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國共兩黨抗戰中各自的戰略角色
共產黨曾經在評價抗戰曆史的功績問題上犯過以偏概全的錯誤：過於強調共產黨的抗戰功績，而輕忽了國民黨的抗戰功績。這是事實。在兩黨相互視為政治敵手的時代，這種錯誤也是可以理解的；正如國民黨在同樣的曆史領域及其統治地區，也曾經輕忽過共產黨的抗戰功績一樣。隻是國民黨占據的地域相對窄小，影響力沒有那麽大，所以現在沒有引起人們的注意罷了。當然，共產黨這種對於曆史評價以偏概全的錯誤不能因為可以理解，而且國民黨也曾同樣輕忽過共產黨，就認為可以接受。不，曆史事實是任何人都不可以抹殺的。好在共產黨方麵現在已經撇開政治因素，較為全麵客觀地評價了國民黨在抗戰中的功績，給與曾經的政治敵手以客觀而積極的評價。這是一種政治自信的表現。
現在，有人為了所謂“真正的曆史”而犯同樣的錯誤。他們以偏概全地羅列了國民黨在抗戰中一係列的戰役、陣亡將領的名單等等，卻不屑於提及共產黨在抗戰中的作用，還美其名曰“真正的曆史”。他們沒有意識到自己正犯著以偏概全的錯誤。其實，無論國共，隻要從民族大義出發，堅決抗敵，都屬民族英雄，都值得全民族的稱頌和紀念。
本文的目的，不是從戰役角度來評判國共兩黨在抗戰中的功績，隻是想從戰略角度分析國共在抗戰中的各自角色，以及各自角色所應承擔的責任。
日本侵略中國，是甲午戰爭的延續。中國在甲午戰爭失敗後賠償日本的巨額財物，養肥了整個日本民族，也使日本朝野食髓知味，更加覬覦中國這塊肥肉。日本侵華，可以說不僅是政府行為，也是得到社會、民間上下認同的民族行為。至少到目前為止，找不到日本民間哪怕稍有規模的反戰活動和反戰組織的有力記錄。所以，日本是積四十餘年時間和舉國之力來進行這場戰爭準備的。反觀中國，自甲午戰爭之後，積貧積弱，經曆了八國聯軍的蹂躪，經曆了第一次世界大戰後雖名為戰勝國卻慘遭世界列強分割主權的痛苦，民間底層遭受地主買辦、土豪惡霸、地方官吏和軍閥割據層層盤剝，苦不堪言，加上國民長期精神麻木，一盤散沙，讓外人不斷滋長宰割我中華沃土的企圖心和可能性。
當一九三七年七七事變日本開始全麵侵華時，日本無論經濟實力還是軍事實力都遠遠超越中國的綜合實力。日本正規軍的數量雖然少於中國的正規軍數量，但作戰質量卻遠超於中國。且看陸軍對比：日本陸軍數量近七十萬人，中國陸軍兩百萬人；日本有經過訓練的預備役七十餘萬，後備役近九十萬，及補充兵員兩百五十萬，中國僅有預備役五十萬。日本一個常設師與中國一個整編師相比，步騎槍比中國多1.5倍，輕重機槍多1.1倍，野榴山炮多3.1倍。另外，日本一個常設師還多有炮兵車和輜重車1000餘輛，坦克24輛。海、空軍對比更是日本占盡優勢。顯然，日本的整體作戰實力遠遠超出中國當時的整體作戰實力，這個結論是當時國共兩黨及知識界的共識。日本雖然遠涉東洋，但它是有備而來，它首要的戰略選擇就是尋求決戰，最好就是速戰速決，力求發揮自己的種種優勢一舉殲滅中國的有生軍事力量，然後通過對中國廣大地域的殖民統治達到以戰養戰和為日本資源短缺輸血的目的。那麽，怎樣才能充分發揮它們的戰略優勢呢？當然就是通過正規的大規模的戰役來殲滅中國的軍隊。因為在將士相向、槍炮交集的戰役對決中，日本的優勢顯而易見，它們不僅不怕而且渴望得到戰場上的決戰機會；它們害怕的是後方不穩、後勤供應不上、將士休眠不足、令它們的兵力優勢無以發揮的遊擊戰以及長期的持久戰爭。凡此種種，毛澤東在他的《論持久戰》中分析得淋漓盡致。堅持以遊擊戰為主，在取得局部優勢時適時發動戰役性的運動戰或陣地戰，同時最大範圍內開展敵後武裝鬥爭，是共產黨當時的抗戰指導原則。我想，這就是共產黨在抗戰中與日本作正麵戰役不多的原因之一吧？這種揚長避短的戰爭形式選擇本無可厚非。那些指責共產黨在抗戰中發動戰役少於國民黨的人，是否考慮過當時敵我雙方的實力和敵人的戰略意圖？
日本全麵侵華，不僅是民族對民族的戰爭，更直接的是政府對政府的戰爭。哪個政府對哪個政府呢？人們總不會認為是日本政府對延安的那個影響有限的共產黨地方政府吧？當然是日本政府對蔣委員長領導的中華民國中央政府了。作為執掌軍政財經外交大權的一國政府，領導軍隊抗擊外敵是理所當然、義不容辭的職責，即使不是承擔全部也應該承擔主要的抗敵責任。遺憾的是，日本侵略軍大跨步的入侵中國廣大腹地，占據了中華大半河山，蔣委員長的中央政府自始至終都沒有正式宣布對日宣戰。連鬆滬會戰、台兒莊戰役都敢打的堂堂中華民國中央政府，發一紙宣戰書激勵軍民全麵抗戰又有何難於啟齒？共產黨的八路軍、新四軍在抗戰中發動的有規模的戰役確實不如國軍那麽多，除了上述所及原因之外，看看八路軍、新四軍的軍隊規模、武器裝備、財務狀況和後勤供應及其駐地條件就可以知道何以如此了。何況到底是蔣委員長的中華民國中央政府及其武裝力量國軍實力強大，還是共產黨的八路軍、新四軍實力強大？名義上是前者在後者的領導之下抗戰，還是後者在前者的領導之下抗戰？兩相對比，答案不言自明。
大敵當前、亡國喪土危機之下，作為民族一分子，無論政黨領袖還是鄉野村民，無論學者教授還是年輕學子，無論富商巨賈還是販夫走卒，其所應盡的抗敵責任都是一樣的：人盡其才，物盡其用，有錢出錢，有力出力，目的都是救亡救國。然而，每個人的能力、職業、地位不同，所能夠動用的人力、物力、財力、戰鬥力和影響力不同，其所承擔責任的效果必然有所不同。論戰場殺敵，文弱書生難比赳赳武夫，論宣傳動員，草莽英雄難比學者教授，論禦敵作戰，雜牌武裝難比國家精銳，論經濟財氣，地方政權難比中央政府。這些都是常識。何以曆史過了這麽些年，有些人就健忘了？在抗戰時期，難道手握大權重兵的中華民國中央政府不該承擔抗戰禦敵的主力，反而需要與其領導下的八路軍、新四軍計較誰該成為抗敵主力？共產黨以前自稱是抗戰主力固然有誤，他們現在已經承認國民政府的國軍抵擋了日寇的正麵主力。國民黨在抗日戰爭中的曆次大小戰役戰鬥，確實是可歌可泣、值得永久載入史冊的，這一點中國人都沒有疑義。共產黨在抗日戰爭中的不屈不撓、浴血奮戰同樣可歌可泣，同樣值得永久載入史冊，這一點難道有人還有什麽疑義嗎？如果有什麽疑義，就請提出來大家討論；如果沒有疑義，就不要用以偏概全的春秋手法來否定共產黨的抗日功績，好像不如此就不足以成為所謂“真實的曆史”。抗戰的真實曆史就是國共以民族大義為重合作抗敵是曆史主流，相互之間信仰分歧退居於次要地位。
最後，談談關於日本戰後至今對於侵華的態度問題。日本政府乃至民間，至今拒不向中國等二戰期間受害國認錯，似乎他們並非戰敗於包括中國在內的亞洲各受害國，而僅僅是戰敗於美國等西方盟國。回顧曆史，日本戰敗的根本原因也確實如此。他們不服，自有他們不服的道理。二戰結束後，作為戰勝國之一，中國政府也確有失誤之處，就是不該對狼一樣的國家過於仁慈。有人在網上發了一幅日本投降的油畫，岡村寧次畢恭畢敬地躬身向何應欽遞交投降書。可是事實上真實的情景卻是岡村寧次讓其參謀長小林淺三遞交投降書，從相片上可以看出何應欽在接受投降書時其彎腰的程度較小林淺三更甚，如果不加注釋，人們很可能會將何應欽誤認為是投降一方而小林淺三是受降一方。這一細節在某種程度上可以看出日本的投降是不服氣的，也是沒有誠意的。
我們中國是熱愛和平的國度。我們曆史上受夠了戰爭和外辱的蹂躪。如果世界上隻有幾個國家是從心底裏祈望和平的，那麽中國絕對是其中之一。我們不希望再度讓國家經曆戰爭的動蕩。但是，如果下一次再發生中日戰爭，日本就別指望中國還會發慈悲。中華民族會讓日本連同甲午戰爭和第二次世界大戰所積欠的債務一並償還，決不再次憐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