曆史是很有耐心的，特別是中國人的曆史。

西方理性複興從但丁的《神曲》到貝多芬的《第九交響樂》曆時503年；中國從“五四”開始到現在才104年，僅僅是西方理性複興過程的1/5。

西方人有希臘哲學的理性思想基礎，有羅馬共和社會的理性曆史基礎，自從公元四世紀進入基督教宗教社會後，曆經了近一千年的“黑暗世代”，才在公元1321年，從但丁的《神曲》開始，開始審視個人與宗教的關係，開始理性思想的重新覺醒，開啟了從1321年到1824年，曆時五百年的文藝複興運動。在這個漫長複興過程中，還經曆了即使在1511年，拉斐爾把代表希臘哲學思想的《雅典的學院》已經大尺度地畫在了教宗閱讀室的牆壁上，而且把代表哲學入門墊腳石的歐幾裏德的《幾何》小黑板畫在了教宗的視平線上。然而1600年，堅持日心學說的布魯諾還是被教宗判為異端邪說。燒死布魯諾，在底層是得到了大多數虔誠於宗教而未知理性的民眾支持的。直到1824年貝多芬的《第九交響樂》首演，理性的思想才正式成為顯性的大眾的意識，開始被大眾廣泛接受，在這個基礎上才發展出現代意義的民主社會。

中國人沒有自己的理性哲學的思想基礎，沒有經曆過理性社會的曆史機會，中國人的主體至今依然不理解理性思想。中學老師隻是把《幾何》當成“算術”來教給中國學生，理工大學的畢業生不知道科學和技術在哲學層麵的區別，文史哲大學的畢業生不知道數學是哲學的一個重要的奠基石。

中國人的思想傳統是經驗主義，經驗主義接受理性思想需要有一些經驗的機遇。所幸，中國人用自己特有的智慧創造了幾個機遇。

第一是1911年的“五四運動”，揚棄了“經驗主義語境”的文言文，改用了可以適應“理性語境”的現代文。語言是思想的載體，有了現代文，中國人民就有了理性啟蒙最重要的語言工具。

第二是鄧公主導的改革開放。鄧公的名言，“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猶如拉斐爾的那幅壁畫，把理性的思想帶進了中共高層，為中共這個經驗主義大黨接受理性思想指明了方向，並且用改革開放的方式為中國民眾接受理性社會邁開了第一步。

然而中國人的主體，依然是經驗主義為大，中國人接受理性思想的過程，會像西方的文藝複興思潮一樣，會有一個百年尺度的漫長過程。

真正的中華民族的偉大複興，必定是建立在融合了西方理性思想的，由中國人自己主導的，結合人本思想和理性思想的新的中華哲學思想基礎之上。天佑中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