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斯林的婚禮
印度社會中的自由戀愛隻在大都市的角落裏悄悄進行。城市的模糊性掩蓋了人們的家庭背景，許多來城市裏淘金的青年人，有著共同的經曆和背景，他們相戀後便組成小家庭。在印度社會裏，這些小家庭如同蒼老大樹上的稀疏小巢，看上去很富有詩意，實際上支撐巢穴的枝幹相當脆弱，一陣大風就有可能摧毀它們。這些通過自由戀愛而組成的家庭在印度還是極少數，整個社會都習慣於接受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一些青年人也試圖突圍，無奈傳統習俗具有極大的彈性和韌性，最後總能把突圍者溫和地包裹起來。
印度學者拉吉什曾經比較過印度社會與美國社會的差異。他認為印度社會的軸心是父子關係，美國是夫婦關係，兩種不同的軸心關係形成了各自的民族性格。一些印度青年已經在美國定居下來，拿了綠卡，甚至已經同西方女孩子同居。真到了結婚的時候，又跑回國內找父母親商量，認為還是找一個印度姑娘穩妥。為什麽世界各地的印度人總不能融入當地社會呢？即使他們在海外生活了好幾代人也依然故我？拉吉什認為，印度人骨子裏存在著種姓意識，同其它民族相比，印度人有一種文化優越感，也就不願意與其他種族的人通婚。一位在烏幹達生活的印度老人在年輕時與當地土著女子結了婚，並且有了幾個孩子，但是總感到有些別扭，他把這種婚姻稱為“雞尾酒婚姻”。印度人與當地女子結婚隻是一種社會性儀式，不會融為一體。這位老人終於在75歲時與一位25歲的印度女子結婚，然後帶著滿足離開了人間。
印度教徒的婚禮
印度人的自我封閉形成了一個獨立的文化係統。種姓製度、對女性的歧視成了一張天然大網。印度女子遭受的苦難是從胎裏就開始的，許多母親懷孕後都到醫院進行胎兒性別測定。在一個家庭裏，如果第一胎是女兒，她還有活下來的希望，第二胎的機會就小了，第三胎生存的希望就十分渺茫。如果一個女子能夠掙脫“層層設防”，來到這個世界上的話，必定是有神靈的保佑。如果這個女子能夠撕破那張種姓製度的大網，堂堂正正地活在這個世界上，她必定是一個奇女子。被槍殺的印度女議員普蘭·戴薇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普蘭·戴薇出身在不可接觸的賤民家庭裏，其經曆比《紅色娘子軍》裏的吳瓊花更為苦大仇深。10歲當童養媳，11歲被人強奸，18歲那年又一次被強殲後，普蘭·戴薇一氣之下，殺了那些高種姓青年人。衙門沒有把那些高種姓的人繩之以法，卻開始捉拿她。普蘭·戴薇在走投無路下逃入深山老林。她比吳瓊花的運氣差，找不到接納她的黨組織，隻好自立山頭，成了遠近聞名的綠林女俠，受到了老百姓的夾道歡。這位女土匪同當地老百姓演繹了一段“魚水情”，衙門懸賞捉拿也奈何她不得。20歲時，躲在森林裏的普蘭·戴薇看到各種動物皆有情愛，在森林裏自由自在地生活，雖然饑一頓飽一頓，但也有家庭的溫暖和夫妻的快樂。普蘭·戴薇對自己萌生了憐憫之意，於是自首投誠，監獄中的11年磨難又改變了她的想法，她決心要“修理”這個社會。普蘭·戴薇在31歲那年出獄，不久就加入了社會主義黨，終於找到了一個黨組織。
天還是那片天，地還是那片地，體製還是那個體製。由於廣大選民的擁戴，普蘭·戴薇兩度當上了印度議員，堂堂正正出入印度議會大廈，同國家領導人一起討論治國安邦計劃。好景不長，2001年7月２５日，身為人民院議員、社會主義黨領導人之一的普蘭·戴薇，在新德裏的家門口遭遇三位身份不明的槍手襲擊，4顆子彈結束了她的生命，也結束了普蘭·戴薇富有傳奇色彩的一生。印度總統納拉亞南稱“她的一生是一部向壓迫和剝削進行反抗和成功挑戰的故事”。總理瓦傑帕伊說，“她的死使印度失去了一位窮人、被壓迫者和社會公正獻身者權利的代表”。印度政治家很誠實，他們敢說自己的社會裏有“壓迫和剝削”，敢說普蘭·戴薇是“政治鬥爭的犧牲品”。普蘭·戴薇的鮮血成了印度社會的一朵鮮花。
印度婦女處在社會的底層，但是女性又是整個社會的欣賞對象，女性和女神形象在印度藝術和宗教殿堂中站有很高的位置，供人們膜拜。這些女性的特征是豐乳、細腰、肥臀，身體扭成“三道彎”，性感嫵媚，風情萬種。印度教的濕婆派和性力派把男女性器官當成崇拜物，用《奧義書》裏的話說：“當一個男人與心愛的妻子擁抱時，不知道哪裏是裏，哪裏是外；那麽，當他和理智的靈魂擁抱時，也不知道哪裏是裏，哪裏是外。”一下子把性愛提高到了神的境界，活生生的女性卻隻能仰視自己優美、冰冷的雕塑，猶如照鏡子一樣，隻可惜一個在鏡子裏，一個在鏡子外。
印度不缺少女政治家，她為什麽不為自己的女同胞爭取更多的權力呢？印度也不缺少法律，印度政府於1959年頒布了《特別婚姻法》和《印度教徒結婚與離婚法》，1961年頒布了《禁止嫁妝法》，印度聖雄甘地、開國元勳尼赫魯都是大律師出身，他們在印度獨立之初就開始用法律為國家“修渠建壩”，同時還在多元化、鬆散的政治體製中開出許多“泄洪口”，但是洪水一來，一切都淹了。連政治家和大律師們也不得不順水行舟，由此可以看到宗教和傳統習俗的巨大慣性。
一個印度教徒給我講了這樣一個故事：從前有位國王娶了好幾個妻子，卻隻有一個妻子給他生了一個兒子。國王把太子看得比國家江山還重要。沒想到這個孩子得了一種怪病，太醫怎麽也治不好。這時候有人對國王說，有一個江湖醫生能夠治療疑難雜症，何不請來一試。國王隻得應允。這個江湖醫生來到太子床前觀察一番，對國王說自己能治療這種怪病，但是在配藥時需要用一件衣衫，這件衣衫必須是從一個快樂的人身上脫下來的。國王說，那還不好辦嘛，於是吩咐宰相去辦。宰相派出的差人們走了一個又一個村鎮，也沒有找到一個快樂的人。碰到的人都在抱怨自己缺少什麽。一個星期過去了，差人們都空著手回來了。眼看著太子奄奄一息了，宰相焦慮萬分，不得不自己去尋找，經過一天的跋涉後，他在田野上碰到了一個可愛的孩子，這個孩子邊放牛邊唱歌。宰相連忙走了過去問，“小孩子，你看上去很快樂，你真的快樂嗎？”“當然快樂了，”小孩子連忙回答。宰相心中大喜，趕緊把一個金幣放在了小孩子的手裏，“快到家裏拿一件你穿過的衣服。”小孩子望著手裏的金幣，沉默了一會，臉上顯露出了悲傷，“大人，我沒有衣服穿。”看著印度人的生存現狀，我體會到了這個故事的含義，也明白了印度婦女對這個世界的理解。讓我體會更深的是，印度人的思維和行動是一致的，他們怎麽思考，就怎樣做，實在而真誠。世界上一些古老文明國度裏的人則如同患了精神分裂症一樣，思維和行為嚴重脫節，上欺祖宗，下騙百姓，這才是最可怕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