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罪責的追究
——二戰勝利七十周年思辨之一
今年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勝利七十周年紀念年。
當年作為二戰軸心國的德、意、日三國中，德國和意大利整個民族和國家已經從那段曆史沉痛教訓中徹底脫胎換骨獲得新生，得到全世界普遍認同。唯有日本，因為戰後特殊的原因成為一個怪胎，至今還和二戰時未曾消散的陰魂勾勾搭搭、拉扯不斷、明通款曲、暗送秋波，仍然年年招魂拜鬼，年年陰陽勾聯。
對於二十世紀上半葉日本發起的侵華和太平洋戰爭罪責，誠如眾所共識，固然首先應該追究日本天皇、日本軍部和日本政府高層的責任，這是毫無疑義的。二戰結束後，之所以沒有追討日本天皇的罪責，並非日本天皇無罪可究，而是有人出於一己私利，欲借助日本天皇在日本社會的傳統權威達到統治日本社會，進而包攬利用日本的綜合資源、戰略地位和地緣政治為自己的全球戰略謀取私利的目的。與戰後德國被美、蘇、英、法等戰勝國共同占領不同，當時占領日本的隻有一家獨大的美國，由獨沽一味的占領者根據一己的需要隨意揉捏決定日本乃至周邊本不屬於日本領土的那些島嶼的命運，由此衍生的一係列結果就失去了公平、公道、公理和公義，導致許多原本清晰無疑的曆史舊賬如今盤根錯節，令當事國之間產生齟齬、矛盾從而使主事者從中漁利，成為一筆極具爭議的糊塗賬，難以一一恢複原本應有之義，無法達成相關國家的共識。
如果將上述所應追究的諸項戰爭罪責放置在當時的曆史環境之下進一步深究，這些戰爭決策者畢竟隻占社會總人口的極少數。倘若沒有廣泛的社會基礎，他們的政治能量就極其有限，很難振臂一呼就將整個日本民族成功地捆綁在滾滾開動的戰車上。到底什麽是發動這場戰爭的社會基礎？這是至今未能引起世人深思和重視的嚴重問題。
仔細回顧日本發動侵華和太平洋戰爭的整個曆史過程，我們發現日本社會除了占人口比例極少數的日本共產黨曾經有過微弱的反戰聲音之外（我們在此應當向這些為數不多的反戰日本良心表示敬意，盡管他們很快就被政府投入監獄而銷聲匿跡），幾乎沒有其他社會政界、黨派、軍界、知識階層和社會工農大眾在政府開動戰爭機器時發出任何反對的聲音。相反，我們隨便就可以找到來自民間對於日本天皇、軍界和政府決策戰爭的支持和響應，很容易發現日本軍國主義的毒瘤有著廣泛的社會基礎和豐沃的民間土壤。當軍國主義戰車隆隆啟動時，日本社會上下一致的民族戰爭意誌，絲毫不遜於——甚至可以說遠遠強於侵華戰爭發動之後我中華民族對於抵禦外辱、反對侵略的民族意誌。這邊廂在我們民族麵臨著日寇鐵蹄蹂躪之際還糾纏於“攘外必先安內”，以及各方軍閥劃地割據的時候，那邊廂日本社會整體卻為了開動戰爭機器而真正實行了全民族的“萬眾一心”。為什麽我中華民族擁有數倍於日本的人口，擁有數十倍於日本的國土，卻奈其入侵魔爪於不何？除了當時我們國力確實不濟之外，我們的民心不齊當是最為重要的原因。日本軍隊在二戰中每取得一個戰役、戰鬥的勝利，都和日本整個民族、整個社會的全力支持密不可分；日本軍隊在被侵略國及其本土每受到一次挫折、失敗乃至最後投降，都能夠感受到日本整個民族而不是個別人或少數高層彌漫在焦慮、凝重、沮喪和絕望的氛圍之中。
概言之，日本民族具有強烈的憂患意識和整體意識。這本是很值得我們中華民族學習和仿效的地方。但是，當憂患意識和整體意識在被軍國主義駕馭之時，就會成為戰爭的溫床。今天，日本國民很少從自身（個人）角度反思日本在二戰時所犯下的罪行。他們似乎認為那是他們祖上時政府的事，和他們自身的階層、他們自己作為整體一分子沒有什麽幹係。他們不認為那時開動外侵戰車的狂人和他們自己有著千絲萬縷的聯係，而認為戰爭罪責與他們自己相去甚遠。他們沒有意識到正是由於身處與他們地位相同的每一位平民，都竭力盡責支持戰爭的決策者以期從戰爭行為中獲取國家、社會乃至自身的實在利益，才能夠為外侵戰車加足馬力從而使戰爭由飄渺的思緒成為嚴峻的現實。他們甚至認為作為一介平民，他們自己就是戰爭的受害者而不是戰爭的加害者。他們至今認為紀念戰犯的行為完全合乎他們的民族傳統和道德標準，無悖於國際關係準則，而他們在靖國神社的追思慎遠隻是遵行民族傳統而不是承接、延續戰犯們的軍國主義幽靈進而無形中為下一場戰爭積聚能量並為其找尋道義理由。
作為那場戰爭的最大受害者，我們則為了顯示自己的包容大度及和平願望，僅僅將戰爭的罪責最小限度地限製在對日本軍部、日本政府那少數戰犯範圍內，頂多還加上對日本天皇的追究上，卻羞於追究全力支持戰爭決策的日本廣泛的社會基礎的罪責並放棄戰爭賠償，還美其名曰將少數戰爭發動者和廣大日本人民區別開來。在社會的金字塔中，政府和人民之間從來就沒有什麽不可逾越的鴻溝。在有些情況下，我們可以看到的是有什麽樣的政府就有什麽樣的人民，譬如在八十年代後的二、三十年間，中國政府決策者無所不用其極地全麵追求經濟實惠，全盤放棄理想信仰，以致出現十億人民九億商以及社會道德全麵淪喪的人民；更多的時候，我們會發現有什麽樣的人民就會有什麽樣的政府這種情形。如果戰前大多數日本人民不是那麽一致支持政府所為，日本決不會是昨天的日本；如果戰後大多數日本人民都能從自身對國家發展方向形成的責任方麵反省曆史，日本也絕不會是今天的日本。這就是我們敦促日本人民從自身角度反省戰爭責任的初衷。其實，讓每一個日本民眾從心底認知他們對於那場戰爭的社會罪責，並不是要求他們對戰爭受害者進行任何物質性補償，而是要他們從心底裏時刻警惕著他們的政府一旦撩動下一場戰爭的心思時就將其撲滅於青萍未起之初。
作者：哈爾濱冰鋒劍道 共識網 2014-12-29
摘要：否認了“核心神話”，對於一個民族來說無異於“揮刀自宮”。這就是為什麽日本的首相會一次又一次地參拜靖國神社;這就是日本的政治家為什麽會一次又一次地否認“南京大屠殺”;這也是為什麽像《永遠的零》、《男人的大和號》、《吾為君亡》、《啊!海軍》這些“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問我“何所雲”。《永遠的零》是一部讓日本極其糾結，更讓中國人深感費解的電影。
參拜過靖國神社的日本首相，都深得日本民心，任期較長。
一年前的12月31日，日本首相安倍晉三稱，電影讓他深受感動;一年後的今天，安倍晉三成功連任。中國人在情感上無法接受，為什麽安倍晉三會連任?中國人更好奇，《永遠的零》到底講了什麽?
在過去的一年中，《永遠的零》早已通過互聯網潛入中國。但令人奇怪的是，與一年前主流媒體的“罵聲如潮”相比，一年來網友的反應卻是出奇地平靜。在網上，你幾乎找不到一篇像樣的評論。
一是因為時間已久，“憎日派”罵人的激情已冷;二是因為大多數中國人對這部電影根本沒有看懂。不僅那些逢日必反的“憎日派”看不懂，就連我身邊這些練習日本劍道的“知日派”也是一頭霧水。日本劍道進入中國已有17年。如今全國有大大小小的劍道館40多家，近兩萬人常年練習劍道。在今天的中國，這兩萬人可能是中國民間最為“知日”的一群。可即便是他們，也莫明其妙。它讓中國人產生了一連串的費解：
費解一：這是一部軍國主義電影嗎?不太像。影片描寫了戰後日本的淒慘，城市被夷為平地，到處是斷壁殘垣;軍人的遺孀遭人拐賣，母女倆饑寒交迫;影片描寫了戰爭的慘酷，軍人內心的恐懼和焦慮……
費解二：主角宮部久藏是一名軍國主義分子嗎?好像也不是。他從一開始就反對戰爭。每當有空戰，他就開著飛機躲在雲層裏。他的家庭夢想就是“活下去，陪在妻女的身旁”。
費解三，也是中國人最最想不明白的。宮部久藏明明不想死，為什麽最後還是開著飛機撞向了美國的航母。這個巨大的轉變是如何完成的?電影沒說，中國人更加費解。
費解四，宮部久藏死之前，把妻女托付給了一位青年的飛行員。所謂的“托付”就是讓對方娶自己的妻子，代替他“陪在妻女的身旁”。力所能及的事情自己不去做，反而讓別人“代勞”，這樣的托付中國人可能一萬年也做不出來。
最後，透過這部電影，最最讓中國人費解的就是：日本為什麽死不認錯?!
在大多數中國人心裏，如果日本誠懇地道個歉，首相不再去參拜靖國神社，那麽這一頁就算翻過去了——記住教訓，放棄仇恨，中日兩國還可以繼續做好鄰居。
但以我個人對日本的了解，我認為這純粹是一廂情願。日本政府永遠會用“遺憾”、“反省”的字眼來含糊其辭。對南京大屠殺、三光政策、731部隊、萬人坑這些累累罪行，他們要麽沉默，要麽否認。像《永遠的零》這樣的電影他們會一部接一部地拍下去，日本的政治家也會一而再，再而三地去參拜靖國神社。
這與日本右翼無關。這是日本政治精英、經濟精英、知識精英所達成的“潛在共識”，更是日本獨特文化所形成的獨特思維。這種獨特思維所表現出來的就是“糾結”：
一、糾結的才是英雄
魯思-本尼迪克特在《菊與刀》一書中說：在美國人看來，日本的軍國主義電影是他們看過的最好的“反戰電影”。無論是描寫日俄戰爭，還是“七七事變”，鏡頭裏展現的都是泥濘裏的行軍，鏖戰的困苦，你看不到勝利的場景和“萬歲衝鋒”……一家三代，曆經三次戰爭幸存的代表，他們成了瘸子、瞎子、殘廢人……
外國人從這些電影中看到的是“反戰”，而日本人自己看到的卻是“英雄主義”。日本人對英雄的定義與我們截然不同。中國人評倫英雄，首先要看他在“政治上是否正確”。孟子說：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毛澤東說：死有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還重;替法西斯賣力……就比鴻毛還輕。
在中國人看來，一個人立場錯了，還十分拚命，那就不是英雄，而是“倒行逆施”。但日本人不這麽看。日本人認為英雄與立場無關，而在於他是否“賣力”。如果這個人剛好又身陷“小情義”和“大情義”的矛盾之中，最後他舍卻“小情”，成全“大義”，那麽這個人就是大大的英雄。日本人對“情義”的定義大體分為以下幾個等級：
1、忠：對天皇、國家、法律的義務;
2、孝：對父母雙親、子孫後代的義務;
3、誠：對工作敬業的義務。
電影《啊，海軍》的主人公平田一郎糾結於“是上東京大學，成就個人的夢想;還是留在海軍，為天皇盡忠”;
電影《男人的大和號》的主人公糾結於“親情”和“忠誠”之間。明明知道出海就是死，但是他們為了“向天皇盡忠”，毅然選擇了死亡。
電影《山本五十六》的主人公糾結於“理智”還是“忠誠”之間。從理智上講，山本五十六堅決反對和美國開戰(不是質疑戰爭的正義與否，而是質疑能否打贏)，但隻要天皇一聲下令，他就死磕到底。
……
在日本人看來，經曆了“痛苦的糾結”，最後拚盡全力盡到了自己的本分，這樣的人就是英雄。他們既不會質疑戰爭是否正義，也不會質疑天皇的對錯。
《永遠的零》中的主人公宮部久藏是天皇的軍人。做為臣子，他有為天皇盡忠的義務;做為教官，他有率先垂範的義務;做為軍人，他有愛崗敬業的義務;做為戰友，他有共同進退的義務。他一直身處糾結之中。這種反複的糾結，讓他最終選擇了為天皇盡忠。對此，日本人心領神會，可中國人卻如雲裏霧裏。
沒有“痛苦的糾紛”就沒有戲劇性，沒有“盡到自己的本分”就算不上是英雄。有時候為了襯托英雄，文學作品會把這種“痛苦”搞到在外人看來“極其變態”的地步。日本的民族史詩《四十七浪人》中，有的武士為了給主公複仇，竟把妻子賣到妓院裏，籌集經費;有的為了證明自己的忠誠，竟要殺掉親妹妹;有的殺掉自己的嶽父;有的為了刺探情報，竟把妹妹送給敵人做小妾……
魯思-本尼迪克特說：日本人認為真正的強者應該能夠拋棄個人幸福而履行義務……近代以來，日本試圖建立某種可以淩駕於一切領域的道德標準時，他們常常選擇“誠”。
“誠”在日語是“賣力”、“全力以赴”的意思。站在日本人的角度，所有“為天皇拋棄個人幸福”並“賣力”的人都是“英雄”，無論他是賣力地侵略，賣力地屠殺，還是賣力地搞活人解剖。甚至那些自願到前線“賣力“地為士兵提供性服的日本慰安婦也是“英雄”。
日本是一個患有“強迫症”的民族，事事都力求完美。“小情小義”可以舍取，但必須要有一個交待。所以，能做到“兩全其美“的英雄才算完美。
二、糾結中的兩全其美
在《四十七浪人》的故事裏，將軍禁止武士私相複仇。浪人們雖然手刃仇人，卻同時違反了將軍的命令。為了給將軍一個交待，四十七人全部切腹自盡。日本的小學課本中對此的評論是“這真是兩全其美的辦法”。
《永遠的零》中男主人公宮部久藏也麵臨這樣的困境，於是他想到了一個“兩全其美”的辦法。那就是自己去死，而讓學生大石少尉娶自己妻子。中國人覺著不可思議，日本人卻認為這是人世間最完美的安排。
可問題是大石也很糾結：老師的托付是“小情小義”，為天皇去死卻是“大情大義”。這時候，解藥來了——天皇的《終戰詔書》。這是影片裏中國人最容易忽視的一幕。日本人深得《終戰詔書》的真義，片中所引用的恰恰是“精華”所在：朕欲忍所難忍，耐所難耐，以為萬世之太平……
天皇在的《終戰詔書》中沒有一絲一毫的懺悔。他想告訴國民的恰恰就是《永遠的零》中那句反複被提及的台詞“不管前路多艱辛，都要努力活下去!”
活下去!這是一個糾結了日本幾千年的難題。
三、活下去——永遠的糾結
日本是一個被火山、地震、海嘯、戰爭、貧窮、饑餓反複折磨的民族。“生存危機”像一把高懸在日本頭上的達摩克裏斯之劍，一方麵讓日本民族養成了堅韌不拔的個性和一絲不苟的做事態度，但另一方麵也令他變得行事偏激。
“活下去”成了這個民族的終極目標，成了他判斷一切的根本準繩，更成了他後來胡作非為的最好借口。尊王攘夷是為了“活下去”，明治維新是為了“活下去”，後來的“日清戰爭”、“日俄戰爭”、“九一八事變”、“七七事變”、“太平洋戰爭”據說都是為了“活下去”。電影《山本五十六》、《啊!海軍》都把太平洋戰爭的爆發歸咎於美國對日本鋼鐵和石油的禁運。
太平洋戰爭爆發後，山本五十六曾經讓參謀製定了一個進攻印度的計劃，據說是為了保護已經到手的新加坡。這就是典型的日本思維：若要保住日本，必先征服朝鮮;若要保住朝鮮，必須征服“滿洲”;若要保住“滿洲”，必須征服中國本部;若要保住中國，必須將英美趕出太平洋……
有人說：如果有一天日本要征服火星，那一定是為了保護地球。
實際上“活下去”已經成為當時日本最高的價值判斷和一切行為的借口。為了“活下去”，他可以策劃陰謀，編造謊言，突然襲擊，出爾反爾;為了“活下去”，在戰敗之後他可以委屈求全，撥出5000萬日元作經費設立“特殊慰安設施協會”，並在報紙上打廣告公開招募了6萬名日本婦女為美軍提供性服務。
“不管前路多艱辛，都要努力活下去!”在這樣的價值觀的統領之下，這個民族不會認為自己做錯了什麽。“追求生存”本無可厚非，可當“活下去”成為最高價值觀時，一個民族就變成了徹頭徹尾的現實主義者，他就不會去追求“公理、良知、正義、理想”這些抽象的與生存本身無關的東西。這種現實主義，讓日本缺乏抽象思維的能力和超越技術層麵的價值判斷。
在電影《山本五十六》、《啊!海軍》、《吾為君亡》、《男人的大和號》、《永遠的零》中，日本所有的“反思”都停留在細節之上。諸如：對美國的斷交書送晚了;應該優先發展海軍航空兵;不應該虐待體罰士兵;中途島之戰不應該在魚雷和炸彈之間換來換去……日本的反思從來也沒有上升到正義的高度和哲學的層麵。他認為自己所有的錯誤都是“技術上的失誤”。
做為局外人，縱觀日本。黃海海戰、對馬海戰、九一八事變、偷襲珍珠港，每一步棋都走得精彩絕倫，可連在一起卻是一盤臭棋。
沒有哲學，就沒有理性;沒有抽象，就沒有戰略。麥克阿瑟說：日本人的精神年齡隻有12歲。
理性缺如，自然神話橫行。實際上，二戰期間日本可能是所有參戰國家中最為迷信的一個。
四、糾結的“神族”
日本是一個桃太郎和聖鬥士星矢的民族，身形矮小卻心雄萬夫。曆史上，日本曾兩次挑戰中國的地區“霸權”。一次是公元663年，日本曾和唐帝國為爭奪朝鮮半島進行白江口之戰。公元1542年，豐臣秀吉為吞並朝鮮與明朝軍隊進行了長達六年的戰爭。
明治維新之後，日本發動日清戰爭、日俄戰爭、太平洋戰爭。每一次它都主動挑戰比他大幾倍、十幾倍，甚至是幾十倍的國家。為什麽日本會如此瘋狂?為什麽小小的日本會有如此大的野心?而這一切都必須從日本獨有的神道教說起。
神道教認為日本天皇是天照大神的直係子孫，是“萬世一係”的“現人神”。日本民族是神統禦之下的“神族”。
萬斯白是一位中國籍的意大利人。在“九一八”事變之後，他被哈爾濱的日本特務機關強征並招募為間諜。後來他在《日本在華的間諜活動》一書中，披露了一位皇族的日本特務機關長對他的訓話：
“日本民族是唯一神聖的民族，我們是天照大神的子孫。日本是地球上最神聖的民族，正是這個原因我們大和民族從來不與其他民族混血。我們的文化是神聖的，我們沒有精力將我們的文明灌輸給被我們征服的民族，他們應該直接被消滅。朝鮮人將敗於惡行，中國人將成為鴉片和其它毒品的犧牲者，俄國人將為伏特加所滅……你切莫發笑，天神是不撒謊的……”
如果你覺得這僅僅是個別瘋子的胡謅的話。那麽下麵這些例子則會向你證明日本人是多麽在意自己的“神話”。萬斯白講過這樣一個故事：一個日本憲兵被一名白俄酒鬼痛打了一頓，昏倒在街頭。刑事科的副巡斐陀羅夫(偽滿中的白俄雇員)捉到了打人者，並如實上報。結果，日本憲兵司令氣急敗壞：“你怎麽敢說一個酒醉的俄國人奪去了日本憲兵的武裝並痛打了他?你已經構成了侮辱日軍、侮辱神聖天皇的罪行。”
可憐的斐陀羅夫不得不在一名日本律師的“指導”之下重新寫報告，這在哈爾濱警界鬧出一個大笑話：
1933年6月5日晚22：00，日本憲兵賀本太君遇上一隊20人以上的青年共產黨員。他們叫囂著，毆打過路的公民。賀本太君勇敢地挺身上前，憑借武士道精神英勇自衛，與共產黨員們進行了殊死的搏鬥，雖然受了重傷，但還是擊退了共產黨，捉住了他們的領袖。我身居“滿洲國”警察局的副巡，把賀本的英勇行為呈報給日本當局。他是光榮日軍的代表，真正的武士，他的英雄行為讓我們充滿著敬仰和驚奇。
如果你覺著這荒謬至極，那麽更離譜的還在後麵。據萬斯白回憶：1932年4月，義勇軍在橫道河子(今黑龍江省牡丹江境內)突襲日軍，擊斃143人。可日本特務機關長土肥原卻說陣亡了4個人。
1932年，哈爾濱師團長多門中將上報“5月18日，1200名皇軍在鬆浦鎮(今哈爾濱鬆北區)與悍匪(東北義勇軍)遭遇，對方8000人……我軍損失14人，斃敵1214人。”可萬斯白說：真實的情況是，日軍趁夜強渡鬆花江，3500人隻有1676人順利登陸。6天之後，在江上撈起日軍907具屍體。15天後，又在江上撈起531具屍體。
在後來的平型關戰役中，日軍更是將陣亡人數上報為60人。
許多人中國人都有一個錯覺，那就是日本人做事精益求精，認真嚴謹，所以他是一個不會說謊的民族。可這種誠實僅僅體現在生活中。一旦涉及到他的“核心神話”，他什麽樣的謊言都說得出口。這裏麵的邏輯很簡單：
既然天皇是神，神就永遠不會錯;
既然日本是神統禦下的“神族”，皇軍就必須以一當十，以一當百;
既然日本是“神族”，那麽高貴的“神族”怎麽可能犯下像“南京大屠殺”、“七三一部隊”、“死亡行軍”那麽卑鄙的罪行?!
……
審判天皇，就等於告訴世人在“神”的指揮之下，日本犯了一個又一個愚蠢的錯誤。在東京審判中，甲級犯們爭先恐後地把戰爭的責任攬到自己的身上，一是盡臣子的本分，二是為了維護這不破的神話。(從1931年“九一八”——1945年戰敗，日本14年中換了15任首相。如果沒有天皇這樣的超然於各黨派、各軍種、各財閥之上的領袖，日本怎麽可能進行這樣大規模的侵略戰爭?所謂“下克上”的軍官，本質上都是天皇派出督戰的欽差。)
承認自己傷亡慘重，就等於承認自己不是百戰百勝的“神族”，那麽土地貧瘠，資源匱乏的日本還有什麽可以依靠的?!
如果日本不是神族，不是天生高人一等的話，他憑什麽統治中國人、朝鮮人、馬來人、緬甸人、俄國人、英國人?
承認了“南京大屠殺”、“七三一部隊”、“慰安婦”等一係列侵略罪行，那麽“神族”何以自立於世界?!
日本不是中國。中國可以把錯誤推到奸臣的身上;德國可以把錯誤推到納粹身上;英國可以把錯誤推到綏靖派身上;俄國可以把錯誤推到沙皇身上;美國可以推到總統身上……但日本不行!天皇是神，神要是錯了，那整個日本民族的存在就是一個錯誤;甲級戰犯也是天皇統禦下的神族，如果他們是卑鄙殘忍的，那整個“神族”有何顏麵再次成為“政治大國”?!
神道教創造出來的“神話”讓日本進退失據，在曆史麵前毫無回旋的餘地。
每個民族都有自己的“核心神話”，每個民族的行為都被它驅使：
猶太人堅信自己是“上帝的選民”，如果沒有這“神話”，他就不可能在2000年的迫害、驅逐、殺剹中生存下來;
俄羅斯人堅信自己是“彌賽亞的民族”，堅信自己是羅馬帝國的繼承者，別爾嘉耶夫說：俄羅斯，就其精神而言，負有解放各個民族的使命，卻往往成了它們的壓迫者，因而，總是招致敵意和猜忌，迄今還有待於我們克服。
美國人堅信自己是“自由的燈塔”，就像自由女神像下的詩中寫道：把你，那勞瘁貧賤的流民;那向往自由呼吸，又被無情拋棄，那擁擠於彼岸悲慘哀吟，那驟雨暴風中翻覆的驚魂全都給我!我高舉燈盞，佇立金門!在美國人看來，自己大戰小戰，都是為自由而戰。
中國人堅信自己曾經是世界的中心，而且必將再次成為世界的中心;
……
“核心神話”是一個民族的“精氣神”。否認了“核心神話”，對於一個民族來說無異於“揮刀自宮”。這就是為什麽日本的首相會一次又一次地參拜靖國神社;這就是日本的政治家為什麽會一次又一次地否認“南京大屠殺”;這也是為什麽像《永遠的零》、《男人的大和號》、《吾為君亡》、《啊!海軍》這些“內容如此雷同，麵目如此相似”的電影會接二連三地被人搬上大屏幕。日本的政治精英、商界精英、知識精英所做所想就是把這塊蒙上曆史汙垢的“核心神話”重新擦亮。
一定會有人說我言過其實。有人會說，參拜靖國神社的首相畢竟是個別的，不代表大多數日本國民。可是我請大家梳理一下，戰後凡是參拜過靖國神社的日本首相其任期都不短：
三木武夫在位2年(1974年12月9日——1976年12月24日);
福田赳夫在位2年(1976年12月24日——1978年12月7日);
中曾根康弘在位5年(1982年11月27日——1987年11月6日);
橋本龍太郎在位2年6個月(1996年1月11日——1998年7月30日);
小泉純一郎在位5年5個月(20014月26日——年2006年9月26日);
安倍晉三從2012年12月26日至今，在位兩年。和那些如同“走馬燈”一樣頻繁更換的首相相比，這些“拜鬼”的首相簡直就是“長期執政”。你能說他們的行為不是迎合了日本的民意嗎?!
有人會說，日本右翼是少數。不少旅日作家說，日本民眾是熱愛和平的。對此，我完全承認。可是你翻看日本曆史就會發現，大多數的民眾在曆史上不是懵懂的看客，就是狂熱的追隨者。日本的曆史從來都是由少數精英(武士、財閥、政客)主導的。這些精英通過哄騙、收買、煽動、威脅，最終讓沉默的大多數和他們一起維新，一起變革;一起瘋狂，一起奔向死亡。《永遠的零》中的公人主，最終還不是開著飛機撞向了美國的航母嗎?!
有人會說，現在在日本人的心中，天皇就是一個普通的人，沒有人把他當成神。對此，我完全承認。曆史上，天皇的地位也曾經被將軍取代過;今天則被駐日美軍取代。但是，一旦有一天美國撤出，日本的領土出現巨大的權力真空和信仰真空，天皇一定會再次被迎上“神位”。
法國哲學家勒龐說過：一個國家的政治製度，不是由理性決定的，而是由它的性格決定的。製度尚且如此，行為何嚐不是?!夢已碎，心未死，這就是日本眼下最大的糾結。一心想成為政治大國的日本需要喚起國民心中的武士道精神，更需要讓“核心神話”重新萌動。
筆者癡迷日本劍道，酷愛日本文化，在與日本劍道前輩的交往中受益良多，他們的知識和人格魅力令人折服。筆者絕沒有挑唆中日關係的意思，隻想通過自己有限的知識，告訴大家一個我心中“真實”的日本。《永遠的零》糾結著日本，也提醒著中國：我們沒有辦法選擇鄰居，就像烏克蘭沒有辦法“遠離”俄羅斯一樣，麵對這樣一個“神族”，除了壯大自己我們別無選擇。
按照日本前首相岸信介的說法，蔣介石的對日“以德報怨”包括四大內容：1、讓200多萬日本軍民平安返日；2、阻止列強如瓜分德國一般瓜分日本；3、保留天皇製度；4、放棄戰爭賠償請求權。岸信介認為，這四大“德政”，對日本的戰後複興，有巨大的實質貢獻。下文即逐一還原這四大“德政”產生的曆史邏輯。
“以德報怨”是日本媒體對蔣介石講話的概括
蔣介石的對日“以德報怨”問題，最早可以追溯到1945年8月15日所發表《抗戰勝利告全國軍民及世界人士書》。蔣氏在該講話中說道：
“我中國同胞們必知“不念舊惡”及“與人為善”為我民族傳統至高至貴的德性。我們一貫聲言，隻認日本贖武的軍閥為敵，不以日本的人民為敵。今天敵軍已被我們盟邦打倒了，我們當然要嚴密責成他忠實執行所有的投降條款，但是我們並不要報複,更不可對敵國無辜人民加以汙辱，我們隻有對他們為他的納粹軍閥所愚弄所驅迫而表示憐憫，使他們能自撥於錯誤與罪惡。要知道如果以暴行答複敵人從前的暴行，以奴辱來答複他們從前錯誤的優越感，則冤冤相報，永無終止，決不是我們仁義之師的目的。”
這篇由蔣氏親自撰寫、宣播的講話，其主旨是“不念舊惡”和“與人為善”，當中並無“以德報怨”的字樣；“以德報怨”這個詞，實際上是日本新聞媒體在報道蔣氏該講話時所代擬的標題。當然，蔣氏對日本媒體的這一概括，並無異議，而且多次引用（如1946年指示駐日代表朱世民），顯示相當認同。
“德政”一：蔣介石優待日本軍民，有需要依靠他們遏製中共勢力擴張的因素
蔣氏的講話，有明顯的針對性。其一：自明治維新以來，日本深受“社會達爾文主義”思潮的毒害，對“優勝劣汰”信奉到了變態的地步，這是其發動二戰的深層原因。蔣氏曾精細研讀孫中山《建國方略》，該書對“社會達爾文主義”有過深刻反思，認為基於“道德仁義”的“互助”才是人類社會進步的動力。其講話也確實對信奉“優勝劣汰”的日本產生了很大衝擊。九一八事變策劃者石原莞爾即認為講話愈加凸顯出了日本的戰敗不但因為軍事的失利，更因為道德的墮落。
但更重要的針對性，是國共政爭的現實需要。蔣氏對戰後受降問題十分焦慮，1945年9月9日，他在日記中寫道：“黨國之危機，九一八以來未有甚於今日者也。……此時唯一政策，在接受國內各地區敵軍之投降與繳械，其次為接受東北之失地。”受降意味著土地及物資，尤其是武器。按中共的要求，是就近受降；而按盟軍的指示，是隻能向蔣介石及其代表投降。一方麵，中共解放區與日軍占領區犬牙交錯，而國民黨部隊大部分在後方，輸送頗費時日；另一方麵，日軍受盟軍指令隻能向國民政府投降，但同時又受到中共部隊要求受降的軍事壓力。此種情形下，蔣介石選擇的辦法，是與日軍“合作”：蔣要求已經投降的日軍不得放棄武裝，在國民黨軍隊抵達放區之前，必須堅守陣地。
8月15日的“不念舊惡”、“與人為善”的講話，顯然有安撫日軍、激勵其替國民政府堅守陣地的目的。8月18日，岡村寧次即公開回應“所有武器、裝備、器材一律移交給中央政府，不但不接受中共的任何要求，且必要時將斷然采取自衛武力行動”，也很顯然與蔣氏15日的講話有莫大關係。稍後，9月11日，日本駐中國派遣軍總司令部改稱“中國戰區日本官兵善後總聯絡部”，而其原有架構，則全然未動，僅更名而已；已經辦理投降宣誓手續的日本官兵，也不稱戰俘，而稱作“徒手官兵”，其原有部隊的指揮體係亦繼續維持；且“徒手官兵”納入國民政府軍的補給體製，與國軍官兵享受同等補給，拿同等薪資。而日軍為了替國民政府守住陣地和物資，自8月15日宣布投降，至次年1月10日，僅華北地區死傷及失蹤不明人數，即達9000餘人。
基於上述的政治背景，在華日本軍民在之後的遣返問題上頗受優待，也就不足為奇了。據日本防衛廳統計，日本宣布投降時，其在中國的總兵力有1847800人，包括中國“本土”1055700人，東北66400人，台灣128100人。其中由國民政府負責的受降區，有日本現役軍人1183800人，平民999470人，合計需遣返2183270人。這些被國民政府遣返的日本軍民，事後大都對蔣介石感懷不已。其緣由有三：其一，遣返效率頗高，國民政府動用了中國航運力的80%來運輸這些歸心似箭的日本軍民，1946年7月即遣返完畢；其二，國民政府允許每位遣返的日本軍民，可帶1000日圓回國，較之其它戰區不許攜帶任何錢幣財物，有天壤之別；其三，允許每位日本軍民攜帶30公斤行李回國，其時，日本國內因長年供應戰爭且飽受美軍轟炸，糧食及物資極端匱乏，攜行李回國的日本軍民，生活往往因此比本國居民更寬裕。60年代以後，以這批軍民為基本骨幹，日本成立了許多以“感謝蔣介石”為宗旨的“日華親善協會”一類的民間組織。許多人還為蔣介石建廟立碑以示紀念，如劉紹唐主編《民國大事日誌》1985年3月4日條下就記載有：“日本人建‘以德報怨之碑’於千葉縣呷町，以示對我先總統蔣公永誌不忘。”
“德政”二：蔣經國說，為防止蘇聯占領日本，中國中止了對日派遣軍
日本戰後沒有像德國一般被瓜分占領，與蔣介石放棄派遣軍隊占領日本或許有關。其曆史根源，可追溯到1943年的開羅會議。會議期間，羅斯福曾向蔣氏探詢過中國派軍隊占領日本的意願，蔣氏以無力負擔婉拒。美國稍後遂製定了一個美英蘇中四國占領日本的計劃，但因日本放棄“本土決戰”選擇無條件投降而中止。美軍實際控製日本後，又製定了美軍主導、中國軍隊協防的新計劃。該計劃出於意識形態因素將蘇聯排斥在外，邀請中國則是為了消弭日本民眾當中仍普遍存在的“種族競爭”思想，避免給日本人造成一種白種人統治有色人種的印象。
據美國外交檔案記載，中美雙方一度就派兵赴日問題達成協議。按照協議，國民政府將於1946年底組織派遣軍15000人赴日，駐軍三年，美國將提供運輸器材及2500萬美元的軍事物資支持。但這一計劃最終沒有實施。中止的原因，蔣經國後來有一段解釋：“當時，美軍曾經洽請我國派遣占領軍，我們如果照辦，當然不會有人反對，可是蘇聯也就會堅持主張其為交戰國，應有權利派兵進駐。這樣一來，則日本便會像東西德、南北韓之形成分裂，陷於無法收拾的混亂局麵，為此，我們乃建議由美國一國的軍隊占領日本。”蔣介石自己也說：“如果中國軍隊進駐日本的話，我判斷蘇聯一定以此為借口使紅軍進駐。”
雖然在效果上，中國駐日派遣軍的退出，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製約了蘇聯，是個很可疑的問題，但蔣介石希望籍此遏製蘇聯的擴張，則是毋庸置疑的。抗戰末期，蔣經國曾與斯大林會商《中蘇友好同盟條約》，對蘇聯咄咄逼人的擴張欲望印象極深。據蔣經國回憶——斯大林問蔣經國：“你們對外蒙古為什麽堅持不讓他‘獨立’？”蔣經國答：“你應當諒解，我們中國七年抗戰，就是為了要把失地收複回來，今天日本還沒有趕走，東北、台灣還沒有收回，一切失地，都在敵人手中；反而把這樣大的一塊土地割讓出去，豈不失卻了抗戰的本意？我們的國民一定不會原諒我們，會說我們‘出賣了國土’；在這樣情形之下，國民一定會起來反對政府，那我們就無法支持抗戰；所以，我們不能同意外蒙古歸並給俄國。”斯大林回應道說：“你這段話很有道理，我不是不知道。不過，你要曉得，今天並不是我要你來幫忙，而是你要我來幫忙；倘使你本國有力量，自己可以打日本，我自然不會提出要求。今天，你沒有這個力量，還要講這些話，就等於廢話！”蔣經國反問：“你為什麽一定要堅持外蒙古‘獨立’？外蒙古地方雖大，但人口很少，交通不便，也沒有什麽出產。”斯大林說：“老實告訴你，我之所以要外蒙古，完全是站在軍事的戰略觀點要這塊地方的。……非要把外蒙古拿過來不可！”如此鋒芒，不能不讓蔣氏父子如芒在背。
“德政”三：蔣介石提議“由日本國民依照自身的意思來決定”天皇的存廢
日本天皇製度的保留，雖然主要取決於美國占領軍方麵的的態度。但《波茨坦宣言》中，預先為天皇製度的保留提供了法理保障，也是事實。1945年8月10日，日本政府表示願意以《波茨坦宣言》為基礎商談投降事宜，唯一要求是希望保留天皇製度。對此，美蘇英中四國商以後回應：“日本政府之最後形式，將依日本人民自由表示之意願定之。”這一條款，實際上成了以後日本新憲法中天皇條款存在的法理依據。
該條款的最早的提議者，正是蔣介石。據美國外交檔案記載，1943年11月23日，羅斯福在開羅會議期間就“戰後是否應該廢除日本天皇製，征求蔣委員長的意見”，蔣氏表示：“此將牽涉到日本政府的組織問題，為了避免在國際關係上犯了遺恨千載的任何錯誤，這個問題應該留待戰後由日本國民依照自身的意思來決定。”因為蔣氏的這一意見，開羅會議沒有將天皇製的存廢列入討論議程。蔣氏的意見，對日本天皇製的存廢，顯然不具備決定性作用；美國政府最後下定決心保留天皇製，已是占領日本之後的事情。但相比其他就天皇存廢公開表態的國家而言（如蘇聯、菲律賓等），中國是唯一持善意中立態度者。而1945年中國國內輿論，廢除天皇製的呼聲其實也極高。蔣氏既沒有支持這種呼聲，也沒有反對這種呼聲，而取“日本國民依照自身的意思”這樣的中立態度，顯然，既有不能逆國內民意的考慮，也有需照顧200餘萬日本在華軍民情緒的客觀需要，誠如曾擔任國軍軍官的曆史學家黃仁宇所言：“終戰時日軍百餘萬仍占領中國大部所有重要城市鐵道港口，當中發生任何事故，都足以為患深遠或至不可收拾”——天皇製度，恰恰是這些在華日軍的精神圖騰，蔣氏無論如何，不可能在此刻公開主張廢除天皇製來刺激他們。
“德政”四：“反對報複性賠償”，但實際僅得到2200多萬美元物資設備
岸信介將“放棄戰爭賠償請求權”算入蔣介石的“以德報怨”政策當中，其實是個誤解，應該修正為“反對報複性賠償”。“放棄戰爭賠償請求權”是蔣氏敗退台灣之後，在美、日的壓迫下的不得已之舉，算不得什麽“以德報怨”。
日本侵華十餘年，中國損失巨大。1943年11月23日開羅會議期間，蔣介石與羅斯福會談提出：戰後日本可用實物作為支付中國賠償的一部分，日本的許多工業機械與設備、軍艦與商船、車輛等，可移交中國。羅斯福對此表示讚同。此中不難看出，蔣氏更關注戰爭賠償對中國迅速恢複工業化的幫助。1945年的《波茨坦宣言》，則明確了中、美、英三國的對日索賠原則：1、盟國不向日本索取現金賠償，但令日本也工業設備及生產品等實物賠償，以消除去戰爭潛力；二、盟國像日本索取賠償設備與產品的同時，須顧及日本戰後能維持一合理的經濟生活水準。總體而言，即蔣氏在《抗戰勝利告全國軍民及世界人士書》中所謂的“我們並不要報複”，反對“反對報複性賠償”。之所以如此，與盟國充分吸取了一戰後的索賠政策的教訓有很大關係。
但因為美、蘇、英等大國操控下的處理戰後賠償問題的遠東委員會爭執不休，對日索賠決議在無限期的討論中最終流產。直到1947年4月，美國政府才決定拋開遠東委員會，采取單獨行動，拿出部分設備先行予以拆賠，這部分物資分配給因日本侵略受害最深的中國、菲律賓、緬甸等國。至此，對日索賠才真正付諸實施。但這項暫行指令，在1949年5月又被美國喊停，原因是國共內戰的結局已經明朗化，美國政策已轉向扶植而非壓製日本。在這期間，中國政府從日本拆遷裝運回國的物資設備，僅為2200多萬美元，而國民政府行政院賠償委員會提供的抗戰八年中國損失數據是：人口傷亡12784974人，財產損失559億4384萬4000美元，其中，1931-1937年間的損失，及東北、台灣和解放區的數據，尚未算入其中。
拆賠被美國喊停後，國民政府也曾表示過公開抗議，但其無效也可想而知。1950年10月，杜勒斯向台灣“駐美大使”顧維鈞提議放棄對日索賠，顧雖然表示拒絕，但台灣“外交部”則已經做好了心理準備，“關於賠償問題，我於不得已時可酌情核減或全部放棄”。1951年的舊金山和約，為了換取日本一句模棱兩可的承認“中華民國”為中國唯一合法政府的表述，台灣當局連日本的勞役服務賠償權利也被迫一並放棄了，而其他舊金山和約國則仍然享有該項權利。[詳細]
結語
蔣氏善待日本在華軍民，實屬國共政爭的形勢使然；對天皇製度的存廢持中立態度，也有不欲刺激在華日本軍民的考慮；至於阻止列強瓜分日本，動機在於遏製對中國威脅極大的蘇聯勢力的擴張；“反對報複性賠償”，則係盟國商定的原則性索賠方針，並非蔣氏一人意見；而“放棄戰爭賠償請求權”，則純屬美、日壓迫所致，並非蔣氏之本意，自然也算不得什麽“以德報怨”之舉。通觀蔣氏整個對日“以德報怨”政策，其利益著眼點仍在自身，而不在日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