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近日連續出現了暴亂事件。大約四年前，時任中國駐英大使傅瑩曾經在《衛報》撰文，介紹新疆是個好地方，這在當時被視為新風，深受國內媒體追捧，可視為中國試圖將新疆地區的民族問題做公開化的努力。但是這樣的公開表態，在西方政治中，並不會贏得掌聲，相反，要做好繼續對話和辯論的準備。因此國內媒體的一邊倒的沾沾自喜，自以為開明開放，卻沒有後續政策跟進出台，基本上是一廂情願。
與此同時，近年來中國政府也組織適當的西方政界人物去另一個敏感地區西藏參觀，最近受邀請的美國駐華大使駱家輝。之前英國議會跨黨派中國小組也去過西藏，回來之後提出了一個有趣的“梵蒂岡模式”，一腳踩進去西藏的政教關係問題。
中國政府這些舉動，可以視為是大外宣思維之下的一個小步驟，然而新疆西藏問題的解決，依然嚴防國際勢力的滲入。在兩個地區裏，西藏問題在海外有成係統的流亡政府，更加接近於和平談判的方式來解決，而新疆問題，由於極端伊斯蘭勢力的啟發，暴力成為一個最容易的選項。這兩個地區都有一個關鍵問題，就是宗教與政治的關係。在這點，英國人的思維一貫敏銳，但是思路又一如英倫風格般幽默含蓄，以至於冷場。
就在此次新疆暴亂事件之後，中共政治局常委俞振聲親自出馬。王樂泉鐵腕治理新疆，最終依然擋不住七五事件的爆發，張春賢到任之後，媒體之中充滿了親民報道，還是擋不住暴力事件發生，甚至在暴力組織和攻擊方式上更加具有滲透性。未來新疆維穩將怎麽辦，中國政府似乎已經嚐試了各種手段，依然是提心吊膽。以俞振聲的太子黨背景，在湖北和上海的做派，說話明白，出手快，下手重，應該是一個風格。
恩威並施，是中國自古的權術，曆來是政治殺伐的焦點。然而，新疆西藏問題的關鍵，或者說發動機，並不在於中央政府的對策，也需要考慮本地社會的政治現狀。以英國解決北愛問題為例，以當地保皇黨來製約共和派來製造政治對抗的基本麵，英國中央政府輔以經濟和軍事來穩固棋局，最終靠政治協商來達成妥協。這應該說在愛爾蘭本島解決和平自己的內政問題，是英國人的高明之處。北愛爾蘭問題，依然隨著英國本土政治經濟大勢的變化，出現小規模的振蕩，但是基本麵已經穩定，不會再出現80年代那種大規模暴力襲擊的事件。
對待新疆問題，中國政府也在處心積慮培養當地愛國派，然後宗教問題始終是挖在麵前的深溝。尤其是疆獨勢力對待新疆維族領袖的抨擊，往往是從其宗教和文化角度入手。在最近新疆暴力事件報道中，有一則舊聞被重新提及，然而國內披露不多，就是2011年，中國國家宗教事務局與土耳其宗教事務局（Diyanet）簽署協議，由後者出資聯合培養新疆宗教人士。這在海外被解讀成一則失敗的政策，國內也不敢輕易討論，然而筆者不以為然。
土耳其宗教事務局是土耳其廢除哈裏發治國，擺脫政教合一體製的產物。在伊斯蘭國家中，土耳其是世俗化程度最高的國家。伊斯蘭教的現代化和世俗化問題，是一個國際性難題。在中國與土耳其之間，橫亙著幾乎整個伊斯蘭世界未來的不同道路：塔利班和巴基斯坦某些地區的極端伊斯蘭勢力，沙特的王室，伊朗的現代政教合作關係、以埃及、伊拉克、敘利亞、利比亞為代表的阿拉伯複興黨和土耳其的世俗化道路，在這些方案中，隻有土耳其目前看來是最為成功的模式。
土耳其伊斯蘭教以遜尼派為主，與新疆一致，土耳其與中國經貿關係也是兩國發展的重中之重。高度世俗化的土耳其很難會在伊斯蘭問題上成為中國的對手，相反可能是一個強有力的聯盟。疆獨勢力試圖恢複的“東突厥斯坦共和國”的號召，實際上是落後於土耳其政治現實的幻想，不可能得到土耳其的支持，中國不用擔心類似的宗教合作交流，會讓伊斯蘭極端勢力摻了沙子。相反，以東突自詡的疆獨更加熱衷的尋求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北部的訓練營支持。中國目前最應該防止的是，新疆的穆斯林由於缺乏對國際穆斯林世紀的了解，投入了一個最不該投入的懷抱。
所以，新疆問題，最終解決不能靠子彈，而是靠文化和宗教。從人類曆史看，這是一個偉大的伊斯蘭現代化議題，中國可能需要尋找一些外援，這些外援需要有著自身世俗化和現代化經驗的。仔細觀察的話，幾乎所有的伊斯蘭現代化模式背後，都有前任殖民者的影子，目前隻有土耳其能夠走自己的道路，因為他們受到的“幫助”最少。至於類似“梵蒂岡模式”的進言，基本上就是一個冷笑話，巴勒斯坦問題就是一個最冷的悲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