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念改革開放40年：“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有點忽悠

今年是改革開放四十年，國內舉行了一係列的慶祝活動。不久前，習總書記和中共幾位主要領導人一起出席並觀看了慶祝改革開放四十年的大型文藝晚會，將這一慶祝活動推向了高潮。談到改革開放，不得不提鄧時代最著名的口號“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這個口號宣傳了四十年，早已深入人心，連小學生都背的滾瓜爛熟，一問就能脫口而出。首先要指出，“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口號對發展中國的經濟起了巨大的作用，如今中國已經成長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中國經濟得到了曆史上空前的大發展，“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口號功不可沒。

另一方麵還要指出，“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這一口號是針對毛時代“以階級鬥爭為綱”口號提出來的，鄧認為毛時代隻搞階級鬥爭，而改革開放就要改變毛時代的這種做法，要抓經濟建設，要把“階級鬥爭”扔到爪窪國去。那麽四十年的真實曆史是這樣嗎？這實際上是個非常簡單的問題，任何有一點獨立思考能力的人，用幾分鍾的思考就能得出結論，用幾分鍾的思考就能發現，這個宣傳了四十年的口號極可能是個大忽悠。

要搞清這個非常簡單的問題，首先要搞清什麽是階級鬥爭。什麽是階級鬥爭？文革中喊口號、貼大字報、甚至武鬥，這些可能是階級鬥爭也可能不是。例如文革中走資派挑動群眾鬥群眾，就不是階級鬥爭。再看一些例子，抗日戰爭國共合作，中國軍隊同日本軍隊的戰爭，也不是階級鬥爭。而中國上世紀四十年代打土豪分田地，五十年代公私合營，以及社會主義改造，這些就是階級鬥爭了。階級鬥爭有一個顯著的特點，都是把原來地主、資本家的私有生產資料變為工人農民公有。生產資料私有製變成公有製，就是一場深刻的社會革命，就是赤裸裸的階級鬥爭。反過來說，將生產資料由公有製變私有製，也是赤裸裸的階級鬥爭。舉個例子，在蘇聯後期，蘇共利用權力把公製有變為官僚所有製，蘇聯工人階級逐步喪失了各種權利，蘇聯蛻變為毛所說的“修正主義”國家，也是階級鬥爭。可以說，隻要社會出現強迫進行的生產資料轉移，就一定有階級鬥爭存在。生產資料所有權的變換才是階級鬥爭的本質。

搞清了什麽是階級鬥爭，接下來問題就簡單了。人們隻要簡單的問一句，從鄧時代開始，鄧江湖為核心的中共上層，抓了多少生產？搞了多少建設？是生產了一根螺絲釘，還是織了一寸布，還是種出來一斤稻米？統統沒有。 鄧江湖為核心的中共高層，全部精力都放在了解散人民公社，分田單幹，賣掉中央和地方幾萬家國企和集體企業，在現存的國企中強行推行“現代企業製度”就是搞股份製，引進外資企業讓中國工人為洋人打工等等。本質上這些事情統統是在進行生產資料的大轉移，也就是說把土地農具、廠房設備、原料資金等等動產和不動產，由原來的工人公有和農民公有，變為中共官僚階層和“企業家”“種田大戶”等私有。中共高層和他們的子女、以及民營企業家、知識界精英等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了，中共高層少數家族和部分民營企業家已經富可敵國了。因此我們可以說，在四十年的改革開放中，鄧江湖為核心的中共高層高喊“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實際上搞的卻是“抓革命、促生產”。不過這種“革命”，是革“左的社會主義製度”的命，是革“公有製”的命，進行的是一場改掉公有製的“改革”。

我們似乎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在習總書記之前，鄧江湖為核心的中共上層，雖然表麵說“以經濟建設為中心”、“聚精會神搞建設，一心一意謀發展”實際上是在搞階級鬥爭，實際上是中共利用其至高無上的權力，將公有製變為私有製。伴隨著生產資料的大轉移，中國經濟同其它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一樣，得到了空前的大發展。需要指出，中國這些年在經濟上的成功，是“抓革命、促生產”的成功，而不是“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成功。鄧江湖為核心的中共上層從來就沒有做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而是時刻不忘改掉公有製的“改革”，改革深化、深化、再深化，“改革”永遠在路上。

人們注意到，直到了習近平先生開始執政，以“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這一口號得到了部分修正，換成了“四個全麵”，即“全麵建成小康社會、全麵深化改革、全麵依法治國、全麵從嚴治黨”。顯然那個“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口號已經悄悄不再提了。為何習近平先生為首的中共新領導層要悄悄做如此的改變？原來，盡管中國經濟有了巨大的發展，中共的領導地位反而逐步發生了動搖，這種動搖有時是帶根本性質的。同時，中共領導下的社會穩定，越來越成為嚴重的社會問題。很多了解中國真實情況的人都知道，四十年的改革開放，使底層老百姓和上層精英對中共態度、對中共的認知都發生了巨大改變，而且這些改變是極其負麵的。為何會在經濟大發展、人民生活水平大提高的四十年裏發生這樣事情？

這是因為四十年的改革開放，使中國的工人和農民等數量龐大的“低端人口”，以及企業家集團和知識份子精英，兩者都不再成為中共的統治基礎，都無法長期擁護中共的領導地位。改革開放以來，工人和農民的生活水平的確有了很大的提高，但同時原本屬於他們自己的生產資料被剝奪，他們的政治和經濟地位一落千丈，顯然中共無法幫助他們解決這個根本問題。在這個根本問題沒解決前，他們就不會成為中共的階級基礎。其次，企業家集團和知識份子精英，雖然在經濟上取得了巨大成功，但同時也迫切需要在政治上取得相應的統治地位，以確保其私有財產的安全，顯然中共也無法解決這個根本問題。隻要中共堅持“社會主義”的意識形態，就不可能讓企業家集團和知識份子精英成為自己的座上賓，就不可能讓企業家集團和知識份子精英取而代之。紅二代們、紅N代們要緊緊握住印把子，一刻都不會放鬆。

一個政黨如果喪失了社會基礎，喪失了階級基礎，當然其統治地位會發生動搖。台灣的國民黨，蘇聯的共產黨，都是活生生的例子。習總書記執政以來，下大氣力反腐敗、大規模開展扶貧工作，並且逐步糾正鄧江湖時代的一係列做法。用“四個全麵”替代“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口號就是一個例子。但以習總書記為核心的中共新領導層，到哪裏去找到自己的社會基礎，誰又能成為中共的階級基礎，這些都是非常緊要的問題。對待這些問題，似乎隻用“自信”兩個字是解決不了的。而隻有解決了這些個根本問題，才能確保中共的長期領導地位。從目前看，以習總書記為核心的新中共領導層，似乎還沒有解決這些問題的眉目，新的中共領導層可能還有漫長的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