來就是圓的時，他們又會將對手捏成方的：曆史在他們的手中橫豎都是可以隨意揉捏的膠泥。所以當文革被他們徹底否定之後，“四人幫”又船到橋頭自然直地變成了“文革的凶惡打手”。正如前述所遁無蹤的原版《刑法》可能被修訂過卻不留痕跡一樣，原定罪名大概也是可以肆意更改的。這種隨意給政治對手添加改換罪名的玩弄曆史、遊戲人生的做法，使我們對以國家最高法院名義施加給張春橋乃至“四人幫”的罪名不能不打上大大的問號。
事實上張春橋確實是文革的鐵杆主將之一。文革是誰發起的？是毛主席。這是所有文革的支持者和反對者都不持異議的少有共識。作為文革的主將之一，張春橋對於毛澤東、毛澤東思想、共產主義信仰、社會主義道路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絕對忠誠無可置疑。特別是仔細審視了他在人生最後二十九年中的表現後，就隻能得出這樣而非其他別的什麽結論（可參見《女兒眼中的張春橋：張維維訪談》、《張春橋獄中家書》、師東兵《張春橋在獄中》及葉永烈《張春橋傳》等）。當初給他強加的“破壞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罪名（在某些對文革持否定觀點的人看來，這也許應該劃入功名？），難道不是一次對曆史所開的非常不嚴謹的黑色玩笑嗎？
再看早期曾經的罪名“進行分裂黨、篡黨奪權的陰謀活動，妄圖架空毛主席”。前述張春橋對於毛澤東的忠誠無可置疑，他怎麽會企圖和實際“架空毛主席”呢？既沒有證據，也沒有動機，這樣的罪狀顯得十分蒼白而缺乏說服力。在被判刑之後的1992年12月20日，張春橋寫給女兒維維的信中仍然堅稱：“你我都是毛主席的學生。”，“在漫長的革命征途，毛和他的戰友們在‘鬼也不上門’的日子裏，都是力爭做一些對人民有益的事，這種精神是我們應當學習的。”在以階下囚之身尚且還矢誌不改初衷，張春橋對毛澤東的敬仰崇拜不是比千言萬語更說明問題嗎？話說1976年10月6日也就是“四人幫”被非法逮捕的當天上午，張春橋在和江青通電話的時候還提醒她：“我重新看了一下赫魯曉夫搞掉馬林科夫等人的材料，非常觸目驚心。我感到現在我們中央的局勢和蘇聯那時的情景有許多非常相似之處。我最擔心的就是他們的突然襲擊，我覺得你也應該有所防範，華國鋒這個人的變化反差太大。你應該看到這一點。”不可謂張春橋的政治敏感性不強。他確實嗅出了一種巨大危險正在臨近。而江青則不緊不慢地說：“我看也不必草木皆兵。華國鋒沒有多大的膽子，他如果造反，老娘一聲臭罵就得叫他放下屠刀。他才來中央幾天呢？剛剛擔任了中央最高領導權的職務不久。他難道還不滿足嗎？我是考慮下一步的中央全會上，我們如何把絕大多數的同誌發動起來，通過我們需要決議……”從他們談話的內容、語氣中一點兒都找不出搞陰謀詭計的蛛絲馬跡，反而還證實了正是他們才寄希望於通過光明正大的合法的黨內正常程序來實現其政治目的。以他們當年的政治能量，假如他們稍微有一點心機搞陰謀詭計的話，恐怕今天的曆史就要重寫了。
回顧一九七六年萬花筒一般的曆史過程，到底是誰在搞“進行分裂黨、篡黨奪權的陰謀活動”？直觀上最適合佩戴這頂帽子者肯定非華國鋒莫屬。但華的所為僅隻浮於表層，其幕後深層操縱者仍然是鄧小平，而張春橋與陰謀則完全無涉。當年華國鋒依靠的完全是台底下少數幾個高層的密謀策劃和挾兵權以令天下，通過私用武力而非合法的黨內正常程序取得黨和軍隊的最高領導權，難道這不是“篡黨奪權的陰謀活動”？事後黨內元老陳雲淳淳告誡後來者“僅此一次，下不為例”，就是對這種以下作的陰謀活動鏟除對手的做法表示不齒。大凡有所作為的政治家都對自己的目標自信而且執著，公示天下而取之有道；偷雞摸狗、貓窺鼠盜、私議於暗室、密謀於陰溝的所為隻是陰謀家的勾當，絕非政治家所為。華國鋒自己也在數年後若有所悟地對被鄧小平排擠的前國務院副總理陳永貴說：“四人幫”搞得都是“陽謀”，鄧小平搞得才是“陰謀”。言外之意既肯定了“四人幫”政治目的和手段光明正大，又否定了鄧小平人前人後的黑白兩麵。中國古諺早就有“螳螂捕蟬，黃雀在後”一說，華國鋒悟出其中滋味時已經是幫助鄧小平火中取栗，鋪平了後者再度出山之路，而自己卻落得個被人賣了還幫人數錢的地步。可惜華國鋒始終打著手電筒照射別人，唯獨沒有對他自己搞“陰謀”有所反省以警示後人，非常遺憾。據說張春橋對於華國鋒的憎惡遠超出於鄧小平，是由於華表麵忠誠於毛的事業卻成為了毛事業的最大叛徒，具有從背後捅刀的欺騙性；而鄧是開明車馬要走資本主義道路的，鄧上台後的種種作為讓人見怪不怪。其實不然，華的兩麵手法與鄧的兩麵手法根本不在一個等量級上，隻是華的兩麵做派對於曆史轉向上所起的作用驚天霹靂，鄧的兩麵做派卻隱蔽甚深、陰險莫辨罷了。
大概讀者有所不明何以前述“其幕後深層操縱者仍然是鄧小平”？鄧小平其人曆史上所耍的陰陽兩麵手法不是一次兩次了，有興趣的讀者可以自己查閱。這裏隻想就1966年及十年之後的1976年的三件事情證明鄧小平的陰謀手段遠非常人能夠想象。一是1966年正值文革如火如荼的年代，文革的熊熊烈火正燒向當年一小撮走資派們。為了混淆視聽、保護自己、破壞文革，有人極力將文革的打擊麵恣意擴大化，搞得好自己可以渾水從中開溜，即使自己不得好死也要拉上幾個墊背的，於是挑起了武鬥歪風。這股歪風當時肆虐到各個大、中甚至小學，造成一片混沌形勢。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女子中學的副校長卞仲耘就是這股武鬥歪風中不幸死亡的受害者之一，凶手包括鄧小平的女兒鄧榕。二是當年八月份，北京大興縣出現“聯動”分子（大部分是走資派子女）殘殺數十名所謂“黑五類”子女的惡性血案。三是1976年4月，鄧小平和胡耀邦利用人民懷念周總理的悲傷情緒，在“我們不能坐以待斃，要搞點行動，給主席一個刺激”的情況下，有預謀、有計劃地策劃挑動了“四五”天安門事件，而且確實有人“把矛頭對準主席”，“那些人又大搞打砸搶，打傷了許多的解放軍”，還刻意為鄧小平複出製造輿論蠱惑人心。當時北京市公安局有二十餘名科處級幹部掌握了這起事件的關鍵證據。
鄧小平複出後，為了抹掉上述三樁曆史事件的真相以保護他的親屬黨羽以及掩飾他操縱輿論的痕跡，指示胡耀邦不露聲色地掩蓋卞仲耘及數十名“黑五類”子女被害和四五天安門事件幕後黑手的真相，不惜將多名掌握卞仲耘之死、大興縣血案真凶的證人殘忍迫害，使之自殺的自殺，判刑的判刑，對於掌握“四五”天安門事件證據的北京市公安局二十餘名科處級幹部，更以堂而皇之的事由於1980年3月間騙至雲南大理秘密殺害，事後還以意外事故加以掩飾（見鏈接http://www.wenxuecity.com/blog/201511/62600/322244.html#.VyudFrW0i-M.gmail）。單純善良的老百姓們怎能想象得出被譽為“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居然可以幹出此等令人發指、醜惡至極的陰謀行徑？連記錄這些驚人秘密的前國家主席楊尚昆獲知真相後都不禁驚呼：“怎麽可以這樣隨便殺人，四人幫也沒有這麽幹過呀？”楊尚昆的感歎同樣既從正麵否定了鄧小平膽大妄為、無法無天的惡行，自然也從側麵證實了“四人幫”並不曾以玩弄陰謀隨便殺人而謀取政治利益的真相。回過頭來看，鄧小平複出的社會基礎是否操縱民意，其執政手段是否光明正大，顯然疑問重重。無論如何，這些見不得人的陰謀行徑決不是一個政治家所能夠做得出來的。兩相對照，鄧、張是誰進行陰謀活動，是誰堅持光明正大不是一目了然了嗎？
總之，強加於張春橋頭上的罪名沒有一條可以成立，逐條批駁也就失去了意義。譬如有人隨便汙你是烏龜，如果你認真起來，從自己的每一個生物特征來論證自己與烏龜的區別，你就上當了。舉證你是烏龜的責任，本應由告你的人負責。是以麵對種種汙蔑之詞，既然舉證不足，張春橋在法庭上的沉默就顯得非常得體，讓公訴方急的跳腳又無可奈何。
在否決了對張春橋的負麵指控之後，我們來看看張春橋的正麵形象。
一個共產黨員，堅信、堅定、堅持、堅守自己的政治信仰，這本來是非常本分、非常正常、非常應該的事情。可是現在許多，哦不，絕大多數的共產黨員甚至黨的最高領導幹部們都已經喪失了這種本分、這種堅持，所以張春橋對於共產主義信仰毫不動搖的堅持就顯得特別難能可貴。如果說張春橋在高位時堅持他的信仰與他維係自己的地位和利益息息相關、不得不為的話，那麽當他以階下之囚的身份仍然堅定不疑地追尋共產主義理想，並且堅持按照這個標準做人處事和臧否時事，就顯露出了他的高風亮節和共產黨員的優秀本色了。《女兒眼中的張春橋：張維維訪談》、《張春橋在獄中》和《張春橋獄中家書》三書對於張春橋在其人生的最後二十九年的描述和記錄，完整地刻畫出他的人生觀、世界觀和價值觀是如何與其共產主義信仰嚴絲合縫地結合在一起，為他的人生增加了無比耀眼的亮點。如果不是他的後半生遭逢大逆的坎坷命運，也許人們還無從領略到他的人格魅力和道德光芒。這個坎坷的境遇、這個雲泥的反差、這個冰火的襯托，完全是由他的政敵為他造就準備的。從他1976年10月被捕，經曆了剝奪自由、關押鐵窗、政治高壓、法庭審判，到他獄中回味人生、思索道路，他從來不曾低下他那高昂的頭顱，他的內心世界因為對於共產主義的堅定信仰也從未曾經曆過空虛和恐懼。我們可以從他的書信和言論，甚至沉默的對抗和鄙夷的眼光中看出他內心是何等的強大和自信！人生經曆過如此大起大落的跌宕，人居然可以一如初衷不改其誌，絕無任何屈服、任何軟弱、任何悔改的表示（不像某些偽人還要違心地寫下誓不翻案的保證書丟人現眼），不禁令人感歎、令人崇敬、令人佩服、令人仰慕！就如同師東兵在其《張春橋在獄中》所說：“作為政治家，他是無可奈何的失敗了，但是他並沒有放棄他的目標和理想，這是他賴以生存和傲笑今日人間的信仰和動力。”失敗並不可怕，古往今來多少胸懷大誌的政治人物都失敗了。最為難能可貴的是信仰不因失敗而丟失淪落。看看張春橋的政敵們，又有哪一個能夠堅持自己當初的信仰而付諸於社會實踐走到底的？從堅持信仰的角度看，真正失敗、令人可憐可悲可恨而且不可翻身的正是張春橋曾經的同事、後來的政敵們。當曆史重新翻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頁章，那些滿含著理想和信仰走上革命的道路，後來成為了社會主義革命階段的共和國的當權派那一撥人中，有誰走到最後仍然能夠問心無愧地告慰於世人：“我自始胸懷信仰並堅持到了人生的最後，我是含笑離開這個世界的”？張春橋肯定是其中之一。鄧小平、華國鋒之類曾經風雲一時的人物，他們可以在九泉之下問心無愧嗎？我不禁想起了陳毅的那首《青鬆》詩：“大雪壓青鬆，青鬆挺且直。若知鬆高潔，待到雪化時。”以青鬆比喻張春橋，絕無過譽。如果在中國共產黨的基層單位中有千分之一的黨員，在省部級幹部中有百分之一的黨員，在中央委員中有十分之一的委員，在政治局委員中有五分之一的委員，在政治局常委中有半數以上的常委具有張春橋那樣對共產主義信仰執著的追求和堅持，那中國共產黨的生命力就不會像今天這樣令人擔憂，中國社會的種種弊端就不會如此泛濫。
張春橋的失敗對於一個共產黨人而言，是可以而且允許總結的。他在獄中回顧遭逢失敗時曾經提及，自己“過高地估計了江青的能力和作用”。作為主席夫人的江青，不管她有多少缺點，其性格有多少缺陷，在不畏權貴、誓不低頭、忠誠於毛主席和毛澤東思想這一點上是和張春橋一致的。江青在這一點上的表現值得肯定和敬佩！但是，江青確實有倚勢欺人、誌大才疏、心胸不廣的缺點，其性格缺陷尤其突出，動輒得罪周邊的人，臨叢驅鳥、臨淵驅魚，不懂得團結大多數人的重要性。從上麵引述張春橋在1976年10月6日上午與江青的電話對話中，也可以大致看出江青對於政治形勢的盲目自信和誤判。當大難臨頭、戰友警告的情況下，她還沉迷在仍可沿用毛主席在世時她所具有的獨特優勢的幻想中，以至疏忽大意，斷送前程。她的判斷不可能不對張春橋產生影響。在1976年毛主席逝世後華國鋒、葉劍英、汪東興等做出解決“四人幫”的決心時，很大程度上就是由於江青性格上過於強勢張揚、過於咄咄逼人而被逼出來的。以張春橋、姚文元和王洪文的地位和能量，不至於讓他們的政敵冒如此大風險的動作來背水一搏。由此可見，政治家具有博大度量和容人胸懷何其重要。
張春橋在理論修養方麵的造詣是頗為深厚、堪為人傑的。這與他長期從事宣傳輿論工作有很大關係。他的長處在此，同時他的短板也在此：正由於他長期埋頭於理論研究和宣傳輿論工作，使他不能將時間和精力深入觸及於經濟領域、軍事領域（尤其他在擔任總政治部主任時），在管理經濟工作和熟悉軍事工作中都沒有積累豐富經驗並建立廣泛的人脈關係。
對於掌握、至少也需過問中央中樞警衛部門領導權的必要性，張春橋也顯得過於文人氣質而有所忽略。從中央警衛團（即8341部隊）控製“四人幫”就得以操縱中央最高權力機構、形成新的中央領導層看，暴露出中央警衛團的權力過於膨脹和無所製約的危險弊端，卻視中共中央全會和中央軍委如擺設。後來的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令計劃隨意動用中央警衛團插手掩蓋其子令穀車禍現場的處理事件上，同樣反映出這一漏洞。這是需要中央政治局特別討論加以製約修正的。
縱觀張春橋一生，最後的二十九年至為精彩：因為那是一個共產黨員在巨大挫折和生死考驗之下視死如歸、不屈不撓、始終如一地追求信仰，將無產階級先鋒戰士的形象盡情迸發、盡情表露的艱難曆程。當一個清教徒一般忠心的共產黨人，被自己的組織清除出黨，還被自己的祖國判處死刑，仍然忠誠於自己的黨和祖國，仍然熱愛著他曾經用血和火去解放的人民，仍然時刻關注國家和世界大事遠勝於關注自己微不足道的生命，這該有多麽堅毅的意誌、多麽神聖的信仰和多麽博大的胸懷才能做到啊！而一個政黨如此對待自己忠誠的成員，隻有兩種可能：一是這個黨犯了重大錯誤，二是這個黨變了質。
借助本文，這裏對於張維維的訪談再說幾句。不像鄧小平南巡時鄧家女兒居高臨下、狐假虎威地出現在人們的視野之前，張家女兒實實在在地生活在人民群眾之中。鄧家女兒對其父的回憶多有拔高吹捧遠離世俗報喜不報憂之嫌，張家女兒口中的張春橋有血有肉有情有義可敬可愛相當真實。可惜囿於當局的監督，張春橋未能盡抒胸臆地對女兒談論對鄧小平執政的看法，隻是散見於零星的評論，例如“六四”之後張春橋震驚於對學生開槍，僅一句話：“鄧小平真是下得了手呀！”他還提及鄧小平1975年複出工作時能力較強，以及托付夢境講述了在馬克思那裏見到馬克思、毛澤東、周恩來和鄧小平的情景。在被問及對改革開放的看法時張維維客觀地說：“我爸爸當然承認現在老百姓的生活比以前好很多。但是，如果按照他們當時計劃的路再往前走，老百姓的生活也會好很多。社會總是要進步的。他們也要發展生產的，抓革命促生產麽，並不隻是鄧小平要發展生產。而且，我爸爸他們計劃的是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不是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這是很樸素很實在也很讓人信服的敘述。希望那些認為“四人幫”隻要革命不要生產、隻要草而不要苗的人稍微動腦想一想：“四人幫”就真的那麽傻嗎？文革確實是失敗了，失敗自有失敗的原因。然而不要忘記：失敗也是成功之母。革命從來就不是一蹴而就的。如果我們承認現實的話，今天社會的種種弊端，不就是全麵否定文革的必然結果嗎？
在文革發動五十周年之際我突發奇想：中國共產黨會不會在將來某個時候糾正自身的失誤而為光明磊落的張春橋乃至“四人幫”平反不得而知。不過，對於文革，僅憑被文革列為改造對象的一幫走資派拚湊出來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是遠遠不足以成為最終曆史結論的。
最後，再借助張維維在訪談中為其父所作的數條對子中取其三條作為本文結尾：
堅忍不拔，將牢底坐穿；忠貞不渝，對主義不變。
風雨九十載，書生意氣；日月萬千年，磊落光明。
堅信馬列，追隨主席，六十年激揚文字；
身陷陋室，信念永恒，三十年一語不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