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周山夜話
曆史如小姑娘出門，任人打扮； 未來像大姑娘待嫁，世事難料
大家知道，“西方民主”製度和思想發源於古希臘，著名的“雅典民主”製度大約出現於公元前508年至323年。西方人認為“民主”同“專製”是對立的。到了歐洲的啟蒙時期，西方民主思想發展到了一個新的高度。其中以法國思想家孟德斯鳩對“民主”和“專製”的定義最為人知。孟德斯鳩將歐洲各國政治製度，分為“共和體製”“君主體製”“專製體製”。孟德斯鳩還進一步闡明三者的區別，他認為“共和政體需要品德；君主政體需要榮譽；專製政體需要恐怖”。孟德斯鳩的這一定義，被很多人運用到了今天。西方學者將孟德斯鳩的這些觀點，當作現代政治學的基礎思想。有學者認為，孟德斯鳩還是西方思想家中第一人，將中國劃入了“專製體製”的類別。長期以來西方人對中國的認識，大多建立在孟德斯鳩的這一判斷之上。
非常不幸的是，盡管孟德斯鳩作為思想大師有著許多閃光的學說，他的學說影響了西方和世界幾百年，但是他的這一判斷是不正確的，他在這個問題上似乎有點井底之蛙了。孟德斯鳩所在的1700年代，跨洲交通十分困難，信息傳送方法十分落後，因此孟德斯鳩對中國所知甚少。而且那個時代的西方人，由於歐洲社會的發展局限，即便是像孟德斯鳩這樣的大師，其思想也具有很大的曆史局限和地域局限。到了近代，由於西方科學技術的先進，人們將西方落後和有局限性的一些思想，也誤當成了先進的東西加以崇拜。將中國古代政治製度劃入西方的“專製”一類，就是典型的例子。
中國多數朝代的政治製度起碼有兩個重要方麵，同曆史上西方的“專製體製”有很大不同。首先，中國的科舉製度是西方國家沒有過的。公元587年，隋文帝正式設立科舉製度。進入唐朝，科舉製度逐步發展成熟。這一製度一直延續到清朝末年，持續了大約1300多年。從宋代開始，科舉便做到了不論出身、貧富皆可參加。這樣的製度可以使社會中下階層知識分子，有機會通過科舉成為各級官員，參加國家的治理。有人做過估計，1300年間，通過科舉產生的進士、舉人、秀才達數百萬。中國是大國，國土麵積同整個歐洲差不多。在中國，皇帝雖然是國家的最高統治者，卻無法事無巨細直接管理這樣大的國家。皇帝必須通過橫向、豎向兩組多層政治構架來管理國家。通過科舉製來選拔任用各級官員，皇帝和大量平民出身的官員，在事實上共同治理國家，這在西方是不可想象的。
其次中國多數朝代都有所謂“上朝”製度。“上朝”就是在京的百官，每日到朝廷覲見皇帝，奏事議政。“上朝”不是臨時舉行會議，在中國古代是一項嚴格的製度，通常每日舉行，極少間斷。這個“上朝”製度，基本上可使皇帝在做重大決策時，能廣泛征求意見，並加以討論，反複斟酌，而不是像西方的帝王那樣獨斷專行。除了京城最高級別的“上朝”，中國的州府和縣等下層機構也有類似的製度或習慣，也就是所謂的“兼聽則明，偏聽則暗”。因此各級官員在做比較重要的決策時，通常也有機會聽取和采納多種意見。人們對現代西方議會的議員可以是平民出身大加歌頌，對西方議會中的民主辯論也大加讚賞，豈不知類似的“平民出身”和“民主辯論”在中國政治舞台上已經有了上千年的曆史。
由此可見，中國古代的政治製度同西方的“專製體製”有很大的不同。當然中國古代的政治製度有部分“專製”的成分，同西方的“專製體製”也有某些類似之處。但事實求是地說，中國古代政治製度中也有“民主”的成分。這種中國式的民主，同西方認知的傳統民主，有很大不同，我們可以稱之為“東方民主”。大量平民出身的官員，在各個層麵參與國家的治理，這是中國“東方民主”的人事保證；一般情況下，從皇帝到縣令的各級官員，重要決策都要經過朝廷上或官府內各種觀點的碰撞、辯論，經過反複斟酌才能產生，這是中國“東方民主”的程序保證。
從上述討論可知，孟德斯鳩認定的那種需要用恐怖來支撐的“專製體製”，用來描述和定義歐洲某些國家的政治體製無疑是正確的，這種對體製的分類對發展西方民主思想是有貢獻的。但用這種西方“專製體製”的觀念，來描述和定義中國多數朝代的政治製度則有些片麵，甚至有些荒謬。對比西方，中國古代的政治智慧是相當高的，可以說中國古代的政治製度是一種複合體，有專製成分也有“東方民主”成分。應該指出，中國古代的這種複合政治體製，是中國古代社會能在較長時期發展和繁榮，中華文明能延續至今的重要原因之一。
沒有什麽隋朝，那是楊家王朝；
以此類推。
沒有什麽人民共和國，那是“共產黨獨裁”國，這可是毛澤東說的。
中國自漢以來，一直是政教合一、神人合一的國度，之於之前是儒教，之於現今是馬教，作為官方政治意識形態可謂之“正統”，或謂之“地位合法性”。這種政教合一使中國人以權力為信仰，其之於統治者是畸形的專製獨裁，之於被統治者是畸形的奴隸意識，令中國社會的各個領域（法律、經濟、宗教、文化等）都被權力化，而權力壓倒一切或權力即一切。正是這種根深蒂固的權力萬能意識，才導致無論如何改朝換代都跳不出封建專製及原地踏步的怪圈。
除了文中的“中國古代的這種複合政治體製，是中國古代社會能在較長時期發展和繁榮，中華文明能延續至今的重要原因之一”，部分學者，尤其新儒，更將中國文明得以延續歸功於儒家文化，卻忘了不過是“做穩了奴隸的時代和爭做奴隸而不得的時代”的可悲。儒學，作為一種向內的個人修為，個人並不反感，甚至認同或會是一種提升個人涵養的學問，但明明是“主觀情感之必需，卻當作是客觀存在之必然”，這恰恰是儒家自欺欺人之處。
中國帝皇時代是專製體製沒有疑問。但是專製體製也是有優劣的。科舉製度和文官議政製度在專製製度下起過良好的作用。它們反映了一種專業治國的理念，這種理念即便在現代社會中也仍有意義。
樓下有說十個專製比一個專製要好。中國曆史上也有過割據時期，春秋戰國、南北朝、五代十國等等，所帶來的戰亂對國計民生造成極大的破壞。所謂千萬個專製就變得民主根本是癡人說夢。
說白了，就是十個公爵，比一個國王更有多樣性。越有（容忍）多樣性的地方，才越有活力和競爭力，脫穎而出的，才越優秀 - 自然界如此，人類社會也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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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舉與民主的公平 (2019-10-13 23:35:47)下一
總有人說，科舉是一個非常公平的製度，他給了底層人上升的渠道，或者說公平的機會。科舉形式的確簡明單一，有非常直觀樸素的公平。因而也很原始低級落後甚至實質上完全無效乃至負效果。也就是說實際上非常不公平。
問題的關鍵是，什麽是公平？科舉的目的是公平嗎？科舉形式或許還算公平，但是科舉的目的絕對不是公平，甚至可以說科舉的目的就是不公平。所謂公平，就是人人生而平等。所謂平等不是平均，而是人格和機會的平等。所以民主才是更上幾層樓的公平。
大家經常把科舉，高考，爬藤等聯係比較。因為這幾樣確實有很多共同點。先不提形式上的相似之處。從目的上來看，無非兩大要素，選拔人才和培養人才。科舉選拔的成分極高，教育的成分很低。而爬藤的教育成分要高很多，而選拔的成分要低很多。
其中的關鍵差別在於選拔的可持續性。科舉選拔的一次性極強。可謂一步登天。之後的再選拔和競爭就隻限於極小的圈子裏。高考一考定終身的程度沒有科舉那麽高但是依然很明顯。爬藤雖然可以確定階段性的優勢，但是全方位的競爭和選拔會持續終生的。換句話說就是科舉是以一次的比較高的公平競賽來決定是否獲得以後的長期的極度不公平的地位。而爬藤則隻是一係列比較複雜不那麽明了公平的競爭中的一環。充分連續的競爭最終導致實質上的更加真實的公平。即所謂在全麵市場競爭條件下，傻瓜不會受騙理論模式的體現。
實際上大家真正關注的公平是選拔領導幹部的公平。社會需要真正有領導力的人才，人才向往領導位置的各種良好待遇。社會不希望給出待遇卻讓濫竽充數的庸才上位。這樣不僅僅是損失待遇，更可能導致整個社會發展的重大失誤。而人才也希望全麵發揮自己的潛力。雙方都要公正公平地實現各方的目標。也隻有能最大程度實現這些目標的體係才是更加公平公正的。不能實現這些目標的體係不論形式上多麽公平，也是不公平的。因為形式公平與否不是目的，結果公平才是公平。
以這個標準來看，科舉製是否比封建製還要公平呢？其實是不如封建製的。這也就是為什麽歐洲黑暗的中世紀和中國公平的科舉製度幾乎同時並行。前者很快孕育出了文藝複興，資本市場，工業革命。而科舉的中國每況愈下，不複漢唐雄風，被近代歐洲輕鬆打翻在地。就是中國自己的所謂經典國學也都是封建時期的產物。大一統以後就再無進步。科舉以後更是一片慘淡。別說為人類社會做貢獻，就是對中華文明自身的發展的推動都乏善可陳。可見科舉製度是一個極其惡果的製定。
那麽為什麽這個貌似給寒門機會的公平製度完敗於完全不公平的血統封建製度呢？關鍵在於兩點，選拔人才的服務對象和選拔人才的全麵持續。
上麵提到，真正的公平公正是雙向的。選拔出來的人才越是能夠服務於絕大多數人的利益，這個選拔才越是從根本上公平公正的。也就是說選拔的參與麵越廣越具有全麵的代表性越好。同時選拔的時間越久越好，與時共進推陳出新，決不允許吃老本才好。
封建製的血統很大程度上可以理解為擁有權或者股權的血統繼承。但是經營權還是要交在選拔出的人才手裏的。門客三千這種事在科舉時代反而是不可想象的。所以實際上寒門打工仔的機會在封建時代比科舉時代其實好得多。因為學成文武藝貨與帝王一家，根本沒有什麽討價還價的餘地。而且奇技淫巧，雞鳴狗盜之類的本事通通不被認可的。科舉的所謂寒門上升機會其實完全是一種誤導。其實是大股東把持經理人打壓消滅小股東。最終不是一些寒門經理人上升成小股東，而是從小經理人多出幾個大經理人而已。而且由於沒有那麽多股東請經理人了。經理人的待遇反而是越來越下降的。從春秋戰國的六國拜相，到大清的奴才大學士就可見一斑。
十個公爵比一個國王的社會就是要更公平。一個國王再嚴謹的科舉也不如十個公爵的市場來得更公平。一百個伯爵的市場就更公平。一千個子爵一萬個男爵就更自然基本廣泛的社會代表性。十萬個騎士百萬個領主就可以算是貴族民主製度了。如果這些公侯伯子男，或者總統，聯邦、州、縣鎮的各級議員，又是由千萬億萬公民選出來的，就是現代代議製民主了。乃至於理想化的事事公投的絕對民主，從獨裁到民主無非就是權力的共享範圍和製衡程度的量變。而這些權力包括選拔人才權力的分布比選拔形式，才更是決定選拔公正公平的決定性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