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習總書記的講話（一）：說“中國的貧困是毛時代造成的”有點不公平

習總書記《在慶祝改革開放4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是中共總結改革開放四十年曆史，決定中共今後執政路線、決定中國曆史走向的一份綱領性的文件。總的來講，習總書記的講話，對鄧小平改革開放的路線持肯定態度，同時也有新的觀點，也有對鄧小平路線的部分修正。這篇講話充滿了正能量，希望對中國今後的經濟發展能有很好的鼓勵促進作用。

但是有些遺憾的是，這篇講話在總結改革開放四十年曆史時，對中國一些重大的曆史事件和普遍的社會現象出現了遺漏或疏忽。比如對89年春夏的社會大動蕩，對中共幹部的大規模腐敗，對中共上層出現少數富可敵國的“Ｎ大家族”，對名列世界前茅的巨大的社會貧富差距，對前所未有的嚴重環境汙染和資源浪費，對社會道德淪喪黃賭毒現象泛濫，等等都一字未提或者匆匆帶過。特別是論述改革開放的原因時，把中國的貧困說成是毛時代最重要、最有代表性的時期“文革”造成的，既不完全符合曆史事實，也有點不公平。

習總書記在這篇講話中說：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是在黨和國家麵臨何去何從的重大曆史關頭召開的。當時，世界經濟快速發展，科技進步日新月異，而‘文化大革命’十年內亂導致我國經濟瀕臨崩潰的邊緣，人民溫飽都成問題，國家建設百業待興。黨內外強烈要求糾正‘文化大革命’的錯誤，使黨和國家從危難中重新奮起。鄧小平同誌指出：‘如果現在再不實行改革，我們的現代化事業和社會主義事業就會被葬送。’”

首先要指出，習總書記所說四十年前“人民溫飽都成問題，國家建設百業待興”的確屬實。四十年前的中國十分貧窮，很多過來人都有回憶。比如城市的市民，每月隻有半斤油、半斤豬肉的定量，比如買衣服要布票、連買自行車也要票等等。特別是在農村，在三年困難時期餓肚子的現象十分普遍，少數地方甚至還有餓死人的事情發生。這都是曆史事實，沒有人否認。那麽是什麽原因造成中國的貧窮？如果把毛時代之前的中國曆史忽略掉了，把中國的貧窮單單說成是毛時代造成的，是文革造成的，這就有些牽強，有些不符合曆史事實了。為何這樣說？

曆史是無法割斷的。從曆史上看，中國是個很獨特的國家。十六、十七世紀由於土豆、紅薯、玉米等高產量農作物的引進，加上近代明清兩個王朝在統治上的強勢，中國社會在較長時期內保持了相對的穩定，這就造成了人口的空前增長。到了二十世紀中葉，中國人口達到了四億多，居世界第一。另一方麵，舊中國除了幾個大城市有很少的工業，基本上是個農業國。絕大多數人靠農業吃飯，靠耕地生存。當人口大大增長了，糧食需求也大大增長了。可是除非發動對外戰爭，奪取別國土地，本國的耕地麵積卻基本不變，這就給中國人民的生存帶來很大的挑戰。雪上加霜的是，中國還飽受“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的壓迫，也就是毛所說三座大山的壓迫。熟習世界史的人都知道，比較一下近代世界各文明國家人民的生活水平，占人口絕大多數的中國低層人民之貧窮、生活水平之低是觸目驚心的。人口眾多、耕地有限、農業生產落後、加上三座大山壓迫，是中國貧窮的主要原因。我想這個結論多數人會接受，習總書記在很多場合下也有類似的表述。

中共在毛的領導下經過28年艱苦的努力，終於結束了中國的內戰，推翻了毛所說的“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國。然而剛建立的新中國仍是落後的農業國，國家並不會因為中共取得了政權就自動變為工業國，自動變為富裕國家。這是因為，推翻三座大山，僅僅解決了造成中國貧窮的一個關鍵問題，並沒有解決所有問題。同其它國家一樣，在中國盡快實現工業化是徹底擺脫貧窮的一條可行之路。縱觀世界各國，在工業化初期，社會生產力的提高都是個很緩慢的過程。有學者認為，美國真正富裕起來的起點是二戰。如果從1492年歐洲人第一次移民來北美算起，到1939年二戰打起來，已經曆了447年。如果從美國獨立戰爭1776年算起，到了二戰也經曆了163年。而毛時代僅僅隻有三十年，要實現工業化，要徹底解決貧窮問題，這短短的時間顯然是不夠的。

另一方麵，當中共取得政權後進入和平時期，人口增加的更快，到了六十年代中期達到了七億左右。雖然毛時代盡力增加了大量耕地，但全國的耕地麵積的增加，無法跟上人口增長的速度。因此中國人民的貧窮問題、甚至生存問題，並沒有因為新中國的成立而自動解決，反而因人口的增長而更加嚴重。如上所述，生產力的增長是一個很長的曆史過程，農業生產力尤其如此。農業生產技術進步一般要比工業慢得多。例如，大範圍修建水力設施要很多年、良種培育和推廣要很多年，化肥的生產和推廣有待於工業的發展、也需要多年等等。這些重要的農業生產力的進步，都不可能在一夜完成。

所以，真實的曆史是，毛時代是中國曆史上少有的經濟大發展時期。甚至在文革時期也取得了一大批科技成果。例如：1967年第一顆氫彈爆炸成功；1969年第一次地下核試驗成功；1970年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發射成功；1970年第一艘核潛艇研製成功；1970年開始研製重110噸的運十大型客機，於1980年試飛成功；1972年屠呦呦的523課題組發現並從黃花蒿中提取了青蒿素；1973年陳景潤發表論文《大偶數表為一個素數及一個不超過兩個素數的乘積之和》；1973年第一台每秒百萬次集成電路電子計算機研製成功；1975年第一次回收發射的人造地球衛星成功；1975年袁隆平等培育的秈型雜交水稻通過鑒定，推廣後水稻提高產量20%，1976年我國自主研製第一台30萬千瓦雙水內冷式汽輪發電機製造成功，等等。很多學者指出，從總量上看，改革開放四十年的經濟發展規模巨大。但由於49年前中國經濟幾乎是一窮二白，從速度上看，毛時代的經濟發展速度是曆史上最快的。據《中國統計年鑒》，從1952年到1978年，中國國民生產總值平均每年增長達6.5%；同期世界的平均增長速度是3%，是世界同期的2倍多，遠高於美、英、法、意等國，同當時的日本差不多。文革時期，按工農業總產值計算，1966年至1978年年均增速是8.5%，甚至超過了改革開放時期的多數年份。當然，但由於毛時代僅僅隻有三十年，經濟發展基礎太差，起點太低，經濟規模還不夠，還來不及完全解決貧窮問題。所以說，四十年前的貧窮，是毛時代之前中國曆代積累起來的。要徹底改變中國的貧窮，讓人民生活水平趕上發達國家，還需時日、還需五十年、一百年甚至更長時期的努力。當然需要指出的是，毛時代不是十全十美，有許多失誤，有很多教訓要總結，有很多方麵要向發達國家學習，這也是曆史事實。

習總書記引用了鄧小平先生的這段話：“如果現在再不實行改革，我們的現代化事業和社會主義事業就會被葬送。”鄧先生的意思似乎是，舊中國幾百年積累起來的貧窮問題可以忽略，可以不算數。似乎是毛時代造成了中國的貧窮，似乎是毛的社會主義製度，特別是毛發動的文革造成了貧窮。因此要改變這種貧窮，就要全盤否定毛時代，全盤否定文革，搞鄧先生的改革開放。鄧先生這段話的不公平就在於，明明毛時代解決了中國貧窮最關鍵的問題，即消滅了三座大山建立了一個基本平等的社會；明明毛時代是中國有史以來工業、農業生產發展最快的時期；明明毛時代隻有三十年、還來不及完全解決貧窮問題；卻被鄧先生和一部分知識分子說成毛時代造成了中國的貧窮，是文革造成了中國的貧窮。鄧先生的這種觀點，在中共強有力的宣傳機器作用下，在中國輿論界統治了四十多年。如今習總書記《在慶祝改革開放4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又在重複這樣的觀點，讓人感覺有點不公平，讓人感覺十分的遺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