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業良先生的解聘：外媒難做擋箭牌，異議缺乏安全網

外媒難做擋箭牌，異議缺乏安全網

 

近日，北京大學副教授夏業良先生，不再續聘，職位不保。此次北大理由充足，海內外學術中人，也以學術角度對北大給予肯定和支持。更有與北大有學術合作的美國衛斯理學院華人教授發來聲明，支持北京大學的決定。而此前，網絡傳言，衛斯理學院宣稱，如果解聘夏業良，將終止與北大合作。

在北京大學，夏業良先生的教學評估結果，連續已經多年都是倒數之列。如果北大以學術為重的，夏先生應該早就被逐出北京。此次解聘風波之中，有一處細節值得玩味。2012年和今年，經濟學院教師考核和聘任委員會對其評估出現了大比分逆轉，2012年是11票反對續聘，10票支持續聘，一年之後30票反對續聘，3票同意續聘，這樣巨大差異，可以說完全超出了統計學規律。這個逆轉背後，肯定有重大因素在起作用。在這一年裏，夏先生就學術論著來說，並沒有重大突破，因此起關鍵作用的因素，應該不在學術本身。

從2012年到現在，中國政治生態的變化是顯而易見的。此次解聘事件中，夏業良先生通過BBC中文網和美國之音自辯，強調政治因素起作用。在中國的政治生態中，以學術身份起家做公知，而且是異議型公知，是極其艱難的選擇，其難度絕對高於讓中宣部與穀歌合並成一家公司。

為求自保和發展，中國公知要麽在學校係統安身立命，延續某種士大夫清議傳統，要麽在體製內尋找開明靠山之外，除去兩者，幾乎沒有其他可以依賴的力量，這兩者其實都是體製內的領地。過去十年之中，學術日益專業化，越來越成熟的技術派，把理念派擠出了校園，技術派更傾向於選擇做一個中性的技術幕僚或者政治顧問。

一度可以依賴的中國媒體，也遭到了空前的牽製，自身力量相當微弱，一旦有事，基本上不足以自救，就在夏業良先生被停止續聘同時，廣州《新快報》的記者就遭到湖南警方的跨省追捕，事情起因是報道了湖南企業中聯重科的負麵新聞。

於是，有幸與外媒建立聯係，便成為異議型公知選擇的方式。在中國媒體對外交流不太發達的80年代，通過海外媒體贏得支持，確實有過成功的案例。然而過去十年，中國崛起，附帶地在國際媒體和輿論界上也出現了突破，幾乎在主要的歐美國家，大學之中，媒體聲音裏，對於中國政治生態做闡釋的多，極端批評的少了。西方異議媒體，即使在本土也是屬於小眾勢力，很難為身在大陸的公知提供支持。

中國大陸，至今還迷信媒體乃“社會公器”，信奉“新聞專業主義”，對國際經驗不足的中國公知來說，是一個極大的誤導。以英國為例子，過去三四年，夏業良先生在BBC英語新聞中，僅僅出現過了一次，是在2010年劉曉波先生獲得諾貝爾獎。而外媒之中的中文服務，受眾基本上是華人讀者，對於發展自身的支持網絡，效果不大。

學者與公知在英國也是涇渭分明的角色，前者基本上是安心書齋，與世無爭，學者的抗爭更多是出自某種理念，而非與政府的真實對抗，而且現代政治中，英國政府不再是一個嚴酷的暴力鎮壓機器；而公知基本上不是學者出身，更多是作家、黨派積極分子為主，後者多數轉入政治，經曆站隊的過程，他們對政府的批判，都可以找到自己合法存在盟友，異議本身就是體製的一部分，這是與中國政治最大的不同。

以學者身份，能夠持續性做公知，並且是異議分子，而非僅僅是施政谘政上的批評，數十年大旗不倒，筆者所見僅僅是美國語言學家喬姆斯基一人。喬姆斯基是上個世紀50年代“認知革命”先鋒之一，他所開創的“轉換生成語法”及其幾十年不斷推出的語言學理論，已經奠定了他在語言學和認知科學學界近乎“上帝”的位置，噴湧不斷學術創造力在保護著他，他可以拿著美國政府的經費，還不客氣地罵美國的霸權行徑。

在今天中國，做學者，做公知，還是兩者都做，這是首先要解決的問題。一旦選擇了這條路，就要付出至少雙倍的努力，才可以做點有價值的事情。在一個告別革命，卻沒有迎來改革的時代裏，這是一個比流血還要殘酷的遊戲。也許這是公知存在的價值，讓未來某種中國體製的變革，顯得更加珍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