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民黨抗戰之七大奇跡（7）
2015-08-24 中國將軍政要網
國民黨抗戰奇跡之七：之所以能堅持到最後竟然是因為表現太差
那些還在不斷強調國民黨抗日功勞的人，相信自己還有一條底線：如果沒有國民黨軍隊的正麵抗戰，中國就會被全部占領，僅存敵後戰場；而沒有正麵戰場，敵後戰場必然支撐不下去，那麽中國就滅亡了。所以不管國民黨有千般萬般不是，保證了中國沒有滅亡的成就足以抵消一切。
是這樣嗎？
國民黨高級將領張發奎在其回憶錄中曾這樣說過：“三次所謂長沙大捷（一九三九年秋，一九四一年、一九四一年十二月至一九四二年一月）同所謂粵北大捷相似。敵軍誌不在長沙，猶如它們誌不在韶關，它們隻不過是佯攻而已。我的觀點是基於一個簡單的理由：我感覺敵人能攻占任何他們想要的目標；倘若他們沒有占領某地，那是因為他們不想要。在整個抗戰期間我一貫思路都是這樣。”
——《蔣介石與我——張發奎上將回憶錄》，香港文化藝術出版社2008年版，357頁（此書有大陸版本，這段話在當代中國出版社2012版的《張發奎口述自傳》中，在267頁）
張發奎作為高級將領，這話說得讓人很喪氣。但是戰後的史料顯示，他這個感覺居然可能是真的。
《劍橋中華民國史》下冊第十一章第五節這樣說過：“事實上，日本人停止西進是因為一號作戰的任務——摧毀美國的轟炸機基地——已經完成。到1944年，讓重慶政府殘存而不將其摧毀已成為日本的目標。”
為什麽“讓重慶政府殘存而不將其摧毀已成為日本的目標”？
侵華日軍的華北方麵軍是這樣看的“華北方麵軍則認為……日本與重慶之間暫時處於戰爭狀態，卻有能夠共存的性質。但是，日本與共產黨勢力之間則是不容許共存的。” （日本防衛廳戰史室編寫：《華北治安戰》，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下冊第二章《1942年度前半期的治安肅正工作》第一節《大本營對華處理方案》下小標題《對華積極作戰的研究》）而日本參謀本部第一部長在1942年5月的一番分析和思考也許說得令某些人更加驚訝：“攻占重慶後，抗戰的中國有落入中共手中的危險，如果沒有充分可靠的估計，攻占重慶就隻不過是極端危險的投機……” （出處同上）
這是日本參謀本部第一部長依照自己對侵華戰爭局勢的分析得出的結論。他似乎認為，徹底擊敗國民黨軍隊，未必就能戰勝中國。和現在網上臆斷敵後戰場的中共武裝依賴正麵戰場而存在的人不同，這位第一部長並不認為失去正麵戰場後中共武裝會被消滅，恰恰相反，“抗戰的中國有落入中共手中的危險”。而且從他的口氣來看，中共掌握抗戰的中國，比起國民黨，對日本而言可能還是前者更可怕一些。
對抗戰期間的敵後抗戰事實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此人並非杞人憂天。在敵後戰場，常常出現日軍趕走了國民黨軍後共產黨軍隊立刻進來填補真空的事。而日軍要想再把共產黨軍隊趕出去，可就沒那麽容易了，共產黨一旦落地生根便注定要讓日軍永無寧日。比如日軍在中條山會戰後發現“中條山會戰以後，在新占據的地區內，以前的不安定勢力即重慶軍，被中共勢力取而代之，逐漸浸透到各個方麵，治安反而惡化了。”（日本防衛廳戰史室：《中國事變陸軍作戰史》第3卷第2分冊，中華書局1983年版，135頁）
而那些地方如果日軍不進攻，中共軍本來礙於統一戰線劃界抗戰的約定是不敢隨便進入的。日軍消滅或驅逐了當地國民黨軍，則剛好幫中共軍打掉了負擔，可以大搖大擺地進去擴張勢力。如1942年華北日軍進行的“晉冀豫邊區肅正作戰”，事後檢討作戰缺陷時這樣說：“追求表麵上的武功戰果，討伐易於捕捉的重慶軍殘部……削弱了阻止中共勢力南進的重慶軍，反而讓中共坐收漁翁之利。”（日本防衛廳戰史室：《華北治安戰》，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下冊第2章第5節）
等到共產黨的抗日根據地建立起來之後，無論國民黨還是日偽要想把中共趕走可就難於上青天了。“起先，日本人很少去分辨各種各樣的中國武裝。日本人隻試圖掃蕩或擊潰他們，不管他們性質如何。然而日本人不久認識到，這樣的掃蕩隻會使中共更加容易擴展。到1939年下半年，日本人變得比較有辨別力了。當日本人進攻八路軍、新四軍及其地方武裝時，中國的非共產黨武裝袖手旁觀。日本人對非共產黨人也提出了更為肯定的要求。據日軍統計，在1939年年中到1940年年末之間的18個月中，僅華北一地約有70000人從正規程度不一的國民黨軍陸續投奔日軍。日本人也與幾位地方司令官達成非正式的“諒解”，他們的總兵力約30萬人。當然，這就是中共猛烈抨擊的“曲線救國論”。”（《劍橋中華民國史》下冊第十二章第十一節“日本的強化治安”）
而中共軍隊是怎麽樣一支軍隊呢？這支軍隊在日偽的後方活動囂張到什麽程度？囂張到能讓日軍對一半以上的占領區失去控製。“1941年底治安地區為10％,準治安地區為40％，未治安地區為50％”（日本防衛廳戰史室編：《華北治安戰》，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下冊第五章第三節），導致1941年華北日軍出現糧食接濟不上的窘境“如果不把滿蒙、華中、南方的援助算在內，即使調用現有庫存糧食，並且嚴格執行配給及調整消費，米到1941年底，小麥到第二年青黃不接時，估計就要陷入極其危險的境地。”（同上書，下冊第一章第二節）。1942年至1943年，日軍的殘酷掃蕩將八路軍陷入極端困難的境地，但是“自1941年以來，逐漸好轉的華北的治安，至1942年底又趨惡化。本年（1943）夏季以來，中共的活動再度激化，致使治安急劇顯著變壞。”（日本防衛廳戰史室編：《華北治安戰》，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下冊第四章第五節）到1944年秋，中共軍勢力複振，“在方麵軍占領的三個特別市，四百個縣當中，治安良好的除三個特別市以外，隻有七個縣(占總數的1.4％)。有一三九個縣(31.5％，差不多未部署兵力，不得不聽任中共活動。還有相當於66.9％的二百九十五個縣(包括華北政務委員會直轄行政區的四個縣)，屬於中間地區。在該地區彼我勢力浮動很大，行政力量大多不能充分貫徹執行。其中大部是以縣城為中心，隻將兵力分駐幾個鄉村，民心多傾向共產覺。”（同上書下冊第五章第三節）
而日軍對中共遊擊軍的掃蕩結果如何？日軍對1942年4月至1944年2月的剿共作戰這樣總結：“治安肅正作戰，因情報不確實，對中共地區的實際情況完全不能掌握，從而使討伐徒勞無功，幾乎是毫無成效的，幾十次當中，可能僥倖碰到一次。各部隊為了取得成果，東奔西跑，迄無寧日”（同上書下冊第五章第一節）。
這就是中共在敵後戰場的遊擊作戰。需要指出的是，當時的中共不同於國民黨——八年抗戰中，中共軍隊幾乎沒有收到任何外國援助（除去白求恩等個把外國醫生外）。在這種情況下，共產黨軍隊仍然能將敵占區攪得雞犬不寧，而“討伐徒勞無功，幾乎是毫無成效的”。如果抗戰的中國真的落入中共之手，中共軍即有可能獲得像國民黨那麽多的外援，那對日軍來說意味著什麽可想而知。拿著小米加步槍尚且如此囂張，如果再由外國人給他們機槍大炮，幫他們訓練軍隊，對日軍來說絕對後果不堪設想。曾經在八路軍根據地生活過多年的英國教授林邁可在1967年就毫不客氣地對一個前日本軍官斷言：如果八路軍有像越共得到的那樣數量充足的外援，“他們就會在一年內把你們趕出中國。”（【英】林邁可：《抗戰中的紅色根據地——一個英國人不平凡經曆的記述》，解放軍文藝出版社2005年版，21頁）足見日本參謀本部第一部長所說“極端危險的投機”絕非危言聳聽。
這就是個對國民黨而言極其可悲的現實：它得以堅持到抗戰結束，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日本人沒有下定決心消滅它；而日本人之所以不想摧毀它，原因竟然是害怕“抗戰的中國有落入中共手中的危險”。國民黨所謂避免中國亡於日本的“功勞”的來源，竟然是因為日本人覺得國民黨比較好對付，而且與日本侵略軍“有能夠共存的性質”；而 “日本與共產黨勢力之間則是不容許共存的”。如果徹底消滅國民黨，則“抗戰的中國有落入中共手中的危險”，這對日軍來說是個“極端危險的投機”。因此，“讓重慶政府殘存而不將其摧毀已成為日本的目標”。
這是否讓大家想起一個軍旅笑話？——
軍官：“把敵人的狙擊手找出來！”
士兵：“我們知道他在哪兒。”
軍官：“那為什麽不把他幹掉？”
士兵：“幾個星期來，他總是把子彈打在這個土堆上。如果幹掉他，換一個槍法好的來，我們不是全都要完蛋了？”
正如那個狙擊手之所以沒被幹掉是因為槍法臭一樣，國民黨堅持到抗戰勝利竟然是因為它菜，所以日本人舍不得幹掉它，以免換上更令日軍頭痛的中共。聽起來簡直不可思議，但事實資料在那兒擺著，有什麽辦法？誰想得到，某些人吹得震天響的國民黨抗日功績的來源竟會如此可悲呢？而投敵人數超過殺敵人數，為漢奸偽軍發軍餉，把老百姓逼得幫助侵略軍攻擊自己國家的軍隊……這些對抗戰的“負貢獻”說起來倒是那麽貨真價實，不折不扣……隻有弄清楚了這些以後，我們才會明白如何穿透盲目翻案的迷霧來評價國民黨可悲可憐的抗戰史。
日本也不希望共黨在日本崛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