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方獲得印度扣留有中國人的消息來自印度報紙的報道。2000年8月1日，《印度快報》在這個不尋常的日子刊登了一篇文章《中國，戰俘們的遙遠回憶》。這篇文章在印度社會引起了很大反響，也吸引了我的注意，報紙上刊登的中國老人照片讓我十分震驚。我立刻向中國駐印度大使館匯報此事，大使館也注意到了這則消息，並通報給了國內有關部門。國內得知這一情況後，要求大使館盡快核實兩人身份，爭取早日接他們回國。
作為駐新德裏的記者，我決定去蘭契市中央精神病院了解兩位中國老人的情況。去中央精神病院采訪需要得到政府部門的批準，我向印度外交部外事司等有關部門遞交了采訪申請，多次向主管領導表達我的采訪願望，對方的答複永遠是“正在研究”。雖然我是印度新聞局批準的駐印度記者，我擔心自己過多介入可能帶來外交上的麻煩，或者會使事件變得更加複雜，無助於問題早日解決，於是采取了靜觀其變的方式。當我得知中印雙方已經就此事開始協商後，我就一直關注印度媒體對此事的報道和進展。
沒過幾天，《印度快報》刊登了《比哈爾邦向中央政府送交中國戰俘的報告》一文。該文章稱，中國戰俘事件讓比哈爾邦政府和印度政府十分難堪。印度國防部和陸軍司令部都沒有關於這兩個人的任何記錄。中央內政部負責調查此事的人說，印度外交部和內政部的外國人管理局也沒有這兩個人的任何資料。內政部讓比哈爾邦政府提交調查報告，並解釋為什麽中國戰俘一直囚禁在精神病院裏。蘭契市副專員率領的調查組向中央政府提交了調查報告。印度內政部有消息說，這個報告將有助於印度與中國外交部門進行磋商。在確認了他們的身份後，立刻釋放他們。
印度方麵扣留中國戰俘的消息也引起了國際傳媒的關注。法新社在2000年8月20日對此進行了深入報道：當兩位中國人被關押在蘭契市中央精神病院後，他們都慢慢患上精神病。印度軍方情報人員似乎已經忘記了他們的存在。當新聞媒體披露這一事件後，一些印度黨派和人士紛紛督促政府早日釋放這兩位中國人。蘭契市的官員們說，印度政府是一個錯綜複雜的官僚機構，他們並非故意拖延。由於辦事效率極低，這使得失蹤中國人的自由之日遙遙無期。蘭契市警察局局長也表示，“出於人道主義的考慮，也應該早日釋放他們。這樣脫離家庭和社會的生活真令人悲哀。”
2001年以後，中國高層領導人先後訪問印度，使得中印關係有所升溫。也就在這個時候，一直負責交涉中國失蹤人員的周剛大使離任，新任駐印度大使華君鐸來到新德裏後，很快就爭取中國失蹤人員盡早回國問題在大使館裏作了指示，“一定要把中國老人接回去，即使與印方談判一百五十次也要把他們接回去。我們要讓老人知道，祖國沒有忘記他們。”華大使和中國外交官利用各種機會向印度官員提到中國老人的處境。印度官員得知本國依然關押著中國失蹤人員後，感到十分尷尬，並允諾催促有關部門盡早拿出處理意見。大使館人員也主動約見印度官員。在第九次商談中，印方終於同意釋放兩位中國老人。2003年7月4日，印度方麵正式通知中國駐印度大使館，表示可以派人去蘭契市把中國老人接走。大使館指定外交官黃先生和霍先生馬上行動。第二天，兩位外交官坐最早的航班就趕到了蘭契市。印度內政部也派出了副處長阿南德一同前往。
中國外交官趕到精神病院後立刻向院長了解了兩位老人的生活、病情和治療情況。院長介紹說，馬勝龍患有比較嚴重的精神分裂症。楊家侖的病情較輕，服藥後可以進行正常思維，隻是在情緒低落時容易犯病，其症狀是自言自語。為了保證兩位老人的情緒安定，院方提供了兩個星期的藥物，主要是安神鎮靜藥、降血壓藥和維生素片。在印方人員陪同下，兩位中國外交官見到了中國老人，他們把從使館帶來的兩件T恤衫交給了老人。兩位老人撫摩T恤衫上的“龍”字。
第二天下午兩點半，雙方開始辦理交接手續。交接文件上寫著：中央精神病院於2003年7月6日下午，把兩位中國公民楊家侖和馬勝龍移交給了中國駐印度大使館人員。印度內政部副處長阿南德為交接見證人。雙方交接人員都在上麵簽字後，各保存一份。隨後，雙方一起去接老人。兩位老人已經換上了印方提供的旁遮普袍，靜靜地等待在病房裏。這種長袍質地薄，透氣性好。中國外交人員發現，兩位老人都貼身穿上了他們帶來的T恤衫，T恤衫上的“龍”字清晰地從旁遮普袍上透了出來。印度醫生和護士一直把老人護送到了蘭契市的機場。在中國外交官和印度官員的陪同下，兩位老人乘坐IC810班機飛回了新德裏。
《印度快報》在7月18日以《在蘭契四十年後，中國戰俘獲得自由》為標題報道了這一消息：印度中央精神病治療所裏的克蘭帕林病區的第一號房間今天空了。它的主人楊家侖（61歲）和馬勝龍（65歲）在這裏期盼了四十年後，終於獲得了釋放。蘭契市副專員普拉迪普·庫爾瑪說，“他們終於獲得自由了。”一位不願意透露姓名的政府官員說，“由於需要核對和確認他們的身份記錄與其他資料，竟然耗費了如此漫長時間。實在令人遺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