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自身的反省
——二戰勝利七十周年思辨之二
一九一八年一戰結束時，中國以戰勝國身份卻不得不接受將德國在山東的權益轉讓給日本的結果。一九四五年二戰結束時，中國同樣以戰勝國身份卻同樣不得不接受外蒙分離現實，承認蘇聯對旅順港及對中東、南滿鐵路的權益，以及釣魚島主權被偷竊的結果。中國到底是怎麽了？為什麽兩次以勝利國身份慶祝世界大戰結束，國家利益反而被程度不同地侵害和分割？
一個自身不強大的民族，永遠無法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這是多少次戰爭中大炮的轟然巨火烙印在我們胸膛上的真理。在我們譴責和追究別人的戰爭加害時，我們自己更應痛心檢點我們民族自身存在的種種缺陷。
一個孔武賊人強行闖入大戶的廚房，揭開鍋蓋把大戶的豐盛佳肴吞食了。他見主人正忙於兄弟鬩牆而無暇顧及他在廚房裏的惡行，於是進而垂涎客廳那價值不菲的收藏，雖然主人看出賊人的貪婪也非常憤怒，並時有聲色俱厲的斥責，可是主人因沉湎內鬥無暇旁顧及虛晃花槍的反抗壯了賊膽，於是賊人強行進入客廳將家藏珍寶盡掃而空；賊人進而瞥見主人的妻女姿色俱佳，又動了禽獸之欲，這時兄弟暫且拋開舊怨一致抗賊。無奈賊人渾身肌肉手握長刀且酒足飯飽，兄弟倆卻徒持短械心餘力虛麵有菜色，隻能且戰且退，以求消耗賊人體力作長久抗賊之計。賊人這時殺紅了眼，又將門外豪宅的車房砸了，引來豪宅內彪形大漢強力出手，打得賊人四腳朝天叩頭告饒。這賊人被收拾後對大漢表麵上十分臣服，內心卻恨得牙癢；對那懦弱的兄弟時時表示不服，更遑論內心了。
確實，日本二戰投降並不是我們獨力將其擊敗的。我們應該勇於承認這一點。我們民族曆史上多次被外族欺侮、騷擾、入侵、割地、賠償，受盡淩辱。這些曆史，絕不是我們的光榮，而是我們的恥辱。所有這些都和我們民族的劣根性難以分割。試想：如果我們強大、勇敢、團結、開放、無私、敏銳，外人還敢搶奪我們的財富、瓜分我們的國土、欺壓我們的同胞嗎？俄羅斯總統普京說過一句毫不含蓄的話：“沒有實力的憤怒毫無意義，真理在大炮的射程之內。”在曆史的發展節節遵循叢林法則引導的世界裏，大炮強於真理的聲音就是活生生的現實。
懦弱是我們民族的劣根性之一。這種懦弱在阿Q身上有著集中的體現。因為懦弱，所以旁人不僅不願意和我們交朋友，還輕視我們，千方百計地想要欺侮我們，從我們身上隨意索取種種揚手即得的好處。當新中國剛剛建國一周年，正處在百廢待興、白手起家之際，一場意外戰爭叩響了我們的國門。就在那種肌肉還沒生成、僅有一條耿直不屈的脊梁骨的極端困難時刻，我們的開國英雄們沒有向列強示弱屈服，他們果敢地帶領中華民族以“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無畏氣概，擲地有聲地用尚屬落後的大炮向國際社會傳遞了真理的聲音，也是我中華民族近代以來第一次在抗擊外強的戰爭中奏響了勝利的號角。這場戰爭的影響是深遠的。但不幸的是，就在我們自詡為走進世界強國前列的一九九九年，當身上的肌肉已經煉的不是一塊兩塊的時候，我們的駐外大使館被炸，三位同胞犧牲，多人受傷。此時，國家縱然多了幾塊肌肉，可是我們民族的脊梁骨沒有了，國家的靈魂沒有了。兩人對陣，一人被打了臉，本應二話不說掄起拳頭才是，哪裏還有道理可講？駐外大使館不僅是國家的神聖領土，還被稱作一個國家的臉麵啊！我們國家的臉被人掌了，我們還要捂住臉向對手抗議、向國際社會討公道！簡直是咄咄怪事。當時在位的那位中央軍委主席熱衷於在外人麵前表演彈、拉、說、唱、跳和梳頭，退位之後還緊緊抱著中央軍委主席的寶座賴著不走，在國家主權被侵、尊嚴受辱的緊急關頭卻膽怯畏縮無所作為。國人不禁要問：你何德何能啊？一個大國領導人所應具有的是雄才大略和剛毅果敢。偶爾展示一下文藝雜耍無可無不可，但關鍵時刻懦弱膽怯，缺乏剛毅果敢的決斷承擔能力和過人膽略就應該即刻走人。當應該讓真理在大炮的射程內發聲的時候，你僅僅表示憤怒和抗議有用嗎？且看看誰敢轟炸俄羅斯駐外大使館？俄羅斯的戰略轟炸機多次在日本領海及周邊如入無人之境飛行，日本和那裏的美軍基地哼過一聲嗎？還不是裝聾作啞，沒事兒人一般。2001年一架美軍EP-3偵察機在我專屬經濟區海域上空偵查我近海情報並撞毀我軍機，在無奈迫降我領土後全世界看到的卻是我們乖乖地哄手把飛機和人員全部奉還！據說中國在此事件中還撿了便宜，恐怕是自我安慰吧？也許得到了某些芝麻綠豆，丟掉的卻是國家的主權和尊嚴啊！既然撞機，何不索性同歸於盡？以一換十，值了！既然那個如此先進的對手尚且還會用錯地圖、炸錯目標，那麽我們為何不能承認技不如人、以飛機失控為由撞毀對手飛機總比前者的說辭更可信吧？下次再來，我們就用相對落後的殲-6表演攔截失控機毀人亡，看他還敢再來？2014年美軍P-8反潛巡邏機欺我不敢作為，在我東海上空抵近偵查時僅受到我軍機翻滾攔截，被美軍方譏為“不專業”。什麽叫做“專業”？我們再來看：1978年，一架編號為902的大韓航空客機在從法國巴黎飛往美國阿拉斯加安克雷奇市時，偏離航向飛往了蘇聯北方艦隊核動力戰略導彈核潛艇的聚集之地，馬上被蘇聯空軍蘇-15戰鬥機攔截並擊傷，迫降在摩爾曼斯克市郊並造成兩名乘客遇難；5年後的1983年，一架從美國阿拉斯加起飛的大韓民航“波音”747飛機，在飛往漢城途中又正巧偏離航道飛向了堪察加半島南部以及薩哈林島，前蘇聯導彈仍然毫不含糊地立即將這架航向可疑的韓國客機擊落，機上269名乘客全部罹難。事後真相大白：是美國的偵查機披上了民航機的外衣才導致悲劇發生。在保衛國防上，任何國家都不得不服這種“導彈就是專業”的自衛勇氣。相比之下，我們的不斷忍讓和“不專業”動作未免顯得太懦弱可笑了。這些懦弱的影響也是深遠的。難怪美國偵察機敢於不斷抵近偵查騷擾我近海目標、日本敢於借釣魚島國有化羞辱我們，細細想來成果有因。
封閉自守導致我們落後世界先進水平數十年。當我們還像井底之蛙沾沾自喜於自己的一方天地時，世界的發展勢頭已經突飛猛進開辟了更為廣闊的天地。當我們與世界接軌後，我們痛徹於自己的落後，知恥而後勇才有了奮起直追的目標。
自大是與封閉同時加載於我們民族劣根性的另一種缺陷。我們總飄飄然於我們的曆史悠久、地大物博、有四大發明的貢獻、文化傳統厚重和人口世界第一等等，殊不知在物競天擇的叢林法則競爭中，上述的老本不僅一點也幫不上我們取得勝出的優勢，還麻痹了我們的進取精神。
更有令人匪夷所思的自私，在我們的社會中無所不在。各人自掃門前雪，誰管他人瓦上霜就是賊人敢於明目張膽地搶劫、殺戮我們的最惡劣的缺陷。2011年廣東佛山發生兩歲女童先後被兩輛機動車碾壓慘劇，當時途徑事發地點的十八個路人居然視而不見，沒有一人伸出援手施救！其自私、其精神麻木到了何種地步？
因為自私，所以內鬥，所以渙散，所以難以團結。盡管我們人口數倍於日本，可是我們處於一盤散沙狀態，任由他人宰割也無能為力、無以自救。由於渙散，就為日本當年侵華戰爭以一當十提供了可能，也為世人輕視我們提供了把柄。人口多本來可以顯示我們的優勢，但不團結狀態反而使其成為累贅。我們需要特別警惕一些別有用心的人向我們灌輸個人主義至上及貶抑集體主義的觀念。集體主義是社會的粘合劑，強大的政黨是社會的鋼筋。作為粘合劑的水泥可以將一盤散沙凝聚在鋼筋周圍，形成堅若磐石的水泥築件，外人還能輕易攻入麽？在自然界，強者如獅子在獵食落單的壯碩野牛時，尚且需要結隊圍捕才能得手；如果獅子麵對野牛群落，它們就隻能遠遠觀望隔空垂涎了。它們倒是希望牛群中有那麽幾條個人主義願望強烈的野牛離開群落單獨行動。所以，千萬不要輕易相信一些公知和西方所謂思想家散布的什麽集體主義就是集權、甚至就是獨裁的鬼話。沒有集體主義、沒有合力團結，十幾億人口就不過就是砧板上的魚肉、就是可以輕易被外人予取予求的一盤散沙而已。這早已被過去多少年來血淋林的事實所證明。自從釣魚島被日本政府國有化後，國內抵製日貨聲浪高漲，但絲毫沒有影響部分中國遊客蜂擁前往日本搶購的熱情。他們搶購的產品從電飯鍋到馬桶蓋、從剃須刀到紙尿褲、大米等，甚至有人幹脆租用集裝箱托運搶購產品。當日本政商界正收縮在中國的投資、減少進口中國商品之時，這些同胞卻用他們的行動大力扶持日本經濟。好一道有人高呼抵製、有人瘋狂搶購的民族“內戰”畫麵！看看日本方麵是如何萬眾一心巧妙配合的吧：為了鼓勵中國遊客盡量多買日貨，日本航空公司決定免收所有中國乘客超重行李的托運費。你買一隻燒豬，我送一碟醬油，真是劃算。不知航空公司是否為此得到日本相關企業的補償？如果沒有，那隻能佩服日本民族的整體利益觀念了。兩相對照，搶購日貨的同胞們是否感到自相形愧？要是你以為西方社會中沒有集體主義的光輝，你顯然錯了：在西點軍校、在美國海軍陸戰隊、在三角洲特種部隊及在美軍最有戰鬥力的隊伍中，甚至在民間，你都可以隨時感受到集體主義的強大力量。2014年4月，內華達州發生了西部牛仔與聯邦騎警武裝對峙事件。事緣一位西部農場主克雷福.邦迪不服當地開發商計劃而被政府羅織罪名，被聯邦騎警強力執法沒收其價值百萬的牛群，引起當地牛仔們集體自發組織的武裝民兵抗法以保護個人財產。最後結果是：在強大的民兵抵抗下，美國政府宣布撤回全部警察，取消行動，歸還邦迪的牛。武裝民兵們大放異彩的集體主義行動最終戰勝了背景強大的政府騎警。如果不是他們的集體主義行動，作為個人的克雷福.邦迪恐怕就會麵臨滅頂之災。顯而易見，集體主義最終還是維護個人利益的保護傘。麵對一個團結強大的中國，無可奈何的對手正躲在某個角落裏施放冷箭，巴不得用個人主義的迷魂藥瓦解這個曆史上多災多難的民族呢。
切勿以為我們中華民族現在的經濟總量排在世界前列就有炫耀的資本，就可以安枕無憂了。遠非如此。實際上中華民族仍處在最危險的時候：我們的民族拋棄了信仰；我們的國家失去了靈魂；我們的社會正在墮落；我們的環境正被汙染；我們的食物正被毒化；我們自己的一些人正在幫助別人挖自己的牆角，去否定自己的曆史、否定自己的領袖、否定自己的體製；我們的青少年已經很少去思考未來；我們許多人正逐漸相信別人為他們自己的利益製定的價值觀；腐敗在蔓延；懦弱、自私更甚；中國周邊已形成讓人焦慮的戰略包圍圈；中國與周邊國家也時有摩擦，其背後隱隱顯現憧憧鬼影；等等等等。
《孔府檔案選》，是在孔府裏買到的。
進入孔府，兩旁設有幾個書攤，賣的大多是關於孔子和曲阜的讀物，於丹女士的那本自然是攤攤皆有，且放在醒目的位置。看見封麵灰暗的《孔府檔案選》，拿起翻了翻，裏麵選錄的是孔府原始檔案，都是真材實料，不是隨心所欲、信口開河的什麽“雞湯”。
這真是一本很有意思的書。而在孔府裏麵買到它，就更有意思了。
《孔府檔案選》由中國文史出版社出版（2002年），主編駱承烈是曲阜師範大學孔子文化學院的教授，潛心研究孔子及儒學凡五十年。這本書的前身是他參與主編的《曲阜孔府檔案史料選編》（23冊），曾獲國家級圖書獎。據他說，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最早參與整理孔府檔案的顏世鏞先生，是孔子愛徒顏回的七十七代嫡孫。這本《孔府檔案選》的封麵書名，則是由顏回的七十八代孫顏廷淦題寫的。
而《孔府檔案選》向世人展示的，卻不是“聖人家”的光耀，倒是揭露出不少的陰暗和恥辱。但它絕不是什麽“謗書”，因為書中所陳示的大都是孔府自家筆墨所寫的真實記錄。
在曲阜“聖人之鄉”，並非凡是姓孔的便都能“安富尊榮”。事實上，孔氏中也有不少無權無勢的貧苦者，他們的命運並不比外姓的窮人好到哪裏去。孔府族規中有一條：“孔氏嗣孫非常人也，男不敢為奴，女不敢為婢。”但在孔府內上千的仆人中，確有原本姓孔的族人，隻是他（她）們一旦進孔府為奴為婢，首先被剝奪的就是姓“孔”的權利。
孔姓農民按說也是“聖裔”，然而孔府“聖裔”向他們征收租稅錢糧，卻從來也不含糊，誰要是拖欠，便可能被強賣掉土地以充租稅。檔案選所錄的孔府賬單中，就記有孔姓佃戶的一筆筆交租數額。在一份賬冊裏記道：“餓死地戶孔尚淳……欠牛租銀三兩一錢”。直到餓死了，還欠著孔府的租銀，於此可見孔姓貧苦佃農的悲慘命運。乾隆年間，佃戶孔毓舉、孔萬輅不堪盤剝而抗租，並且“在市集處所，倡言阻撓，以致眾戶觀望抗延（交租）”；孔府衍聖公恨之入骨，斥之為“聖裔中之敗類”，並發文到他縣府衙要其配合，將兩個抗租的佃戶拘拿歸案，嚴加懲治。——收錄在檔案選裏的這份緝拿文本，讓我們見識孔府對貧苦族人的盤剝、壓迫之甚
按說這孔家本屬華夏正宗，儒家寨也是華夏山寨，孔丘老先生自己也曾講過“華夷之辨”，況且這華夏的帝王官民對孔家著實不錯，這孔府總該心向華夏矢誌不移了吧？非也！孔府後人實乃國際主義戰士，多次顧大局順大勢，配合殺入中原的外夷，為“統一”中國做出了傑出的貢獻。
雖然老趙家對孔府掏心掏肺的，但孔府可沒想吊死在一顆樹上，那趙宋被完顏家打到南邊去了後，孔府立即派出孔端操向大金表中心，受封衍聖公。雖說這金夷的奶有股子膻味，那也是娘啊！
“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處夷狄，不可棄也。”孔家老祖宗這句話乃是對別人說的，輪到孔家自己那叫：“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其實就是：誰給骨頭誰就是主人，管他是人還是畜生。
數十年後，蒙夷興起，將金夷滅之，在衍聖公孔元用的率領下，孔府審時度勢，大義凜然地倒向了忽必烈，為表耿耿赤子之心，孔元用親率族人加入元軍，清剿漢人“反賊”，“不幸”死在軍中。
孔元用死後，孔元措一係乘機奪權，孔家內部為了衍聖公稱號展開了爭奪，持續數代，主要就是關於帽子顏色的大討論，其中精彩激烈就不累說了。最後，韃元仁宗判孔元措一係為正溯，孔元用一係徹底敗北。嗚乎哀哉！可憐孔元用為忽必烈統一大業流盡了最後一滴狗血，他的後人卻慘遭排擠打壓，蒼天啊！
為了取悅忽必烈，孔府還派出大儒張德輝與元好問等覲見忽必烈，跪請他為“儒教大宗師”。堂堂華夏“聖學”，竟然請得一位雙手沾滿數千萬漢人鮮血的酋首來做大宗師，孔府真正實現了“以德報怨”的最高境界。雖說不識幾個漢字，忽必烈還是愉快地接受了他們的請求，出任“儒教大宗師”。心情大好之下，忽必烈蠲免了孔府和儒戶的兵賦，一眾儒士彈冠相慶歡呼雀躍。“君子謀道不謀食”在這裏得到了完美的體現。
其實孔府平日裏就財富六車威震鄉裏，廣大勞苦百姓無不獻地獻女，為奴為仆，改姓為孔以求沾得衍聖公之聖恩。這蠲免孔府兵賦不過是錦上添花而已，當然，錢多不咬手，何況這可是“儒教大宗師”的恩賜啊！
朱明崛起，趕走蒙古人，孔府再度倒戈（幾度了？數不清），那朱元璋雖鄙視孔家人品，卻也知儒家寨對維護朱家朝廷之妙用，故而續封衍聖公。要論孔府衍聖公中最具與時俱進順應大勢素質的莫過於明末孔府衍聖公孔胤植，朱家待他那真是沒得說，此公本非嫡傳，卻不但受封衍聖公，還先後被加太子太保和太子太傅，可謂“君恩如山”。
可李自成一入山東，離曲阜還遠著的時候，孔府就出朱示，令人供奉大順國永昌皇帝龍位，並獻馬獻銀，跪納印信。
哪曉得這回換主急了點，沒幾天，大順軍跑了，來了清夷大軍，這位三姓衍聖公知錯就改，即上《初進表文》，向清廷表忠心，稱頌清帝“山河與日月交輝，國祚同乾坤並永”，表示“臣等闕裏豎儒，章縫微末，曩承列代殊恩，今慶新朝盛治，瞻學之崇隆，趨蹌恐後”。九月初一，孔府衍聖公就奉上了《初進表文》，諛頌滿清君主“承天禦極，以德綏民”，什麽“六宇共戴神君”啦，“八荒鹹歌聖帝”啦，“山河與日月交輝”啦；還誠惶誠恐地自稱“臣等闕裏豎儒”，“今慶新朝盛治”雲雲。如此急切地向“新朝”獻忠輸誠，不能不令人吃驚。
想想大明朝老朱家待他們“聖裔”，實在是不薄嗬！當年朱元璋稱帝伊始，就賜給孔府祭田兩千大頃（合六十萬市畝），並配撥耕種祭田的大量佃戶。朱元璋還讓孔府衍聖公位列朝班文臣之首，又特賜龍頭藤杖給孔氏族長，令其“主理家政”。崇禎時衍聖公孔衍植晉封為太子太保、太子太傅。……可以說，明王朝對孔府“聖裔”真正是優禮有加，皇恩浩蕩。我們且不說什麽“民族氣節”，不要求“聖裔”們效法顧炎武、史可法、劉宗周、張煌言等抗清誌士；單以“知恩圖報”的舊道德而言，“聖裔”們對剛剛覆亡的舊朝也理應深懷哀念，至少不必那麽急不可待，搶在“第一時間”向“新朝”進表獻忠吧。尤其具諷刺意味的是，急切進表的衍聖公，就是“舊朝”的太子太保、太子太傅孔衍植。
接著，為響應清政府發布的剃發令，三姓公孔胤植隆重舉行了剃發儀式，“恭設香案，宣讀聖諭”，令族人剃發。再後來，為了避清帝胤模諱，三姓公孔胤植改名孔衍植，再度表明了對清廷的耿耿忠心。三姓公公孔衍（胤）植如此識大體顧大局順應曆史潮流，怕是連汪精衛吳三桂之流的也要伸出大拇指！
孔家如此識相，清廷自然少不了封賞，孔府一門更是得勢，至於老祖宗所言“士見危致命，見得思義。”，乃教化萬民之語，非孔家治世準則。說到孔家，筆者有一疑問一直無解，那就是現今天下孔姓無不自稱孔丘老先生正宗嫡傳後人。這就怪了，春秋時期孔老先生在世之時，孔姓家族沒有十幾家也有七八家，孔丘一門隻是其中小族，孔老先生還有個哥哥，孔老先生後二世還單傳，怎麽到今天孔老先生就成了所有孔姓之祖了呢？也許計生委派人穿越回去，將非孔丘一脈的孔家妊娠全部流產引產，或將非孔丘一脈的孔姓男子全部結紮了。
袁世凱複辟之初，孔家連發兩封“勸進電”，要袁“早日登極，以慰民望”，袁本人“亟宜早正帝位”，另有“不勝歡汴鼓舞之至”“一體懸彩慶賀”“禱祀而請之者也”（《孔府檔案》6593卷）。
八十三天帝王夢滅，張勳又繼承和發展了袁的事業。“民國六年”成了“宣統九年”，孔丘七十六代孫孔令貽又拍電報，電文說“恭承明詔日月重光毅力誅猷普天同慶”，“敬賀大喜”不勝欣喜若狂之真情，可惜十二天之後，磕頭叫“萬歲爺”的機會又沒了。
此後多年，孔家對清帝依然忠心耿耿，時時念懷。1919年，孔令貽“入覲天顏”，在紫禁城裏享受了騎馬待遇。後，孔府對清廢帝依然呈送“奏折”，自稱“微臣”。更可一觀的是，清亡十幾年之後，一九二三年（民國十二年），孔丘七十七代孫孔德成還以“宣統十五年”向溥儀“叩謝天恩”。
一九二八年三月，蔣介石至曲阜“朝聖”，孔府隆重接待自不必說，據稱當年之宴席賬單保存得還頗為完好。五個月後，孔丘生日被定為“國定紀念日”。十一月，《尊孔祀聖》決議通過，且“決議衍聖公改為大成至聖先師奉祀官特任待遇”。三五年六月，孔德成赴南京宣誓就職，吹捧新生活運動是“拯救中國，振興民族的良圖”（《孔府檔案》8466卷）
1935年，已經為全麵侵華積極備戰的小日本開始煮文化武器粥了，東京又是蓋孔廟，又是開儒教大會，祭孔，這種場合，不能少了“聖裔”，明德中學校長孔昭潤去了。1937年，日軍大舉扣動扳機之前，孔德成先生詩興大發，鼓吹中日“同文同種”，詩曰：“江川珠泗源流合，況是同州豈異人”。
1938年2月8日，在淪陷後的曲阜，孔府代理“奉祀官”孔令煜宴請日寇“長官”，“部隊長”，“副官”等一幹頭目，並笑盈盈合影留念（《孔府檔案》8914卷）。
1943年，孔家的孔令煜在“恭逢”汪精衛“還都三周年”之際，拍出祝賀電報，口稱“我主席”，大讚其“旋轉乾坤之，實為從前所未有”如何如之何（《孔府檔案》8905卷）。
孔令煜於1942年在汪偽政權紀念孔丘大會上發表廣播演說，要“複興各方文化”,“完成大東亞聖戰”（《孔府檔案》8886卷）
一百多年來，在強製中國人尊孔讀經方麵沒有誰比一度曾占領了大半個中國的日本帝國主義做得更有成效。
自辛亥革命第二年（1912）學校廢除讀經以來，隻在袁世凱當皇帝那幾天恢複了一下，此後無論是北洋軍閥還是蔣介石，不管他們怎樣鼓吹尊孔複古，還是無力全麵在學校恢複讀經。
日本帝國主義可就不同了，他們是把尊孔讀經作為“奠定東亞新秩序之基礎”，以武力作後盾，與一次次治安強化運動密切配合，作為一項基本戰略通過其扶植的傀儡政權有組織有計劃地推行的。
1938年2月，偽華北臨時政府秉承日本華北方麵軍的旨意，命令各日軍占領省份恢複春秋上丁兩祭和孔子誕辰祭祀。之後，偽華北政務委員會教育總署規定了八條學校的訓育方針，其主要內容是：“盡力提倡中國固有之美德，以領導學生之思想趨於正軌”，“善用中國固有之家族精神，以敦風紀而固國本”，“闡發修齊治平之道，以儒家經義為依歸，摒棄外來之功利主義”。他們把“提倡孔孟學說，貫徹王道主義”作為指導教育的綱領，規定低年級必須讀孝經，高年級和中學要讀四書。
為了培養骨幹教員，開辦小學教員訓練所，以“經學概論”和日語為主要課程。強令各學校設宣揚封建倫理道德的修身課，在他們編寫的課本中，強調“中國從來為家族製，不適用共產主義之無家族製；中國崇尚舊道德，不容打破禮儀廉恥之存在；中國為農業國，根本不適合共產主義……提倡發揚‘護鄉’、‘愛家’、‘敬老’、‘扶幼’、‘節孝’等中國固有之美德。”
日本人深諳中國儒家倫理的精髓和要義，很明白這些東西無論怎樣灌輸，也灌輸不出中國人的民族意識和國家觀念，隻會把他們馴化成任其驅使的奴隸。而五四以後的新文化，他們則怕得很，從教材中刪除得幹幹淨淨，不要說胡適，就連魯迅也在被禁之列。
“盧溝橋事變”日軍占領了平津以後，分兵三路沿平綏、平漢、津浦三條鐵路向中國發動全麵進攻，國民黨軍隊節節敗退，華北大片國土淪喪，原有地方行政機構解體，出現了政治真空。這種狀況，不利於日軍鞏固其軍事成果。於是，扶植傀儡政權，“以華製華”，從而實現對迅速擴大的占領區的有效控製，成了當務之急。
1937年8月，寺內壽一大將出任華北派遣軍司令官。他抵達天津便立即策劃在華北成立統一的偽政權，並委任喜多誠一少將為派遣軍特務部長負責“掌管並指導各中國機構的有關政務事宜”。喜多原為日本駐華大使館武官，在中國多年，熟悉中國社會政治情況，與前清遺老和原北洋政府的官僚政客有廣泛聯係，是從事這方麵工作的理想人選。此後，日寇在華北的“政務”無不與喜多的政治設計有關，而喜多的設計遵循的又是日軍大本營的對華方針。
對於治理華北，喜多勾畫出的是一幅怎樣的路線圖呢?據上海英文《密勒氏評論報》報道，他在1938年1月向新聞界斬釘截鐵地說：“必須回到孔子的時代去尋找一個真正令人滿意的製度來統治中國人民。”這句話表明：第一，日軍認為，在占領區建立令他們滿意的統治中國人民的製度要求助於孔夫子。這裏所說的“孔子的時代”顯然指的不是2500多年以前孔子生活的春秋時期，而是五四乃至辛亥革命以前的那種蒙昧的農業宗法製儒教社會，這是實現“工業日本，農業中國”，把華北建成“以戰養戰”的戰爭資源基地的前提。第二，喜多看到二十世紀前三十年中國發生了某些變化，已經不完全屬於“孔子的時代”了，這是不利於日本的殖民統治的，所以“必須”倒退回去。第三，由於離開“孔子的時代”還不遠，喜多認為“回”是可能的，而且頗有信心，否則，他不會給自己提出這樣的任務
基本方針已定，喜多誠一便以極高的效率實施起來。
第一是扶植一個“孔子時代”的政權取代九月份成立的臨時性的“京津治安維持聯合會”，作為統治中國人民、掠奪中國財富和資源的工具。1937年12月14日，所謂“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宣告成立。喜多精心挑選的自王克敏以下十餘名政府委員，清一色是北洋政府的舊軍閥、舊官僚和清朝遺老，是一批篤信儒教的頑固守舊人物。
當代某年邁國學大師為當年日本沒能完全戰勝中國以至大和民族沒有變成中國第五十七個民族而感到遺憾，也是這個意思。這就是曆代儒家的投降主義理論。這個傀儡政府以北洋時期的五色旗為國旗，以《卿雲歌》為國歌，以藍袍青馬褂為禮服，恢複春秋兩季的祭孔大典，鼓吹立儒教為國教，全麵向“孔子的時代”的傳統回歸。
成立新民會，作為思想教化和民眾動員的工具。偽華北臨時政府成立才十天，新民會就在喜多誠一導演下宣告成立。那天，北京城內各區奉命紮牌樓，放焰火，大大慶祝了一番，足見日本人對這個組織的重視。新民會的中央機構設在北京，會長由王克敏兼任，副會長是以主張“中學為體，西學為用”而聞名的張之洞之子張燕卿，中央指導部部長是“平生慕孔孟”的繆斌，實權則掌握在次長早川三郎，總務部長小澤開策等日本人手中。
中央機構成立後，迅速向下發展，省、市、道縣、區、鄉、學校、機關、團體，都建立了新民會的組織機構，其觸角伸向了日偽統治下的各個領域，職能也隨之擴大，具有了“華北治安自衛、組織國民等特殊性質”，所以日軍讚賞它“一向是治安強化運動的核心實踐團體”，“對於治安地區的鞏固和擴大起了很大作用。”（見《華北治安戰》）新民會的指導思想叫作“新民主義”。“新民”這個詞也是喜多捉摸出來的，他覺得“王道”一詞有點古老，對青年號召力不大，而儒家精義具備於《大學》之中，“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朱熹《章句》有言：“程子曰‘親當作新’”，喜多從這裏找到了他覺得滿意的替換詞。
日本人很重視會道門的工作，間諜頭目土肥原賢二就加入了安青幫對其操縱和利用，一貫道由於投靠日偽並被其利用而出現了1937—1945八年發展的極盛期。尊孔複古對這三方麵的人物都駕輕就熟，主子一聲令下，很快就把聲勢造起來了。
由偽市政府出麵，令全市放假一日舉行盛大的秋丁祀孔，各機關科長以上人員均須參加。據當時媒體報道，國子監孔廟內“冠蓋雲集，藍袍青馬褂觸目皆是，盛極一時”，“名流萃集，不可勝數”，“主祭官市長江朝宗步行上台階，雖年逾古稀，而步履矯健，不讓壯年，……於古樂悠揚中，率全體人員按照禮儀行禮，莊嚴萬方，……數次行三跪九叩禮，無露倦容者”。禮儀之完備、正宗，遠遠超出當今之祭孔者。
江朝宗在講演中痛訴“民國以來，誤於一般盲從趨時之士，但知歐化，致令學校廢經，從此數千年文化先進之邦，反成無教之國，無怪舉國若狂，天下大亂不已也。”今井武官“希望到會諸位努力實行孔子的學說。”西田顧問大講“良心”，謂“大學所講，……根本問題，在於良心。”倒是根本特務機關長說到了點子上：“我們不要向遠處去求，隻要能實行孔子之道，中日雙方的真正提攜親善，立時即可以實現的。”
修改學校教學內容，恢複讀經。日本侵略者非常重視對青少年的奴化教育，把尊孔讀經看作“奠定東亞新秩序之基礎”。日軍所到之處，總是以極高的效率建立教育和宣傳機構，以加強對青少年的思想控製。華北統一的偽政權建立以前，各地方維持會都奉命設立了文教組，負責學校教育和教材的審定。日軍8月8日進駐北平，16日維持會就提出了《各級學校教科書修訂案》並於次日成立了“教科書審定委員會”。原定8月28日開學，因教材修訂未完成而推遲到9月20日。在教學內容上，遵照日軍“特令”，以“提倡孔孟學說，貫徹王道主義”為指針，刪除了原有教材所有不屬於“孔子的時代”的內容，20世紀前30年波瀾壯闊的中國曆史全部被抹掉或顛倒了，而代之以在各級學校全麵恢複讀經。在教學內容上，遵照日軍“特令”，以“提倡孔孟學說，貫徹王道主義”為指針，刪除了原有教材所有不屬於“孔子的時代”的內容，20世紀前30年波瀾壯闊的中國曆史全部被抹掉或顛倒了，而代之以在各級學校全麵恢複讀經。小學有《孝經》、《論語》、《孟子》，中學有《大學》、《中庸》、《禮記》，專科以上有《書經》、《易經》。教材一下子印不出來，古舊書攤上此類書籍被搶購一空。
通過讀經，在青少年中倡導愛家、敬老、節孝等“中國固有之美德”，強化“中國固有之家族精神”，“以領導學生之思想趨於正規，而為建設東亞新秩序之始基”。一位擔任過漢奸殷汝耕“冀東防共自治政府”顧問的日本人曾表示：“改革殷汝耕的政府隻需兩年工夫，而改革中國人的思想則需十年。”可見強令青少年讀經對日本侵略者來說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
此外，日軍在其鞏固占領的農村地區推行大鄉製，大力扶植鄉紳勢力，強化紳權，鄉長幾乎清一色是鄉紳。他們是兩千多年儒家文化的載體、鄉村宗法製度的支柱和“專製政治的基礎”，近代以來又是“帝國主義統治中國的主要的社會基礎”。日本侵略者在其占領區實行“以華製華”的依靠力量，隻能是這個階級。記得那時候縣裏的日本顧問，很“禮賢下士”，積極主動地和有點名氣的鄉紳交朋友.
長期受儒家學說熏陶和影響的中國曆代官員“仁、義、禮、智、信”的操守如何，他們中有幾個不貪不詐，不驕奢淫逸、欺壓百姓、專橫跋扈？儒家的“仁、義、理、智、信”究竟是騙人的還是什麽貨色，能不能真正解決問題，由此還不是可見一斑嗎？
在汪精衛叛國前，日本人建立偽政權，所搜羅的大多是清朝遺老和北洋軍閥時期的官僚政客，所謂的舊派人物。這些人都是孔孟信徒，一向頑固地站在五四運動的對立麵，鼓吹尊孔讀經，阻撓社會變革，把儒家道統的存廢看得比國家民族的命運更重要。
劉明倫男，漢族，1931年1019日生。籍貫：黑龍江省雙城市五家了鄉民富村。離休時所在單位：沈陽市中級人民法院。職務：審判員。偽滿時就讀學校：偽濱江省雙城縣新康國民優級學校。1939年1月至1943年12月偽濱江省（現黑龍江省）雙城縣新康村鑲藍旗頭屯國民小學校讀書（降級一年）；1944年1月到1945年8月16日偽濱江省雙城縣新康村新康國民優級學校讀書1978年8月至1984年3月沈陽市中級人民法院政工科長、人事科長；1984年4月至1991年11月沈陽市中給人民法院審判員（正處級），全國法院幹部業餘法律大學專職教師，1991年12月離休。
看了《致東北淪陷時期教育親曆者的信》，五十多年前，日本帝國主義在我東北淪陷時期，對我東北風人民進行文化侵略，特別是對表少年學生裝實生奴化教育的一樁樁、一件件事實又浮現在我眼前。現在，我本著"親身經曆、親眼所見、親耳所聞"的三親原則，估就自己親身經曆和所見所聞，將日本帝國主義進行文化教育侵略、衽奴化教育方麵的情況略述如下：為便於統治，他們把學校通通改為公辦，但各學校還是按照舊的教學製度上課，課程設置變動不大，隻是取消了"黨義"，換成"修身"
漢奸鄭孝胥任"國務總理"，一些清室遺老遺少，提倡尊孔讀經，高小國文課是文言文，還學《孝經》和論語》等，作文也是文言文
黃雲裳 女，民族：漢，1925年3月19日出生；籍貫：安徽省黃山市。退休時所在單位：青島啤酒四廠；職務：職員。日本占領時就讀學校：青島女中
日偽還在學校中設修身課，學習“古聖賢”的經典語錄，向我們灌輸封建倫理道德和親日思想，如“三從四德”和日本的“八紘一宇”，企圖用封建禮教來束縛我們的思想，麻痹我們的反抗意識，乖乖地當順民。
當時日偽每年都要在蘭山路市禮堂舉行祭孔儀式，學生也要穿著校服去禮拜。祭孔典禮上，在孔子畫像前棼香，讓我們依次走過孔子像前，向孔子鞠躬。
三字經、論語，讀了幾千年，中國怎麽越來越落後？
遍國都是華大媽、夏老栓、阿Q、孔乙己、小D，個個愚昧落後！
曆史早已證明，這種教育是極其有害的！
李啟亮，男，漢族，1927年4月1日出生。籍貫：山東省高密縣。離休時所在單位：青島市第二中學。職務：教師。日本占領時期就讀學校：青島市立中學。
日寇第二次侵占青島以後，在偽設中小學實施了一整套奴化教育措施。
措施就是大搞封建複古和欺騙宣傳。
薑鐵容，曾用名，薑紹庠，男，漢族，1925年9月出生。籍貫：青島市即墨縣。離休時所在單位：青島市第一中學。職稱：高級教師。日本占領時就讀學校：東文書院。
青島淪陷期間，我就讀於青島東文書院中學部。
東文書院的校長李仲剛是個地地道道日本人豢養的走狗。抗日戰爭前他就在青島開設日語補習夜校，散布媚日賣國言論，培養親日投敵分子。廣大人民群眾對他恨之入骨。前國民黨政府曾組織緝捕他，但他很狡猾，漏網了。日本統治青島，李仲剛被日本“興亞院”托上台，擔任偽“青島市治安維持會”委員，並出資資助他辦起實施奴化教育的東文書院。“書院”一詞很有迷惑性，因為它用了中國古代設書院授徒的名義，容易招搖過市，迷人耳目，招收學生。在學校的二進門處，設有拓版的孔子像，並焚香供奉，以此標榜孔孟之道。
這種活動，在偽晉北政廳也得到恢複。1939年春，晉北政廳委員長夏恭向日軍駐該廳最高顧問前島建議，要求恢複春秋上丁兩祭。前島高興地表示讚同：“很好，滿洲國早已實行了，日本也尊重孔子的。”於是，晉北政廳文教科禮教股下令大同縣文教股籌辦。
大同縣文教股李保奉命後，搬出祁晉康、曹履中兩個清末秀才擔任司儀，備好牛羊供品，在太寧觀廟內舉行了春丁祀孔典禮。這天夏恭、財政廳長崔學閔、民生廳長呂登瀛，晉北政廳股長以上偽職官員、各機關團體人員和中等學校全體師生參加了典禮儀式。日軍也派代表到會場觀禮，實行監督。典禮後，大漢奸夏恭無恥地對前島說：“中國不尊敬孔子，皇軍來中國反而尊敬孔子，奉行春丁祀禮，真是王者之師，救民於水火之中。孔子在天有靈，也要讚稱日本皇軍大大的好！”
東文書院實施的是日本人設計的奴化教育，其目的是為日寇培養奴才。這從校歌上可以清楚地看出。它的第一句歌詞就是“東方文化，興亞教育”，完全是日本侵略者宣傳的那一套。
早操必須脫去外衣，操畢聽校長講解古典警句，用日語、漢語分別灌輸。一般是從四書五經上抽取一句話，如“溫良恭儉讓”、“禮義廉恥”等
日本侵略軍為了鞏固其占領區，在學校裏、在社會上施行奴化教育，愚民政策。他們對學生和民眾灌輸“東亞聯盟”，宣揚“大東亞共榮圈”，鼓吹日本軍國主義和武士道精神，宣揚所謂“中日同種”，鼓吹“日本屬中國兄弟之邦”、“建立大東亞共榮圈”、“日滿支親善合作”，頌揚漢奸頭目汪精衛等
由於敵偽統治，民不聊生，不少婦女因生活無著落，而淪為私娼。敵偽政權居然以“恐良莠不分，有傷風化”為名，取締私娼，辦理“公娼”，提倡公開賣淫。並在警察所附設公娼管理室，統管妓院，以便從中漁利。故當時公開開設的妓館比雜貨商店還要繁華。至於賭博場，那就到處都是了，導致了不少人家破人亡。旅館裏那些管弦歌舞、靡靡之音，男女之間淫猥的笑聲，喝酒時的猜拳行令，以及麻將牌的劈劈拍拍聲通霄達旦。整個社會一片煙瘴氣。
日本的《田中奏折》說的明白。它的戰略是，在亞洲有日本的明天，就不允許中國有明天。當今天的安倍再次喊出，日本永遠是一流國家，永遠是亞洲的領頭羊時。中日之間，這樣的關係就已經注定了。日本現在的政客並沒有吸取過去的教訓，而是，將過去的理論當作金科玉律來繼續執行。看著所謂的專家們在這裏坐而論道清談誤國，不禁讓我想起了120年前李鴻章之流以犬儒心態對中日關係所抱有的幻想。
自甲午戰爭以來120年。中國的三次現代化進程，都是被日本所打斷的。甲午海戰前中國的洋務運動如火如荼。甲午戰敗賠償接近三億兩白銀。，是當時日本國民生產總值的六倍。致使中國民生凋敝，資本主義工業化進程中斷，直接導致清朝崩潰，軍閥混戰空耗國力。1931年918之前的東北。奉係軍閥是中國軍閥混戰的勝利者。東北的第一條中國人投資建設的鐵路正在建設。第一家鋼鐵廠，第一家坦克工廠，第一家飛機製造廠都在籌建當中，設備已經從國外進口而來。這都是日本人所不能容忍的。於是918發生了整個東北的重工業落入了日本人手中。而不是像現在傳言的，日本人建設了東北的重工業。整個基本體係在張作霖時代已具雛形。之後都因此為基礎贏利而又再投入的結果。從此日本在中國有了固定的資源以及工農業基地，吸食中國血肉而強大自身。1937年盧溝橋事變前中國國民政府正在發起一場轟轟烈烈的新生活運動。建國後為人所熟知的大批老字號，基本上都是那時建立起來的。他們已經威脅到了日本的輕工業在華的利益。於是日本人又一次出手，打斷了中國的現代化進程。這是基本的曆史事實，有思考能力的人，應該都能夠看明白了。日本的戰略，始終從未改變，直至今日的釣魚島問題也是想借美國之力衰弱中國阻止中國的國家複興進程。在日本的這一戰略下。如今所有妄談中日友好的人，都是事實不清的糊塗蛋。
再來談談那些被中日友好人士整天掛在嘴上的所謂援助貸款。那些貸款被指定購買日本產品，其後後升級續維護費用，為日本產品打開中國市場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這些貸款究竟是對日本的作用大還是對中國的作用的是一個值得探討的問題。並且這些貸款均以日元結算。在日本廣場協議簽訂後日元大幅升值的過程中這些所謂的低息貸款到了還款時居然比商業貸款還要貴。那些所謂日本在中國發展經濟過程當中起過巨大作用的說法隻不過是欺人的謊言。
在戰後80年的時間內在日本也許曾有人認真思考過，中日如何和平共處而不是按照田中奏折尋求削弱和壓倒中國的方法，但是這樣的思想在日本從來就不是主流。今日的日本統治精英階層心中更是從未有過中日友好，所有的行為不過是緩兵之計。
通讀中國曆史，這是一個最讓我痛心疾首，也是最讓我百思不得其解的問題，今天，我終於弄通了，也終於獲得真解了。“瞧不起”的反麵是“瞧得起”。
什麽叫“瞧得起”？“瞧得起”他人至少必須要有與他人“平等”的心態，沒有“平等”心態的“瞧得起”（他人）是（對他人的）“羨慕”、“忌妒”，甚或是奴性的“巴結”；隻有以“平等”心態“瞧得起”他人的人，才是具有“自由”意誌的真正的“人”。反之，如果一個人永遠都不會有與他人“平等”的心態，且又不乏私心的“自傲”，他能“瞧得起”誰呢？到頭來他甚至會連自己也不可能“瞧得起”。這就是答案。到此，上麵的問題也可以直接轉換成為：中國人為什麽永遠都不可能會有與他人“平等”的心態？
首先，還是讓我們來看看中國人的“現實”，包括中國人在曆史之中的“現實”。
中國的統治者能“瞧得起”中國老百姓嗎？明擺著是不可能的。不要以為曾有人說過，“水能載舟，亦能覆舟”，“天視是我民視，天聽是我民聽”，乃至“民貴君輕”之類，可是我請那些依然在不斷重複這些儒家“屁話”的人們摸摸自己的“良心”，您自己“相信”這些“屁話”麽？退一萬步說，即使真出現了某一位偉大的“君主”，他真是“相信”老百姓“貴”於他自己，那麽我們要問，他究竟是因為什麽呢？俗話說，世上沒有無緣無故的愛，也沒有無緣無故的恨，“瞧得起”自然必須應該有“瞧得起”的理由。是因為深信“上帝”、“神”呢，還是因為深信“人人平等”的“真理”呢？在曆史上的中國人的心中，曾經有“上帝”、“神”和“人人平等”“真理”的位置麽？根本就沒有。中國統治者永遠都隻信仰維護其統治地位的“天命”以及其“家族”的“血統”——列祖列宗，除此之外，他們根本就無所謂“信”（仰）。而這也正就是中國統治者為什麽會永遠“尊孔”、“尊儒”的最深層的心理原因，因為孔儒所推崇的也正就是“親親尊尊長長”的“天命的血緣的宗法的人治的極權的專製的政治權力”本身，而這一切，正是統治者永遠都非常需要的。
統治者瞧不起老百姓，這是實情，那麽他們“瞧得起”彼此麽？他們的“彼此”是靠什麽來區分呢？靠“級別”，俗話說，“官高一級壓死人”，官高的人自然“瞧不起”官低的人；雖然下層官員不能不看高官們的“臉色”，但真正讓他們“瞧得起”的是高官的“級別”，而決不是“高官”的本人。別以為下屬對“長官”總是“唯唯諾諾”，隻要一旦“長官”從高位上掉下來，把他打得最狠的人恐怕也正就是他曾經的“下屬”。中國人應該還記得，僅僅四十年前中國“文化大革命”時期曾經發生過的曆史教訓？“主席”，“老帥”，“書記”，“某長”等等“稱號”又如何？居然保護不了擁有這些“稱號”的人們的性命。記住，千萬不要把這筆賬僅僅記在“毛澤東”一個人身上，如此的“記賬”絕對是錯誤的，最關鍵的還是中國傳統的永遠都不能“平等”待人的“儒家文化”，在這個意義上，中國的每一個人的“心”全都是“斜”的，從來就沒有“平”過。統治者的“心”向上“斜”，老百姓的“心”向下“斜”。可以這樣說，兩千多年來的中國人，從來就沒有“平等”待人這一說，更沒有這一念、這一想。這全都得“感謝”孔子及其儒家的“好”文化！這個“文化”把所有的中國人全都變成了“斜”（心、眼、耳、口……的）人。
中國（儒家）文人又能“瞧得起”誰呢？早就有人說過，“文人相輕，自古而然”。中國（儒家）文人真正“瞧得起”的惟一隻有一個東西，那就是“權力”，說白了是“暴力”。在“暴力”的“權力”麵前，中國文人最善於調侃：“在人屋簷下，不能不低頭”，“大丈夫處世，能屈能伸”。正是因此，曆史上的中國（儒家）文人全都是禦用文人和準禦用文人，真正不想成為禦用文人的文人極少極少，幾乎沒有。不說其他，如果不能成為“禦用文人”，誰又能進入得了《曆史》，即所謂能讓自己“青史留名”以及為家族“光宗耀祖”的《曆史》呢？所謂“禦用”，說白了即是想“當官”；說到底，文人與文人的關係，還是附屬於“官場”之中上級與下級的關係。中國（儒家）文人除了“官位”，對任何“人”都是“瞧不起”的。這是因為“人”都是需要有所附麗的，或附麗的是外在物化的“權力”、“官位”、“財富”等等，或附麗的是內在精神的“真理”的信仰或知識的“理性”等等，然而中國（儒家）文人除了外在物化的“權力”、“官位”等等之外，內在精神的附麗是絕對沒有的。這正是所謂中國（儒家）“文人相輕”的最深刻的根源。從現在的角度來看，心中沒有“真理”信仰或知識“理性”的附麗成分的中國（儒家）“文人”，的確是不可能“瞧得起”任何人的，甚至最終還可能包括“瞧不起”他們自己，因為他們自己事實上早就已經喪失了作為“人”的內在人格所不能不“附麗”的東西——對超驗的“神”—“上帝”或對先驗的真理的信仰，以及對“理性”知識的永遠開放性的、自由的追求。
如果說中國（儒家）文人竟然都瞧不起中國（儒家）文人自身，自然就更瞧不起作為中國普通農民和工匠、士兵的老百姓了。俗話說：“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到了今天有誰還不能把這種情形看得清清楚楚呢？中國曆史上的農、工、兵們，事實上全都是為曆史之中的“大人物”“跑龍套”的“零”，中國的“曆史”根本就與中國的農工兵們毫無關係。
至於中國廣大的老百姓，他們已是中國的最底層，他們瞧得起有“權”的，也瞧得起有“錢”的，也瞧得起有“名”的，惟獨沒有留下任何瞧得起自己的“理由”。他們有這樣的“理由”麽？孔儒們根本就不曾真正關心過他們的能夠“瞧得起”自己的“理由”，孔儒的眼睛裏永遠都隻有擁有“權力”的“勞心者”們。中國的老百姓是什麽？其實就是中國廣大農工兵等“勞力者”的“通稱”。孟子雲：“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說白了，中國的老百姓即是供給“勞心者”（統治者和文人）飯食、器具、勞役、服務等等的永遠不可能被人“瞧得起”的人們，包括也不可能被他們自己“瞧得起”。
上麵這所有一切的“瞧得起”或“瞧不起”的“根”是什麽？是“儒家文化”的“禮教”。什麽是“禮教”？說白了，即是中國人的永永遠遠的等級製度或索性即是“官場”的“宗教”。中國人到了今天還依然看不清楚儒家“仁義”的幌子，還在為孔儒的“仁義”搖旗呐喊；事實上，早在兩千多年前的老子就已經指出了“仁義”的虛偽，並早就已經強調說明，它才是真正為中國人的心靈永遠製造“混亂”的禍根（“夫禮，忠信之薄而亂之首。”）。正是因為這個“禍根”，中國人永遠都不可能在自己的心靈之中誕生“平等”人格的種子。而沒有了“平等”人格的種子，中國人就將永遠都不可能會“瞧得起”任何人。中國人眼中惟一所看到的就全都隻能是誰真正掌握了“暴力”，誰真正掌握了利用“暴力”所支持的“權力”，而這就是孔子儒家所謂的“聖君”，從而就有了“君君臣臣”，並且還與“父父子子”掛上了“親親尊尊長長”的“弦”，而有了這根“親親尊尊長長”的“弦”，也就有了“天命的血緣的宗法的人治的極權的專製的政治”的這個“調”，而有了這個“調”，也就有了中國文化中“血緣宗法政治”的“主旋律”；而有了這個“血緣宗法政治”的“主旋律”的“文化”，正就是我們今天還在一直歌頌不止的“偉大的”中國“儒家文化”。
說到底，正就是這個永永遠遠的“儒家文化”釀成了“中國人永遠瞧不起中國人”的“文化”的“禍根”。因為什麽？因為儒家文化永遠維護的惟一的就隻有以“暴力”——“權力”為“血緣宗法”核心的“禮教”，而正是這個永遠的“禮教”，使得在中國人的心靈之中便永遠也產生不了“超越”（於一切人類）的“神”——“上帝”，更產生不了“先驗”（於一切人類）的人人平等的“真理”，這就使得在中國，人與人平等的真理觀念就將永遠，並且無論如何都不可能在中國人的心靈裏生下根。所以在中國人的“心眼”裏，就隻能認“權力”，就隻能認“金錢”，就隻能認“名望”，而根本就不可能認“真理”，尤其不可能認人人平等的“真理”。然而在中國，任何“真理”乃至任何“理”，全都隻能是“權力”、“金錢”和“名望”的附庸，而“金錢”和“名望”又全都是“權力”的附庸，所以說到頭來在中國，隻有“權力”能夠吃得開：因為有了“權力”才能有“金錢”，有了“權力”才能有“名望”，更不要說有了“權力”才能有一切的“理”，更包括一切所謂的“真理”。“真理”在“權力”的麵前，永遠都隻能是一塊軟軟的“泥巴”，能夠被捏成任何的形狀。中國人更不能忘了，這個中國人的“權力”始終都還是“血緣宗法政治”的“權力”，而決不是“宗教神法政治”的權力，更絕對不是“哲學憲法政治”的“權力”。中國人直到今天，還遠沒有把“血緣宗法政治”的“權力”改造成為“宗教神法政治”的“權力”，更不要說改造成為“哲學憲法政治”的“權力”。造成這種曆史性“改造”的最嚴重最巨大最深藏的曆史和現實的“障礙”，正就是中國“儒家文化”的頑固的“傳統”。
正是上麵所述的種種“禍根”，造成了“中國人永遠瞧不起中國人”的中國人“民族”文化的“劣根性”。回看中國曆史，中國人的這個“民族”文化的“劣根性”，真是徹底地害苦了兩千多年來的所有曾經生活過的中國人。
因為中國人瞧不起中國人，中國人的“國”隻能永遠都是“一盤散沙”之“國”；
因為中國人瞧不起中國人，中國人永遠都在“導演”“鷸蚌相爭，漁翁得利”的曆史故事，以至中國兩千多年來的皇朝，幾乎全都成了周邊驃悍的少數民族的專利，真正屬於正宗漢人的大一統皇朝幾乎就隻有漢朝和中國共產黨的毛朝；
因為中國人瞧不起中國人，中國人中的天才永遠遭了殃，中國人對於全人類文化和文明的貢獻，與中國人的“人口”（數量）不是成正比例，而是完全相反，成反比例；
因為中國人瞧不起中國人，中國人在任何地方、在任何時候、在任何領域，全都是千遍一律的“窩裏鬥”：“自相瞧不起”、“自相拆台”、“自相攻訐”、“自相迫害”、“自相殘殺”，最終，是“自取亡國之災”、“自取滅族之禍”。
按照日本前首相岸信介的說法，蔣介石的對日“以德報怨”包括四大內容：1、讓200多萬日本軍民平安返日；2、阻止列強如瓜分德國一般瓜分日本；3、保留天皇製度；4、放棄戰爭賠償請求權。岸信介認為，這四大“德政”，對日本的戰後複興，有巨大的實質貢獻。下文即逐一還原這四大“德政”產生的曆史邏輯。
“以德報怨”是日本媒體對蔣介石講話的概括
蔣介石的對日“以德報怨”問題，最早可以追溯到1945年8月15日所發表《抗戰勝利告全國軍民及世界人士書》。蔣氏在該講話中說道：
“我中國同胞們必知“不念舊惡”及“與人為善”為我民族傳統至高至貴的德性。我們一貫聲言，隻認日本贖武的軍閥為敵，不以日本的人民為敵。今天敵軍已被我們盟邦打倒了，我們當然要嚴密責成他忠實執行所有的投降條款，但是我們並不要報複,更不可對敵國無辜人民加以汙辱，我們隻有對他們為他的納粹軍閥所愚弄所驅迫而表示憐憫，使他們能自撥於錯誤與罪惡。要知道如果以暴行答複敵人從前的暴行，以奴辱來答複他們從前錯誤的優越感，則冤冤相報，永無終止，決不是我們仁義之師的目的。”
這篇由蔣氏親自撰寫、宣播的講話，其主旨是“不念舊惡”和“與人為善”，當中並無“以德報怨”的字樣；“以德報怨”這個詞，實際上是日本新聞媒體在報道蔣氏該講話時所代擬的標題。當然，蔣氏對日本媒體的這一概括，並無異議，而且多次引用（如1946年指示駐日代表朱世民），顯示相當認同。
“德政”一：蔣介石優待日本軍民，有需要依靠他們遏製中共勢力擴張的因素
蔣氏的講話，有明顯的針對性。其一：自明治維新以來，日本深受“社會達爾文主義”思潮的毒害，對“優勝劣汰”信奉到了變態的地步，這是其發動二戰的深層原因。蔣氏曾精細研讀孫中山《建國方略》，該書對“社會達爾文主義”有過深刻反思，認為基於“道德仁義”的“互助”才是人類社會進步的動力。其講話也確實對信奉“優勝劣汰”的日本產生了很大衝擊。九一八事變策劃者石原莞爾即認為講話愈加凸顯出了日本的戰敗不但因為軍事的失利，更因為道德的墮落。
但更重要的針對性，是國共政爭的現實需要。蔣氏對戰後受降問題十分焦慮，1945年9月9日，他在日記中寫道：“黨國之危機，九一八以來未有甚於今日者也。……此時唯一政策，在接受國內各地區敵軍之投降與繳械，其次為接受東北之失地。”受降意味著土地及物資，尤其是武器。按中共的要求，是就近受降；而按盟軍的指示，是隻能向蔣介石及其代表投降。一方麵，中共解放區與日軍占領區犬牙交錯，而國民黨部隊大部分在後方，輸送頗費時日；另一方麵，日軍受盟軍指令隻能向國民政府投降，但同時又受到中共部隊要求受降的軍事壓力。此種情形下，蔣介石選擇的辦法，是與日軍“合作”：蔣要求已經投降的日軍不得放棄武裝，在國民黨軍隊抵達放區之前，必須堅守陣地。
8月15日的“不念舊惡”、“與人為善”的講話，顯然有安撫日軍、激勵其替國民政府堅守陣地的目的。8月18日，岡村寧次即公開回應“所有武器、裝備、器材一律移交給中央政府，不但不接受中共的任何要求，且必要時將斷然采取自衛武力行動”，也很顯然與蔣氏15日的講話有莫大關係。稍後，9月11日，日本駐中國派遣軍總司令部改稱“中國戰區日本官兵善後總聯絡部”，而其原有架構，則全然未動，僅更名而已；已經辦理投降宣誓手續的日本官兵，也不稱戰俘，而稱作“徒手官兵”，其原有部隊的指揮體係亦繼續維持；且“徒手官兵”納入國民政府軍的補給體製，與國軍官兵享受同等補給，拿同等薪資。而日軍為了替國民政府守住陣地和物資，自8月15日宣布投降，至次年1月10日，僅華北地區死傷及失蹤不明人數，即達9000餘人。
基於上述的政治背景，在華日本軍民在之後的遣返問題上頗受優待，也就不足為奇了。據日本防衛廳統計，日本宣布投降時，其在中國的總兵力有1847800人，包括中國“本土”1055700人，東北66400人，台灣128100人。其中由國民政府負責的受降區，有日本現役軍人1183800人，平民999470人，合計需遣返2183270人。這些被國民政府遣返的日本軍民，事後大都對蔣介石感懷不已。其緣由有三：其一，遣返效率頗高，國民政府動用了中國航運力的80%來運輸這些歸心似箭的日本軍民，1946年7月即遣返完畢；其二，國民政府允許每位遣返的日本軍民，可帶1000日圓回國，較之其它戰區不許攜帶任何錢幣財物，有天壤之別；其三，允許每位日本軍民攜帶30公斤行李回國，其時，日本國內因長年供應戰爭且飽受美軍轟炸，糧食及物資極端匱乏，攜行李回國的日本軍民，生活往往因此比本國居民更寬裕。60年代以後，以這批軍民為基本骨幹，日本成立了許多以“感謝蔣介石”為宗旨的“日華親善協會”一類的民間組織。許多人還為蔣介石建廟立碑以示紀念，如劉紹唐主編《民國大事日誌》1985年3月4日條下就記載有：“日本人建‘以德報怨之碑’於千葉縣呷町，以示對我先總統蔣公永誌不忘。”
“德政”二：蔣經國說，為防止蘇聯占領日本，中國中止了對日派遣軍
日本戰後沒有像德國一般被瓜分占領，與蔣介石放棄派遣軍隊占領日本或許有關。其曆史根源，可追溯到1943年的開羅會議。會議期間，羅斯福曾向蔣氏探詢過中國派軍隊占領日本的意願，蔣氏以無力負擔婉拒。美國稍後遂製定了一個美英蘇中四國占領日本的計劃，但因日本放棄“本土決戰”選擇無條件投降而中止。美軍實際控製日本後，又製定了美軍主導、中國軍隊協防的新計劃。該計劃出於意識形態因素將蘇聯排斥在外，邀請中國則是為了消弭日本民眾當中仍普遍存在的“種族競爭”思想，避免給日本人造成一種白種人統治有色人種的印象。
據美國外交檔案記載，中美雙方一度就派兵赴日問題達成協議。按照協議，國民政府將於1946年底組織派遣軍15000人赴日，駐軍三年，美國將提供運輸器材及2500萬美元的軍事物資支持。但這一計劃最終沒有實施。中止的原因，蔣經國後來有一段解釋：“當時，美軍曾經洽請我國派遣占領軍，我們如果照辦，當然不會有人反對，可是蘇聯也就會堅持主張其為交戰國，應有權利派兵進駐。這樣一來，則日本便會像東西德、南北韓之形成分裂，陷於無法收拾的混亂局麵，為此，我們乃建議由美國一國的軍隊占領日本。”蔣介石自己也說：“如果中國軍隊進駐日本的話，我判斷蘇聯一定以此為借口使紅軍進駐。”
雖然在效果上，中國駐日派遣軍的退出，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製約了蘇聯，是個很可疑的問題，但蔣介石希望籍此遏製蘇聯的擴張，則是毋庸置疑的。抗戰末期，蔣經國曾與斯大林會商《中蘇友好同盟條約》，對蘇聯咄咄逼人的擴張欲望印象極深。據蔣經國回憶——斯大林問蔣經國：“你們對外蒙古為什麽堅持不讓他‘獨立’？”蔣經國答：“你應當諒解，我們中國七年抗戰，就是為了要把失地收複回來，今天日本還沒有趕走，東北、台灣還沒有收回，一切失地，都在敵人手中；反而把這樣大的一塊土地割讓出去，豈不失卻了抗戰的本意？我們的國民一定不會原諒我們，會說我們‘出賣了國土’；在這樣情形之下，國民一定會起來反對政府，那我們就無法支持抗戰；所以，我們不能同意外蒙古歸並給俄國。”斯大林回應道說：“你這段話很有道理，我不是不知道。不過，你要曉得，今天並不是我要你來幫忙，而是你要我來幫忙；倘使你本國有力量，自己可以打日本，我自然不會提出要求。今天，你沒有這個力量，還要講這些話，就等於廢話！”蔣經國反問：“你為什麽一定要堅持外蒙古‘獨立’？外蒙古地方雖大，但人口很少，交通不便，也沒有什麽出產。”斯大林說：“老實告訴你，我之所以要外蒙古，完全是站在軍事的戰略觀點要這塊地方的。……非要把外蒙古拿過來不可！”如此鋒芒，不能不讓蔣氏父子如芒在背。
“德政”三：蔣介石提議“由日本國民依照自身的意思來決定”天皇的存廢
日本天皇製度的保留，雖然主要取決於美國占領軍方麵的的態度。但《波茨坦宣言》中，預先為天皇製度的保留提供了法理保障，也是事實。1945年8月10日，日本政府表示願意以《波茨坦宣言》為基礎商談投降事宜，唯一要求是希望保留天皇製度。對此，美蘇英中四國商以後回應：“日本政府之最後形式，將依日本人民自由表示之意願定之。”這一條款，實際上成了以後日本新憲法中天皇條款存在的法理依據。
該條款的最早的提議者，正是蔣介石。據美國外交檔案記載，1943年11月23日，羅斯福在開羅會議期間就“戰後是否應該廢除日本天皇製，征求蔣委員長的意見”，蔣氏表示：“此將牽涉到日本政府的組織問題，為了避免在國際關係上犯了遺恨千載的任何錯誤，這個問題應該留待戰後由日本國民依照自身的意思來決定。”因為蔣氏的這一意見，開羅會議沒有將天皇製的存廢列入討論議程。蔣氏的意見，對日本天皇製的存廢，顯然不具備決定性作用；美國政府最後下定決心保留天皇製，已是占領日本之後的事情。但相比其他就天皇存廢公開表態的國家而言（如蘇聯、菲律賓等），中國是唯一持善意中立態度者。而1945年中國國內輿論，廢除天皇製的呼聲其實也極高。蔣氏既沒有支持這種呼聲，也沒有反對這種呼聲，而取“日本國民依照自身的意思”這樣的中立態度，顯然，既有不能逆國內民意的考慮，也有需照顧200餘萬日本在華軍民情緒的客觀需要，誠如曾擔任國軍軍官的曆史學家黃仁宇所言：“終戰時日軍百餘萬仍占領中國大部所有重要城市鐵道港口，當中發生任何事故，都足以為患深遠或至不可收拾”——天皇製度，恰恰是這些在華日軍的精神圖騰，蔣氏無論如何，不可能在此刻公開主張廢除天皇製來刺激他們。
“德政”四：“反對報複性賠償”，但實際僅得到2200多萬美元物資設備
岸信介將“放棄戰爭賠償請求權”算入蔣介石的“以德報怨”政策當中，其實是個誤解，應該修正為“反對報複性賠償”。“放棄戰爭賠償請求權”是蔣氏敗退台灣之後，在美、日的壓迫下的不得已之舉，算不得什麽“以德報怨”。
日本侵華十餘年，中國損失巨大。1943年11月23日開羅會議期間，蔣介石與羅斯福會談提出：戰後日本可用實物作為支付中國賠償的一部分，日本的許多工業機械與設備、軍艦與商船、車輛等，可移交中國。羅斯福對此表示讚同。此中不難看出，蔣氏更關注戰爭賠償對中國迅速恢複工業化的幫助。1945年的《波茨坦宣言》，則明確了中、美、英三國的對日索賠原則：1、盟國不向日本索取現金賠償，但令日本也工業設備及生產品等實物賠償，以消除去戰爭潛力；二、盟國像日本索取賠償設備與產品的同時，須顧及日本戰後能維持一合理的經濟生活水準。總體而言，即蔣氏在《抗戰勝利告全國軍民及世界人士書》中所謂的“我們並不要報複”，反對“反對報複性賠償”。之所以如此，與盟國充分吸取了一戰後的索賠政策的教訓有很大關係。
但因為美、蘇、英等大國操控下的處理戰後賠償問題的遠東委員會爭執不休，對日索賠決議在無限期的討論中最終流產。直到1947年4月，美國政府才決定拋開遠東委員會，采取單獨行動，拿出部分設備先行予以拆賠，這部分物資分配給因日本侵略受害最深的中國、菲律賓、緬甸等國。至此，對日索賠才真正付諸實施。但這項暫行指令，在1949年5月又被美國喊停，原因是國共內戰的結局已經明朗化，美國政策已轉向扶植而非壓製日本。在這期間，中國政府從日本拆遷裝運回國的物資設備，僅為2200多萬美元，而國民政府行政院賠償委員會提供的抗戰八年中國損失數據是：人口傷亡12784974人，財產損失559億4384萬4000美元，其中，1931-1937年間的損失，及東北、台灣和解放區的數據，尚未算入其中。
拆賠被美國喊停後，國民政府也曾表示過公開抗議，但其無效也可想而知。1950年10月，杜勒斯向台灣“駐美大使”顧維鈞提議放棄對日索賠，顧雖然表示拒絕，但台灣“外交部”則已經做好了心理準備，“關於賠償問題，我於不得已時可酌情核減或全部放棄”。1951年的舊金山和約，為了換取日本一句模棱兩可的承認“中華民國”為中國唯一合法政府的表述，台灣當局連日本的勞役服務賠償權利也被迫一並放棄了，而其他舊金山和約國則仍然享有該項權利。[詳細]
結語
蔣氏善待日本在華軍民，實屬國共政爭的形勢使然；對天皇製度的存廢持中立態度，也有不欲刺激在華日本軍民的考慮；至於阻止列強瓜分日本，動機在於遏製對中國威脅極大的蘇聯勢力的擴張；“反對報複性賠償”，則係盟國商定的原則性索賠方針，並非蔣氏一人意見；而“放棄戰爭賠償請求權”，則純屬美、日壓迫所致，並非蔣氏之本意，自然也算不得什麽“以德報怨”之舉。通觀蔣氏整個對日“以德報怨”政策，其利益著眼點仍在自身，而不在日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