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與野蠻的大海戰---崖門之戰

 那小兵：《文明與野蠻的大海戰》（轉載自那小兵搜狐博客）     




       有那麽幾段曆史令人難忘，原因在於人們的心依然凝固在那個時刻，宋元之間最後一次戰鬥就是其中之一，那就是著名的崖門之戰。

      厓山在今廣東新會南八十裏海中，與奇石山相對，勢如兩扉，周圍潮汐湍急，舟行艱難，是一處可據險固守的天然堡壘，因此為行朝所選中．船隊靠岸後張世傑、陸秀夫立即派人進山伐木，在島上造行宮三十間，軍屋三幹間，供君臣將校棲身。餘下的二十萬士卒，繼續留在船上生活．為了迎接意料中的殊死搏鬥，又令隨軍匠人修造艦船，趕鍘兵器。但開戰後不久便被元軍用計擊敗，陸秀夫估計已經無法護衛趙昺走脫，於是便當機立斷，決心以身殉國。他盛裝朝服，先是手執利劍，催促自己結發的妻子投海：繼而又勸說趙昺，“國事至今一敗塗地，陛下當為國死，萬勿重蹈德祐皇帝的覆轍。德祐皇帝遠在大都受辱不堪，陛下不可再受他人淩辱。”說罷，他背起八歲的趙昺，又用素白的綢帶與自己的身軀緊緊束在一起，然後一步一步地走向船弦，與他的小主公踏上了從臨安到厓山的最後裏程、水天一色的茫茫大海……

      楊太後聽說兒子趙昺死去，悲痛欲絕，隨即也跳海而死。之後隨同跳海殉國的朝廷諸臣和後宮女眷少說也有十多萬人。

    常有一個疑問，在那人類史上最悲壯的一頁，那20餘萬炎黃子孫那些士兵，民兵，婦女，普通民眾，士子大臣，乃至一國皇帝，是懷著怎樣的決絕，拒絕三次勸降，拒絕生與富貴，前赴後繼的跳下這片大海？這不僅是華夏，也是人類文明史上一曲壯烈的悲歌。十萬殉國英魂，在整個人類文明的發展史上，也許有過更大規模的戰爭與屠殺，但這樣的決絕與不屈，與國諧亡，隻有一次。否則，怎麽總覺得胸中有一種力量，那麽深邃，那麽堅韌，它仿佛來自靈魂深處，穿越千年時空，延續萬年不絕如縷的華夏血脈。

有這個想法，由來已久，特別是最近，總覺得時間在不斷的減少，總覺得有個聲音在叫:你應該去崖山看看。 

      終於到了新會，筆者見到了趙承遠博士，他是耶魯大學曆史係博士，美國東亞史學學協會主席，也是美國聯邦眾議員趙美心的遠房伯父，據說是宋朝皇族宗室的第二十八代孫。宋先生國字麵孔，濃眉大眼，雙目炯炯有神，似乎有點孫中山的神韻。當他開口談到那場戰爭時，說了句“故國山河在，文明早遠去”，然後侃侃而談，道出許多讓人意想不到的話語：

“這是一場中華文明生死之戰，也是韃靼野蠻和漢族文明的生死之戰，它決定了後來七百多年中國社會的命運。在中華民族發展曆史中，那些不幸的命運時刻都和匈奴、蒙古、滿清和日本這些名字聯係在一起，其實從秦國統一六國就已經種下了禍根。一個西戎落後國家消滅了像齊國那樣的禮儀之邦，這就是中華民族厄運的開始。雖然漢朝文景時期有過短暫的無為之治，產生出短暫社會繁榮，但漢武與匈奴的決戰讓中華文明走上了十分危險的道路。正是從那個時代起，中國人不得不采取與北方蠻族麵對麵的戰爭格局，長期消耗國力與那些原始民族糾纏，連強大的隋朝和唐朝都曾深陷其中，很大程度上為了保全國家膨大的規模而犧牲了中國自身的優秀文化和價值觀。雖然唐朝是個很有活力的時代，融合了許多西域和胡族文化的豪放氣概，但和純正的宋朝漢文化相比有了過多的混濁之氣，在精美和深度上都有欠缺。

如果說唐朝是中國古代曆史最後一站，那麽宋朝就是中國文化走入人本主義現代文明的最早年代。首先，宋代的中國人有最完整的儒家倫理文化，也有最興盛的佛教信仰，尤其在對待個人自由權利方麵最為寬鬆，這讓宋朝成為一個用信仰倫理治國的新型國家，完全打破了以往的軍閥和部族武力製衡的統治模式。宋代的皇帝們是最親民的，也是最有文化修養的，他們不貪戀戰功赫赫和天下領土，卻追求官民和諧共存。盡管無法完善處理土地分配問題，但畢竟承擔了土地改革的使命，可見宋朝是個敢於改革的自信國家。這個時期人們首次說出了“民重君輕”和“民為主，君為客”這樣帶有民權思想的口號，這無疑是商人階級影響社會的跡象。最值得深思的是，南宋開始就主動放棄了與北方金國爭奪領土的戰爭，一方麵化解了為收複北方空耗國力的壓力，另方麵集中精力發展南方各地漢化地區，與南方野蠻落後番邦小國通過貿易形成良性互動，而不是采用征服手段害人害己。曆史證明南宋雖然遭遇到金國和元蒙的不斷壓力，但總能夠利用他們之間的矛盾為自身贏得生存空間。南宋人非常明白一點，那就是不值得用自身社會文明和民眾利益做犧牲換取北方領土暫時性回歸，這種明智看法隻有在民國時代才重新有人提出來過。從客觀角度而言，宋朝排除嶽飛等人北進因素為後來一百多年的南方和平打下了基礎。後來，元軍三萬屠殺三十萬金兵的野狐嶺之戰讓宋朝明白必須采用守勢，麵對強敵宋朝運用了靈活多變的戰略戰術英勇地抵抗了很久，這對於這樣一個文明國家實在難能可貴。

這裏不得不說一下蒙元和滿清統治對中華文明的極大破壞性。先不說中國，先說說世界另一頭的俄國例子。這個原先由維京人和土著森林人組成的民族被蒙古人直接或間接統治了二百多年，在血統和文化上造成了嚴重退化，乃至無法跟進歐洲文明主流社會發展而成為半開化的斯拉夫文化群體。歐洲人把斯拉夫人看成是專製文化人群，並認為這是所謂“韃靼思維”所造成的。蒙古人是人數非常少的民族，他們在所有入侵地區都是絕對少數，因此他們對主體民族充滿恐懼，企圖用全麵專製方式統治當地民眾，實行嚴格的組織管理。這種統治方式後來在列寧時代轉變成了“全能主義”，也就是把組織結構深入到所有民間之中，讓民間社會完全喪失自治權力和空間，知識分子和平民都失去了獨立人格，這也正是後來列寧主義在俄國長期統治的原因之一，當然也是目前俄國民主化的先天不足根源之一。與宋朝這樣的文明城市社會不同，蒙古人和滿清人都具有強烈的遊牧民族特質，他們從來都憑借高效的軍事力量相互淘汰，根本無法進行長久的文化和文明積累，一方麵他們很高效地摧毀了其他文明，另方麵他們很難建設新文明。這兩個少數民族當政者都對比自己大得多的主體民族充滿恐懼。蒙元采用了單一的屠殺壓迫政策，企圖把中國人退化到和蒙古人一樣的野蠻層次；而滿清人同樣對漢人充滿恐懼，他們采用了加速自我漢化的方式，試圖推動滿人融入漢人文明之中，但同時卻因恐懼而不讓漢人學習西方文明和技術，深怕對自己不利，這無疑耽誤了中國的發展機遇。康熙是個最早理解西方社會和科學的中國皇帝，甚至一度想信奉天主教，但麵對滿清和漢族之間的矛盾他害怕了，最後還是選擇了用儒家禮教奴化中國人。乾隆也是個比較了解西方武器的皇帝，卻偏偏不許中國人開發火器，而同個時代的日本人已經生產出和西方一樣好的火槍了。特別應當指出，元明清的文化實際上都從宋朝的水平上退化，元朝的野蠻消耗了北方漢族80%的人口生命，明朝的酷吏讓中國人生活在漫漫貧窮窒息之中，而清朝的文化奴化運動強化了中國人的劣根性，從北到南，清末隻有西北回疆和南越兩廣還保持著古代中國人的部分勇敢氣質，而其他各地所興旺的不是奴才之懦弱便是奴才的凶殘。懦弱如江浙文人，凶殘如湘軍民勇，均趨炎附勢之極端，助紂為虐之能事，就是這種奴化的結果。滿清人的八旗製度終於轉型成了利益集團體製，民族矛盾也轉型成了階級矛盾，而韃靼思維更加被社會集中製度強化，全能主義背後的恐懼感依然普遍存在。至今我們無法重現的便是宋朝那樣的人本主義文明氣息，，難道真的永遠如此嗎？

由於經曆了元朝以來各朝的嚴酷統治，中國人把君主製度看成了曆史的罪惡。其實在當今世界文明程度最高，民主文化最濃厚的國家都是歐洲的君主國家，追溯其原因不外有三個：一是虛位君主是三權分立之外最穩定的製衡角色；二是虛位君主是國家政治競爭遊戲的權威裁判員，有效地防止了政客們違規惡鬥；三是君主是國家民族精神的總代表，在民主社會中也就是民主權力的最終代表，民等於君，君也等於民，形成對政客們的製約。這比讓利益集團瓜分社會財富要進步的多，文明的多。法國人和俄國人都在思考著這個問題，中國人也可以用開放思維看待這個問題。有人說：美國沒有君主不也很民主嗎？這個說法忽略了一個事實；美國的民主是建立在兩黨利益基本平衡基礎上的，因為美國一直有很好的社區自治傳統，也就是基督教教會社區管理體係，這使得美國人無形中把教會體係中的上帝看成了大家的精神君主，也讓憲法成了終極君權的替代物，這是美國特有的優勢，而在歐洲國家則依靠虛位君主代表此權力”。

那小兵：“您如何看待未來中國改革？”

趙博士：“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這個青山就是我們的民族和生存環境，中國人是何等聰明而勤勞的民族，隻要有了這些我們必然能運用智慧建設中華文明”。

 

後注：

趙美心，祖籍中國廣東新會古井鎮霞路鄉五福裏。美國聯邦眾議員，代表民主黨在加利福尼亞州第32選區當選，成為曆史上第一位華裔女性國會議員。趙美心當選後將成為美國國會聯邦眾議院教育與勞工委員會 (House Committee on Education and Labor) 的成員。趙美心開始熱衷於婦女平等權利等社區活動，素有”小宋美齡”稱號。她還在東洛杉磯學院教授了13年的心理學課程。

 

關於宋代皇族後人的考據：

在廣東珠海市鬥門區的南門村，住著6000多名居民，其中80％的人姓趙。他們自稱是宋朝皇族後裔。

　　新會崖門因南宋最後一戰“崖門之戰”而聞名，當時宋軍上百艘戰船雲集崖門海麵與元兵鏖戰，最後全軍覆沒。而南宋丞相陸秀夫背著幼帝跳崖身亡，上演了預示南宋滅亡的最為悲壯慘烈的一幕。

　　700多年過去了，現在隨著對崖門古戰場的勘探和開發，人們都十分關心南宋皇族的後人現在何方、生活得怎樣。近日，記者去了珠海鬥門區南門村，發現宋朝皇族的後人就居住在這裏，他們還重修了祠堂紀念先人。

　　有不少人說該村姓趙的人都是宋朝皇族子孫，並且都是在南宋祥興二年（1279年），宋軍在崖門之戰失敗之後，從新會流落到鬥門的。這個傳說有對的地方，也有不對的地方。南門村的趙姓居民確實是宋皇室的傳人，但他們的祖先早在崖門之戰前的1234年便到鬥門定居了。

　　宋朝開國皇帝宋太祖趙匡胤有兄弟三人，其二弟是宋太宗趙匡義，三弟是魏王趙匡美。而鬥門的趙氏子孫，便是魏王趙匡美的後人。1234年，魏王趙匡美的第八代孫趙懌夫入廣東任香山縣縣令（轄今日的中山、珠海、鬥門），任職3年，死於任上。其第三子在崖門之戰後，避禍隱居於鬥門大赤坎。他的子孫後代在大赤坎生活了數十年，又於明朝永樂元年（1403年）遷居鬥門的南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