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關“周總理在林彪死後痛哭”的來源

【布周山評】有關“周總理在林彪死後痛哭”的來源，主要出自紀登奎先生的回憶。紀登奎生前是否寫過回憶錄？好像沒有。那麽紀的回憶來自哪裏？主要來源是一位名為趙樹凱的人。趙1982年8月進入中共中央書記處農村政策研究室，任辦公室秘書、助理研究員等。紀登奎在1980年2月召開的中共十一屆五中全會上，辭去所有職務，1983年後被任命為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正部級研究員。因此紀與趙兩人有過工作關係。趙樹凱先生寫過不少有關紀的文章，有關“周總理在林彪死後痛哭”的記述可能出於趙之手。現轉一篇《趙樹凱：聽紀登奎閑談人物》供各位參考，來源是http://m.aisixiang.com/data/101489.html

趙樹凱：聽紀登奎閑談人物

   那兩年，紀登奎與我的交談，主要在出差路上、茶餘飯後，或者去他家送取文件時。絕大多數情況是，他在說，我在聽。閑談中，我偶爾會提點問題，他也偶爾停頓一下，問我什麽看法。對於我提出的問題，他常常忽略不理，該怎樣講還怎樣講。但是，對於我提出的看法，不論多麽幼稚可笑，他都神態很專注地聽。現在想來，我們這種交談既不是平等對話，也不是訪問或采訪，更不是嚴肅的問題討論，而是一位老者對於一位晚輩的“閑話”。這種閑話狀態，如果加入一種曆史滄桑感，就使我聯想到唐人元稹的詩—“寥落古行宮，宮花寂寞紅。白頭宮女在，閑坐說玄宗”。

　　 顯然，把晚年紀登奎比作“白頭宮女”是不恰當的，他不是皇上恩寵的宮女，而是權傾一時的中央領導人。我的這樣比附並無任何不敬之意。但是顯然，晚年紀登奎，生活是寂寞的，心情是寥落的。他所說的很多高層往事，其實是一種閑話。老年人的閑話，其實不在乎誰在聽，或者說，朦朦朧朧的孩童也可以稱為說閑話的對象。他說的很多事情，我當時確實也朦朦朧朧，但是，有些內容我知道也許重要，所以我在談話後有所記錄。在四分之一世紀後的今天，這些閑話如果琢磨起來，也許可以理解出某種深意。在這裏，我選擇幾段略作鋪陳。

 

　　 　　 （一）閑談周恩來

　　 紀登奎在閑談中經常說到周恩來，就話題頻率而言，也許僅次於毛澤東。

　　 關於周恩來，紀登奎講述的最令我印象深刻的事情是：林彪事件以後，周恩來掩麵而泣，以至於抽泣得肩頭都在抖動。當時，紀登奎和周恩來在一起，但是，周恩來似乎已經情難自已。紀登奎說，他當時非常吃驚，試圖勸慰周恩來，並說，林彪問題已經暴露，應該感到高興之類的話語。但是，周恩來並沒有理會紀登奎的安慰，也沒有對紀登奎解釋什麽。紀登奎講這個情景時，我曾急切地問：“周總理為什麽哭？”紀登奎並不回答，隻是繼續他的話題。據我所知，紀登奎曾對幾個九號院同事說到這件事，但從來沒有正麵解釋過周恩來為什麽哭。

　　 從一般理解來說，周恩來掩麵而泣的原因可能多種。可以理解為是為我們黨多災多難而哭，也可以理解為林彪的悲慘命運而哭，還可以理解為，周恩來因為林彪的死想到了自己的傷心事，等等。在以後的閑談中，紀登奎說到周恩來和林彪，依然不直接解釋有關哭泣的事情，但是，我從他的話語之間可以聽出，在紀登奎看來，周恩來與林彪的關係，並非一般文件表述得那樣，或者說並不能簡單地說周恩來如何同林彪集團鬥爭，相反，周恩來與林彪的關係相當好，尤其是在“文革”開始以後，周恩來與林彪有很多相互支持配合。紀登奎多次提到：“林彪事件以後，周總理的處境更難了。”周恩來自己有時候也若明若暗地發出類似慨歎。我有時候胡亂猜想，莫非周恩來是想到林彪之後自己的處境會更難，所以才悲從中來，掩麵而泣？

　　 紀登奎還講過向毛澤東匯報林彪專案的一件事。林彪事件後，紀登奎主持林彪專案組日常工作。有一天，周恩來、葉劍英和紀登奎一起向毛澤東匯報林彪專案。紀登奎說：“主要是我向主席匯報，因為我是具體抓這個專案的，總理和葉帥主要是一起聽，後邊也講講。這次匯報，我主要匯報有關人員的審查情況，特別講到林彪集團意圖謀殺主席等情況”。令紀登奎詫異的是，毛澤東聽了紀登奎的匯報後，並沒有就案情本身問什麽，而是說：“紀登奎啊紀登奎，你頭上少了幾根白頭發。不像我、恩來、葉帥，老奸巨猾。”紀登奎聽了毛澤東的話，很是不解。匯報結束出來後，紀登奎問周恩來：“我剛才的匯報是否屬實？”周恩來說：“是！”紀登奎又問：“主席信不信？” 周恩來說“信！”紀登奎再問：“那主席為什麽說我少幾根白頭發？”周恩來不再直接回答紀登奎的疑問，而是說了一句：“你剛來中央，還不適應高層政治生活。” 這句話含義並不清楚，但是確實意味深長。紀登奎聽到這裏，就不再問什麽。我當時問紀登奎：“您後來是否弄清楚了毛主席和周總理的意思？”紀登奎看我一眼，並不回答我。

　　 周恩來說紀登奎“還不適應高層政治生活”，這句話究竟是什麽意思？在後來的閑談中，我們還聊到這樣的問題。紀登奎說，周恩來從來沒有解釋過，對他來說，一切要依靠自己來理解領悟。在當時的中央高層，不僅那些資曆深的領導人不會在這些方麵指點他，而且，對於一些重大專案處理，高層領導中從來沒有個人之間的意見溝通和交流。紀登奎說：“像林彪事件這樣的問題，在我和周恩來之間，還有在其他政治局委員之間，除了會議上討論，我們個人之間從來不議論。在會上的討論中，政治局委員們說到林彪問題，都是按照主席定的調子說話，從來沒有人說半個不字。周總理或者其他中央領導人，從來不說他們個人對於林彪事件的看法。所以，我根本不知道周恩來自己對於林彪事件有些什麽想法。”紀登奎說的領導人之間若有若無的交流溝通，也許就是“高層政治生活的”特點之一吧。 　

 

　 　　 （二）閑談華國鋒

　　 我從閑談中得知，晚年紀登奎保持聯係的高層領導人主要是李先念和華國鋒。“文革”期間，紀登奎與華國鋒、李先念都是國務院副總理，若幹年一起工作。紀登奎到九號院的時候，華國鋒已經退出現職，李先念則是政治局常委和國家主席。關於他們之間的個人往來，紀登奎很少正麵說。一般都是在我們聊到某件事情，或者某個問題的時候，他才說到，前段時間見到誰誰，誰誰怎麽說。我是從這些話語間知道他們有所來往。

　　 華國鋒與紀登奎是山西同鄉，參加革命的資曆也相當，但抗戰時期他們似乎並無工作交集。華國鋒進入國務院工作比紀登奎晚一年，進入政治局則比紀登奎晚四年。華國鋒調來中央之後，曾經一段時間內接替紀登奎管分管農業。1976年1月周恩來去世後，華國鋒、紀登奎、陳錫聯三位副總理提請毛澤東確定一個人牽頭處理國務院工作，他們三人做具體工作。毛澤東說：就叫華國鋒帶個頭，鄧小平專管外事。2月初，中共中央發出當年一號文件，華國鋒任國務院代總理並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不久，紀登奎被確定為國務院常務副總理。華國鋒調來北京是在1971年２月。當時在全國計劃工作會議期間，周恩來根據毛澤東提名，同華國鋒談話，將華從湖南省調到國務院業務組任副組長，接替紀登奎負責財貿、農業、國務院值班室（相當於現在的國務院辦公廳）等工作。根據毛澤東的指示，一段時間裏紀登奎不再分管財貿、農業和值班室，主要是為了有更多精力管中央組織部、領導幹部專案等黨務係統的事情。這年九月中旬，即“9.13”林彪事件爆發以後，紀登奎主要精力是負責林彪事件的調查處理。就分管農業而言，華國鋒、陳永貴、紀登奎在工作中曾有交替或者交叉。

　　 在與紀登奎閑談中，我曾經說：“華國鋒在位時搞個人崇拜，宣傳英明領袖，到處掛像，還有歌曲，這個太不像話，連我們這些學生都覺得不合適。”紀登奎說：“你不懂，這個事情不是華國鋒自己搞起來的，也不是他要搞起來的。是葉劍英搞起來的，他在會上做出一些宣傳華國鋒的部署，華國鋒本人，還有我，都表示過不合適。但是，葉帥說，這不是為了華國鋒個人，這是從黨的事業全局考慮。這樣，我也就不好說什麽了。當然，後來討論華國鋒辭職的那次政治局會上，葉帥也做了反思和檢討。他說他是領會了毛澤東臨終時的意思，出於要輔佐華國鋒的考慮。打倒四人幫以後，有一段是我在分管宣傳工作，但很快就調整了分工，不讓我分管宣傳了。”當時，我有些將信將疑。但是，後來也看到聽到一些別的渠道的信息，特別是看了鄧力群回憶錄中所談的政治局會議情況，才覺得紀登奎所言不虛。

　　 紀登奎很少正麵評價華國鋒，從言談中流露出，他認為，華國鋒決定抓“四人幫”顯示了魄力和膽量，令人刮目相看，但是，接下來的許多事情沒有處理好，整體來看領導能力不行，特別是重要關口缺乏擔當。在紀登奎看來，華國鋒很快就下台是順理成章的。

　　 關於紀登奎和華國鋒的私人關係，似乎也不是外界傳出的那樣緊密，甚至他們之間有某些不睦，但是，又無法說清楚。紀登奎說，在華國鋒擔任最高領導人不久，他在一段時間裏分管過宣傳，但是很快也被調整了。後來，他也不再分管中央組織部，主要是移交給了汪東興。也就是說，在華國鋒主政期間，他實際上從黨務係統的領導權中淡出了。顯然，不再分管意識形態和組織人事，是對紀登奎權力的削弱，或者說是在高層權力格局中的地位下降。但是，這種權力格局調整，是因為華國鋒對紀登奎的信任發生問題，主動做出高層分工重組，還是華國鋒在當時情形下不情願做出的某種妥協，或者說是出於某種需要而一定程度上犧牲紀登奎的權力？這似乎很難說清楚。按紀登奎在閑談中的說法，高層權力的紛爭，權力格局的分配重組，邏輯十分複雜。結成同盟的未必是朋友，有時候，通常關係不睦的人可能也會成為一時盟友，是為了特定的需要；有時候，犧牲某些權力是為了維持大局；有時候，重用某個人是為了爭取或者平衡一個派係。

 

　　 　　 （三）閑談胡耀邦

　　 1987年，中國政壇最大的事情是中共總書記胡耀邦辭職。這個春天，我隨同紀登奎外出調研，有更多機會聽紀登奎議論當時政局，特別是聽他與一些高級幹部一起議論政局，其中的焦點話題是關於胡耀邦。關於胡耀邦，紀登奎有一些直接評論。

　　 有資料顯示，在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上，胡耀邦尖銳批評過紀登奎等人。在紀登奎辭去政治局委員之後，胡耀邦曾經在批評華國鋒的時候，也間接指責了紀登奎。1980年11月19日，在討論關於華國鋒問題的政治局會議上，胡耀邦講了這樣一段話：“我讚成這麽一個說法，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或者至少一年，國鋒同誌主要依靠汪東興同誌、紀登奎同誌、吳德同誌、蘇振華同誌，再加兩個人，一個李鑫同誌，一個郭玉峰。掌握了兩個東西：一個是輿論工具，主要是汪東興同誌和李鑫同誌，可能開始還有吳德同誌；另一個是人事工具，主要是汪東興同誌、紀登奎同誌和吳德同誌。這麽兩個小班子，神氣十足，盛氣淩人。用這麽幾個人做工作，他們自己又很神秘，包辦一切，明天要發表什麽東西，連宣傳口的負責人耿飆同誌也不知道。這種工作方法，是典型的粉碎四人幫以前的那個方法”。（戴煌著《胡耀邦與平反冤假錯案》，三聯書店2013年4月第一版第43頁）。從胡耀邦的這段話來看，紀登奎曾緊緊追隨華國鋒，或者說華國鋒曾密切依靠紀登奎，而且時間上“至少一年”。但是，後來為什麽不再“依靠”了，原因似乎不清楚。

　　 紀登奎說到，在他辭去政治局委員和國務院副總理之後，大概是1982年前後，也就是來九號院當“研究員”之前，胡耀邦曾經找他談話，主要是談工作安排問題。“耀邦找我談話，問我是否願意去河南工作。我對耀邦說，河南是我的老地方，建國以後長期在那裏工作，各種關係比較複雜，回去工作不方便。所以，我不想去河南。這件事情後來就算了”。紀登奎又說：“我還對耀邦說，當年我與你談你的工作安排，想讓你去西北工作，你不是也說那裏有些複雜的曆史原因，你表示不願意去嗎。”紀登奎說，1973年，毛澤東讓他找胡耀邦談話，準備安排胡耀邦到甘肅擔任省委第一書記，但是胡耀邦拒絕了，說自己不適合去西北，是由於曆史原因，過去在那裏有一些是是非非。紀登奎說：“耀邦當了總書記以後，事情輪轉回來。當年是我找耀邦，談耀邦的工作安排，現在是耀邦找我，談我的工作安排。我們又說到當年的這件事。耀邦表示，他當時不願意接受到甘肅工作，是因為對當時政治形勢已看破，不想出來工作，就找了曆史因素做理由。”紀登奎說起與胡耀邦的這次談話，議論到：“當年耀邦不願意到甘肅，很可能是出於對於當時政治局勢的判斷，出來也很難工作。但是，原因也可能更複雜，不排除他認為甘肅省委書記的職位安排不夠重用”。

　　 在胡耀邦辭去總書記不久那段時間，紀登奎與老朋友交談時，與我閑談時，多次說到對於胡耀邦的看法。他認為，胡耀邦思想解放，理論水平高，改革貢獻大。但是，也有不足：一是對經濟工作不夠熟悉，有時候關於經濟問題會說外行話，如對於當時企業“利改稅”就不很明白；二是有時說話有些草率，按慣例有些問題是政治局討論後才能講的，但他自己就直接講了；三是外交上缺乏經驗，在一些場合說話表態有失誤。不過，紀登奎又表示，作為高層領導人，懂不懂經濟或者其他具體領域的事情並不重要，領導人最重要的是要懂統治術。他強調說：“這是毛主席說的，主席多次這樣教導我，當領導人，懂不懂專門業務，懂不懂經濟工作，都不那麽重要，最重要的是要懂統治術，要懂得怎樣統治人。”

　　 談到胡耀邦辭職後人們的議論，紀登奎說：“現在，下邊都對耀邦評價很高，但問題是，越是下麵說他好話的人多，耀邦的處境就會越困難。如果真要幫耀邦的忙，現在就不要為他說那麽多好話，特別是在中央”。還叮囑我說：“你們在外邊議論耀邦的事情，要注意，不可亂說”。因為是閑聊，我並不認為這個事情很嚴肅，就對他說：“我這樣的小人物，說什麽都是白說，怎樣議論都無所謂，沒有什麽影響的”。他嗬嗬一笑。 　

 

　 　　 （四）閑談趙紫陽

　　 1987年初，趙紫陽擔任總書記。從紀登奎的言談間，他似乎對於趙紫陽抱有某種期冀。他多次說到與趙紫陽的良好關係。

　　 趙紫陽是河南滑縣人，紀登奎是山西武鄉人，雖然分屬魯豫兩省，但是地理上臨近，抗戰時期都屬於冀魯豫根據地。趙紫陽比紀登奎大四歲。紀登奎參加抗日工作，開始幾年主要在趙紫陽的家鄉滑縣發動農民。那時就和趙紫陽熟悉。抗戰後期，他們曾經同在第一地委工作，趙紫陽是地委書記，紀登奎是民運部長。趙紫陽夫婦和紀登奎夫婦都是非常好的朋友。1949年大軍南下，趙紫陽去了廣東，紀登奎留在河南。

　　 紀登奎說到趙紫陽一件事。“文革”結束後不久，趙紫陽調任四川省委第一書記。當時，國務院決定從四川調出一批糧食和化肥，但是，調入省領導人給國務院報告說，這批糧食和化肥被四川扣下了，調不出來，要求國務院盡快協調解決。於是，紀登奎親自打電話給趙紫陽，要求四川放行。趙紫陽在電話中說：“我到北京開會，你們都笑話我，說四川窮得大姑娘沒有褲子穿。現在，我要把這些糧食和化肥扣下來，用於提高四川百姓的生活”。紀登奎默許了趙紫陽的做法。紀登奎還提到，1976年“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時候，趙紫陽受到鄧小平牽連，處境困難，他曾施以援手。趙紫陽擔任國務院總理以後，兩家還有來往。紀登奎說到，就在趙紫陽上任總書記不久，趙紫陽夫人還到紀登奎家裏看望。紀登奎說：“紫陽現在是總書記了，出來不方便，讓夫人來看望我們兩口子”。至於趙紫陽夫人在他們家裏談了些什麽，紀登奎未置一詞。

　　 有一天，我陪紀登奎去看望一位擔任省委副書記的老戰友，他們聊了幾乎一上午。開始，他們談到了胡耀邦辭職，隨後，又談到解放戰爭時期與趙紫陽一起工作的事情。他們談了不少他們年輕時候的生活軼事，後來居然仔細回憶起趙紫陽當時戀愛結婚的情況，說到趙紫陽南下廣東後他們的聯係。離開這位老戰友的家，在回來的車上，紀登奎還專門叮囑我：“剛才我們說了很多紫陽的事情，你不要在外邊對別人說。”

　　 胡耀邦辭職之初，關於胡耀邦與趙紫陽的關係也成為一些老幹部議論的話題。在一些人看來，他們二人對於改革的追求都同樣熱切，也會在高層政治動蕩中合力前行。紀登奎則認為，事情也許不是這樣簡單，或者說，政治理念並不是主導高層政治力量組合演變的唯一因素。對於這些事情，他從來不深說，往往點到為止或者欲言又止。我不知道，他這樣說是依據了過往高層政治生活經驗來分析，還是對於高層內情有直接了解。 　

 

　 　　 （五）閑談“權力使人走向反麵”

　　 紀登奎在閑談中，經常發出一些感歎。往往是在談到某人某事之後，接下來就會說一些類似總結性的話，像是談生活體會，又像是在理論闡述。他在說這些話的時候，有時候像是自言自語，不在乎是否有人在聽；有時候像是在做公開演講，其實隻有我一個人在似懂非懂地聽。我曾經記錄他的一些議論，但是，直到今天看，似乎也無法比較係統清晰地理解。他經常重複的話是——“權力使人走向反麵”。在我看來，這句話類似我們經常說的那句人們都熟悉的名言——“權力導致腐敗，絕對權力導致絕對腐敗”。

　　 英國曆史學家阿克頓曾經說：“權力，不管它是宗教還是世俗的，都是一種墮落的、無恥的和腐敗的力量。”他的另一種表述是：“權力趨向腐敗，絕對權力絕對腐敗”（Power tends to corrupt，and absolute power corrupts absolutely）。即任何權力都具有“腐敗”共性，這種共性並不因為掌權者的信仰與意識形態不同而有所改變。在《論法的精神》中，孟德斯鳩說得似乎更加清楚：“任何擁有權力的人，都易濫用權力，這是萬古不易的一條經驗。有權力的人們使用權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啟蒙運動以來，“權力腐敗論”演化為民主政治的基本理念，也成為普通民眾的政治常識。在閑談政壇往事時，紀登奎反複強調：權力在一定條件下會成為一種腐蝕劑，使一個人走向自己的反麵。他會舉出一些人或者事情的例證，通常從毛澤東說起講這個道理，有時候則是從這個道理說到毛澤東，也有時候說到毛澤東時代的其他領導人，也說到當時一些還在位的領導人。我雖然記錄了他的一些談話，但是很多不能理解，直到今天也不能說理解。或許，有不同政治經驗的人，在說這句很通常的話的時候，包含的感悟和思考是不一樣的。

　　 我至今不明就裏的是，紀登奎談論權力使人走向反麵時，曾經列舉了兩個當時還活躍在政治舞台的高層人物，這兩個人並不屬於當時最高層麵領導人，而是意識形態領域領導人。紀登奎認為，這兩個人是“權力使人走向反麵”的現實典型。他的意思似乎是，有的人自以為掌握了世界真理，自以為洞悉人類發展玄機，可以控製人們的思想，可以規劃社會發展的走向。這樣的人，如果再有政治權力上的強勢，並且用政治強勢來推行他們的思想，對於社會發展來說是災難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