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ohnnyyu
天馬行空，獨往獨來。行萬裏路，讀千卷書。
劉曉波與錢鍾書
鍾凝
劉曉波罵錢鍾書包含了兩個方麵：錢鍾書的研究方法和錢鍾書的人品。先說第一個問題。
誠如劉曉波所說，錢鍾書研究中國文化用的是注典引籍所謂“國學”的傳統研究方法。中國的曆史和文化研究缺少新思維新方法，導致整體水平不高，這是大家早就感受到的。這不是錢鍾書一個人而是整個業界的問題。
92年台灣李誌仁出錢要拍一部大型的中國文化的專題片，請了社科院的幾個研究員寫了本子，製片人請我去提意見。我對撰稿人說，到現在拍中國文化還拍這些“雞零狗碎”就沒有意思了，因為已經拍了太多這類的片子。中國文化有什麽、是什麽，這當然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為什麽。要好好想一想中國文化作為一個係統，它的係統特征是什麽，它的發展模式是什麽，它的哲學超越是什麽，它的社會超越是什麽，它的個性超越是什麽。過去看中國文化都是縱向分切的，這是中醫中藥，那是文學，那是藝術等等，現在應該從橫的層麵來看中國文化的精神底蘊。撰稿人對此很不以為然，他們搬出了錢鍾書，說，那錢鍾書也成了“雞零狗碎”了？我說，對，錢鍾書就是“雞零狗碎”。這部片子後來沒有拍成。以後，中央電視台和北京大學的教授們搞了一個很長的中國文化專題片，果然就成了“雞零狗碎”。
社科院的那麽多研究員，北大的那麽多教授卻隻能搞出點“雞零狗碎”，為什麽呢？
史學界曆來有所謂“以史帶論”和“以論帶史”的區別，有些類似經濟學中的實證經濟學和規範經濟學的區分。一般來說，搞研究的人天然傾向“史”和“實證”的東西，因為那被看成是“硬功夫”，搞出來的東西紮實，不容易發生歧義，容易得到公認。而“論”和“規範”的東西就很個性化，它和個人的切入角度、思維方式和價值觀有密切聯係，容易產生歧義，很難得到公認。應該說，用什麽方法進行研究，原本是研究者個人的自由，他人沒有權力對此說三道四。
但是，研究方法這個問題在中國又有一些很複雜的背景。
第一、中國的典籍實在是太浩繁了，沒有任何一個國家能與之相比。研究外國曆史、外國文化的時候，由於相對來說典籍不夠豐富，常常借助其他資料進行推論，你不必擔心別人指責錯誤百出。但在中國可不得了，你就是一輩子勤勤懇懇、小小心心也會踏入雷區。86年開中國文化學術討論會時，複旦研究地理的一位老先生譚琪驤引證曆代地方誌，就把杜維明、餘英時、李澤厚這些人駁得差點沒背過氣去――他們哪有時間看地方誌啊。正是從那以後，認為儒學是中國文化主線這一“大論”開始動搖了。所以，在中國搞“論”有它特殊的難度。
第二，清朝大興文字獄，讓知識分子閉嘴，不讓他們“論”，逼出來一個“乾嘉學派”。在統治者的提倡下，這個鑽故紙堆注典引籍掉書袋的研究著述方法成了“風尚”和“傳統”，誰要沒這兩下子，就免開尊口。就連胡適、魯迅這樣的新派人物都掉了進去，更遑論錢鍾書了。
第三、清末民初，中西文化交匯，出了個王國維，史論兼備，本可以開出一條新路，卻被五四新文化一棍子打死在那裏，既然中國文化是臭狗屎一堆，有了這個“大論”還要“小論”幹什麽，誰還會費力氣去說“也不盡然”雲雲呢？到了共產黨時代，封嘴封的更厲害，別說“論”，連“史”都沒了。這是中國曆史上真正的一言堂，連秦始皇都要自愧弗如。
所以，改革開放後，由於國學失傳，對國外社會科學的新發展也僅略知其皮毛，文化界大部分人重新揀起傳統研究方法是必然的。對於錢鍾書來說，這也是他唯一能走的路，高齡的他要換一種研究方法既便不是不可能也是十分困難的。所以，這個賬不能算在錢鍾書頭上。公平的說，在用傳統方法進行研究的大群人中，錢鍾書取得了最高的成就，他獲得這些人的讚賞是理所當然的。
應該說，任何一種能產生價值的研究方法都有其存在的理由，在沒有論證其不能產生價值之前就否定一種研究方法，這不是正常的學術之道。英國著名現代派詩人艾略特在談到現代派時說，現代派不是一種否定，而是一種加入。經常拍著胸脯自稱現代派的劉曉波看來並不懂得現代派的真蒂。學術界需要不同的研究方法並不能否定“雞零狗碎”也有其價值，也有其存在的理由。
另一方麵，80年代確實有一批人要衝出傳統的“圍城”，他們引入了係統論和其他一些方法，借鑒了湯因比、韋伯等雖然並不真正了解中國文化，但卻能從遠處觀察其整體形態的外國研究者的觀點，最著名的就是金觀濤的“超穩定結構”論。應該說，如果這個過程發展的好，曆史文化界就能形成研究中國文化的不同視點，類似在地球上和在宇宙空間觀察地球那樣。很可惜這個過程被破壞掉了，而破壞這個過程的人，一個是金觀濤自己，一個就是劉曉波。
金觀濤做“河殤”的顧問，開了一個很惡劣的先例，就是不顧甚至歪曲曆史事實來“造論”。“河殤”的作者蘇嘵康等人，文人而已，他們那點零碎知識還不夠就飯吃，他們的目標是用筆煽情，隻要能煽情，其他都無所謂，都是可以“創作”的。金觀濤雖然學化學出身，但有個學曆史的老婆，而且以“學者”麵目出現，卻明知“河殤”歪曲史實而“顧問”之。雖然在“河殤”解說詞的小冊子後麵，金觀濤做了解釋，說“河殤”很多地方不符史實但為了宣傳雲雲，但他的功利主義讓許多真正的研究者側目，而他自己以後再也沒能搞出像樣的東西來。研究一旦走上功利的道路就必然如此。
劉曉波的“論法”就更奇特，他不“論”學問專“論”人，目標是專找大人物，方法是隻用判斷不用推理，結論都是一棍子打死。劉曉波以罵李澤厚起家，因為在80年代文化熱中，李澤厚最熱。李澤厚是中國最後幾個可以勉強稱得上“學貫中西”者，他吸收了許多新思維新方法，同時典籍功力深厚，力圖將這兩方麵結合起來，雖然其學問的問題很明顯，但得到普遍尊重。劉曉波罵李澤厚果然使那些專門炒新聞的人得到材料，使不學無術的劉曉波一夜成名。現在，“錢學”最熱，劉曉波當然不甘寂寞，罵錢鍾書可以使10多年來找不著罵的對象快被人遺忘的他重新回到人們的記憶中。
功利主義和罵人堵死了本來很有希望的新研究方法之路，它敗壞了學術空氣，使希望進入新方法的傳統主義者疑惑不前，使已經使用新方法的真正的研究者怕被人誤解而沉寂。最明顯的例子就是劉再複。雖然他的觀點有許多可探討之處，但他是位真正的研究者。他也批評李澤厚，但並不影響他們的關係，可謂君子之交也。劉再複對劉曉波的罵人之道極其厭惡，結果麻煩惹到自己身上，隻好潔身自好去也。
再說人格。
劉曉波罵錢鍾書的人格沒有一點實實在在的材料，全都是臆斷。中國知識分子生活在共產黨陰影下實在是太不容易了。這要從兩麵說。一方麵，他們遭到真正的剝奪，包括物質和精神；另一方麵，他們對共產黨拉起的“人民利益”的大旗很難拒絕，也很難分清，被迫一步步當了殉道者。錢鍾書進“毛選”編委會是中國人民和中國知識分子對共產黨抱有莫大希望的時代，幾十年後劉曉波脫離曆史環境拿來說事，實在是蠻不講理。
錢鍾書成名是在共產黨執政之前，所以他有資格進“毛選”編委會。“圍城”電視劇使他名聲從學術界進入了社會，但這不是錢鍾書的策劃，他與電視劇毫無瓜葛。觀眾認可這部電視劇進而認可錢鍾書的小說，真真正正說明了錢鍾書的文學水平，這裏麵沒有任何“名人策略”。劉曉波如果對此心中犯酸就應該拿出點實實在在的東西來。
至於錢鍾書的“清高”，原本是名人保護自己的時間和自己精力的通則，古今中外概莫能外。比如劉曉波要去拜訪亨廷頓，亨大爺一定不會理他，但是克林頓要見亨大爺，即使他私心裏並瞧不上那位花總統，但斷無不理之可能，此乃人之常情也。媒體抄作這種“清高”，那是媒體的“新聞自由”，與錢鍾書何幹。
還剩下錢鍾書拒絕哈佛教職的事。劉曉波那麽推崇的哈佛要聘錢鍾書，說明錢鍾書的學問、水平得到國際公認，並非“名人策略”造出來的。劉曉波犯了一個邏輯錯誤，在錢鍾書和哈佛之間必有一個劉曉波的判斷為“非”：要麽是哈佛沒有水平，它竟然要請一個劉曉波筆下的騙子來當教授。要麽是哈佛和錢鍾書都真有水平，而劉曉波才是真正的騙子。
錢鍾書說他的學問哈佛不懂，這是一句地地道道的實話。哈佛並非哪一行都是頂尖，這是個常識。就說經濟學，芝加哥的諾貝爾獎獲得者就比哈佛多得多，所以弗裏德曼幽默地說，獲諾貝爾獎的途徑之一就是上芝加哥。哈佛商學院的大牌教授親口對我講，在商學院所有課程中，戰略管理和領導能力哈佛領先，市場營銷是凱洛格領先、創業和企業家精神是斯坦福領先，而金融財務是沃頓和芝加哥領先。所以學MBA的人一定要想清楚自己要學什麽專業再考慮報哪所學校。學生是這樣，教授也是這樣。哈佛的中國文化研究和教學沒有一個人象錢鍾書那樣用“掉書袋”的方法。用劉曉波的話說，錢鍾書的書是故意設了障礙讓人看不懂，連劉曉波這個專門研究中國文化的中國人都看不懂，外國人能看懂嗎？
哈佛的中國政治、文化研究水平並不高。幾年前，前美國駐華武官魏老將軍請我吃飯時談起了美國的對華政策，我對他說，美軍占領日本時，請了文化學者本尼迪克特對日本文化進行深入分析，麥克阿瑟將軍基本上采用了她的建議，所以美國對日政策是成功的。為什麽美國敗在中國手裏三次？魏老將軍說，我們的政府和學者都不真正了解中國。哈佛的中國研究水平和美國總體對中國了解程度是聯係在一起的，對這一點，所有在美國生活過的中國人都有切身體會。在這樣一種氣氛中，錢鍾書到哈佛來幹什麽呢，當哈佛的花瓶嗎？
劉曉波對錢鍾書拒絕哈佛教職氣憤溢於言表是有原因的。大約是93年，一個偶然的機會，我聽劉曉波那不利落的嘴嘮叨了大半天，內容己經沒有什麽印象了，隻記得他的一聲感慨，他說（大意），我血管流的是外國人的血，可我偏偏是個中國人，我真恨我怎麽會有中國人的父母，搞得我現在在中國混不下去，外國也不接受我。
後來聽人說，劉曉波向許多西方國家的大學申請教職都被拒絕了，他申請還都是三、四流的，象哈佛，他知道人家不會理他。可那個錢鍾書牛B的給他他都不要。劉曉波能不恨得直咬後牙槽嗎？
劉曉波，擴大點說，還有蘇曉康，都是地地道道的“中國特色”而且成了“現象”。在真正的民主國家沒有他們產生的土壤。我和美國電視界有很多接觸，他們拍攝曆史、傳紀這類片子時極其認真，對史實反複考證，有爭議的地方要把主要的不同觀點都擺出來，不象蘇嘵康，拿曆史為政治服務，而且政治觀點會從極力擁護“新權威主義”即新獨裁主義搖身一變成了“民主派”。也沒有劉曉波那樣的“罵人家”，所以人家不用劉曉波。
劉曉波和蘇嘵康都是地道的共產黨生出來的怪胎。他們從共產黨那裏繼承了“唯我獨…”的思維模式，凡是不符合他們選定觀點的史實、方法和人，都要篡改歪曲和趕盡殺絕。他們還從共產黨那裏繼承來“拉大旗做虎皮”的方法，扯了“自由、民主”做擋箭牌和遮羞布，使那些善良的受攻擊的人反擊時頗有顧忌，有些人雖心有不甘卻被迫做了殉道者。
劉曉波的血管裏流的是地地道道的共產黨的血，因為他根本不知自由民主為何物。他以為言論自由就是罵人自由，他以為民主就是以他的好惡為標準。現在，劉曉波靠罵名人成了名人，而且總算有了罵名人的繼承人，我常常想，如果餘傑也來罵名人劉曉波，那將是怎樣的一場好戲！
http://youtu.be/-yHorFhs9G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