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會作回憶錄摘評（5）》：中共“八大”出現高層裂痕，我黨懂馬列的不多

【布周山評】一些學者認為中共“八大”是毛劉發生分歧的起始點。邱將軍作為“八大”代表從始到終參加了這次會議。邱回憶，毛對劉在政治報告中主張的“我們國內的主要矛盾是先進的社會主義製度和落後的社會生產力之間的矛盾”十分不滿。如果站在馬列主義的立場上，稍有馬列理論基礎的人，都可看出劉少奇先生的這個著名論斷是有問題的。馬列主義的一條基本常識，是認為社會主義的生產關係對生產力的發展有很大的促進作用，劉為何要說社會主義製度和生產力有很大矛盾？還成了主要矛盾？毛後來說我黨懂馬列的不多，極有可能就是從那時發現的苗頭，經過長期觀察得出的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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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黨的第八次代表大會

一九五六年，黨舉行了第八次代表大會。總後的代表有洪學智、張令彬、饒正錫和我。八大的會場是政協禮堂，大會代表1026名，比黨的七大多了一倍，代表著全國一千萬黨員。

八大是全國解放後第一次代表大會。劉少奇代表中央做政治報告，鄧小平代表中央做修改黨章報告。大會對樹立毛主席的接班人劉少奇的威信起到了相當重要的作用，這是成功的一方麵。但事後看，八大的組織路線，也是黨內開始不團結的一個不小的原因。

毛主席隻是在大會開幕時致了開幕詞，其餘就沒有說什麽話。但毛主席每次大會都是到會的，不過好像沒有深入小組討論。蘇聯共產黨中央政治局委員米高揚參加了黨的八次大會。

八大是比較平靜的大會，主要是劉少奇、鄧小平他們在搞，隻是在起草大會對政治報告的決議時，出現過不同意見。在通過決議時，毛主席對《政治報告》中所提出的：「我國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已經解決，幾千年來的階級剝削製度的曆史已經基本上結束，社會主義製度在我國已經基本上建立起來了。」我們國內的主要矛盾「是先進的社會主義製度和落後的社會生產力之間的矛盾。」這些論述，有不同意見。他就是在大會討論時，在主席台上修改的。在台下，我們看到毛主席在看什麽文件，當時神態很嚴肅地拿起筆就寫開了，寫了之後即轉給坐在他右邊的周總理看。總理看了之後，笑了笑向毛主席點頭，表示同意毛主席的修改，並簽上了自己的名字。這個問題，當時隻在小組會上做了簡單的傳達。

在文化革命開始後，毛主席和劉少奇反目為仇，才把文件的內容、修改的經過都作為中央文件影印出來了，被當成了劉少奇的一個大「罪行」，給予完全的否定。此時，我才知道當時爭論的真相。

鄧小平在八大修改黨章的報告中提出了反對個人崇拜，把「對個人突出和對個人歌功頌德的方針」1的問題雖然提出來了，但大會自始自終在對毛澤東個人進行歌功頌德，甚至對劉少奇個人也進行了歌頌，這個風一點也沒刹住。

八大也有不成功的一麵，就是組織上安排不很得當，劉少奇的人在組織上擺得太高了。過去在白區工作的幹部，特別是華北地下黨的重要幹部（如原北方局的主要幹部），幾乎全部進入了中央委員會。相反，軍隊進入中央委員會的名額是很有限的，這與我們黨的發展曆史很不相稱。在大會討論中央委員會候選名單時，各組裏就傳出這樣一些議論：「今後是建設時期，有建國才能的人都應當進入中央委員會。」更有人在樹立劉少奇的威信，說「打仗靠毛主席，建國靠劉少奇」，連「幹白區黨的比二萬五的（軍隊幹部）鬥爭更艱苦，因為是老虎肚子裏活下來的」等議論也出來了，而且傳得很廣。黨內這種潛在的思想分歧從此開始了。在兩年後的八大二次大會上進行了彌補和平衡，補選了一批候補中央委員，主要是軍隊幹部，這說明中央已經意識到了這個問題。盡管如此，這也沒有完全消除軍隊幹部和地方幹部由此而引發的一些矛盾，這為後來的文化大革命埋下了隱患。

[話裏有話]

八大的理論表述沒有太大問題。社會製度也屬於或在理論上講是生產關係方麵的製度體現。所謂“先進”是意識上的自我肯定，並不真的“適應”或“能夠有效促進了“生產關係。劉一直想用馬列的這些僵化原理講一個事實，那就是中共黨要轉軌到發展生產力，搞經濟建設上來。這點毛是不讚成的。讚成了，就是自己承認要被邊緣化。因為毛的特點就是對戰爭有一套，對搞建設，慢工細活地踏踏實實搞國家建設沒興趣。八大確實是個分水嶺。軍隊在中央的比重一下掉了一大截。老帥們頗有怨言。所以，又搞了一次軍內軍銜級別調整，主要是給中下級軍官提調，工資也高了些，穩定了中下級軍官們的情緒。那些老軍頭想發作也找不到什麽借口。這是劉鄧的高招。但劉的問題也太突出，就是大量使用或提拔華北局的幹部。現在看來劉的做法就是新山頭。而且華北幹部在搞經濟方麵也很不在行，遠不如華東幹部。華北局的幹部搞統治經濟不如東北局的幹部，搞商品經濟不如華東局幹部。後者對經濟金融市場在抗日戰爭時期就有一批人有相當成功的研究。劉在白區工作就是在北平又了些成就。在上海在東北都沒得到發揮，而且呆的時間不夠長。這導致他的局限性。記得文革前，哪有問題，劉就派人來，清一色的是華北幹部，一聽口音就知道，大家就說，有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