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洲製藥產業的底蘊很足，作為工業革命的中心，歐洲是全球製藥行業的搖籃；有羅氏、拜耳、阿斯利康、諾華、賽諾菲和葛蘭素史克等跨國巨頭，在全球市場具有重要地位。但近幾年來，無論是從藥物研發投入、創新藥企數量這些軟指標來看，還是從新藥推出數量這一硬指標來看，歐洲都已被美國遠遠甩在身後，甚至麵臨著被日本、中國反超的威脅。
19世紀，第二次工業革命的車輪席卷整個歐洲大陸，歐洲在這一過程中積累了豐富的化工經驗。化工業與製藥業本質是相通的。早期的藥物，都是從化學物質中提煉的，比如最早治療梅毒的藥物砷凡納明，就是德國科學家保羅•埃爾利希從近千種有機砷化合物中篩選來的。歐洲化工業的發達，推動了製藥業的騰飛。
1668年創建的默克天使藥房，賣了一百多年草藥、護身符、蛇皮等療效未知的偏方後，受益於發達的化工業，19世紀開啟了向現代化製藥業的轉型。1840年，在年輕掌門人海因裏希·默克的帶領之下，默克開始了嗎啡的工業化生產。除了嗎啡之外，海因裏希·默克，還帶著藥劑師們研製出近800種醫藥化工產品，默克的製藥業務也因此瘋狂擴張。如日中天的默克，是整個德國，乃至整個歐洲製藥產業走向繁榮的縮影。
1863年8月1日，另一家日後在製藥業地位舉足輕重的藥企拜耳誕生了。起初，弗裏德裏希·拜耳以及韋斯科特合夥開辦了一個化工作坊，主要生產和銷售染料。在兩位創始人去世後，拜耳開始將目光轉向製藥，並建立起了實驗室，拜耳的製藥之路也就此開始。在拜耳近百年的製藥曆程中，創造過許多知名“神藥”，包括第一種被廣泛使用的抗生素prontosil和環丙沙星，第一代催眠藥苯巴比妥，避孕神藥優思悅和優思明等等，也包括海洛因（藥王的早期雛形，可能是“毒王”）。拜耳最知名的還是“神藥”阿司匹林，阿司匹林不僅為拜耳帶來了難以想象的巨額利潤，更開啟了人類自主研發、製造藥劑的時代。
除了默克與拜耳，鼎盛時期的歐洲製藥業還有著汽巴、嘉基、山德士、先靈、威康等著名大藥企。而同期，未來蜚聲全球的美國藥企，如禮來、雅培、惠氏、施貴寶等，卻還隻扮演著渠道分銷商的角色。當時，化工業都被德國壟斷，美國的化學家沒有自有合成新的化合物，藥廠也僅僅生產簡單的化合物藥品。在這種情況下，製藥業的根緊緊紮在了歐洲大陸上。憑借深厚的製藥底蘊，歐洲製藥業在20世紀，繼續為全球製藥業的發展發光發熱:
1953年，沃森和克裏克在英國劍橋大學發現DNA雙螺旋結構，開啟了分子生物學時代；
1960年，全球仍然有幾乎三分之二的新藥來自歐洲；
1986年，第一個抗腫瘤生物技術藥α-幹擾素上市，來自德國默克；
1997年，第一個治療性靶向抗體美羅華上市，來自瑞士羅氏......
20世紀末，形勢開始變化了。1994年，歐洲製藥業共同體在一份關於產業政策綱要的通訊會議中說道：“有跡象表明，與主要競爭對手相比，歐洲製藥業的競爭力正在下降”。28年後，這一預測變成了現實。曆經百年的歐洲製藥業雖然仍不可忽略，卻早已不複當年的強盛。師出同門，但又分道揚鑣的德國默克與美國默沙東，當前迥然不同的發展趨勢，便是歐洲製藥業衰落的一個注腳。一開始，美國默沙東隻是德國默克的美國分公司。但如今，默沙東把德國默克遠遠甩到了身後。從營收上來看，2022年德國默克營收191.6億美元，默沙東的營收592.83億美元，是前者的3倍；從市值上來看，默沙東也是默克的3.8倍。存在感方麵，默沙東的知名度也要更高。如今，默沙東在腫瘤和疫苗兩大黃金賽道上都具有重要地位。而默克僅在多發性硬化症、不孕不育、內分泌疾病上有一些存在感。
另外，汽巴、嘉基、赫斯特等赫赫有名的大藥企，都在歐洲製藥業的衰落中被抹去了姓名。這些藥企的經曆，就是歐洲製藥業衰落大背景下，平凡個體的縮影。近些年來，歐洲製藥業逐漸凋敝。全球製藥領域在創新藥領域取得的重大突破，如腫瘤免疫治療、CAR-T療法、阿爾茲海默症治療藥物等均來源於美國，歐洲表現平平。1981年時在全球藥物營收前十名排行榜中，歐洲藥企占據了七個席位，但到了2011年，榜單中的歐洲藥企減少到了四個。
如果從研發投入的角度來看，歐洲製藥業的衰退可以預料。製藥業是資金和技術密集型行業，大額的研發投入是生物創新藥企業保持核心競爭力的關鍵。但在過去40年，歐洲製藥產業的研發投入，被美國追趕、反超。1986 年，歐洲醫藥研發支出超過美國約24%；1997 年，美國在藥物研發方麵的支出總額方麵首次超過了歐洲。2002年，歐洲與美國藥物研發投入差距是20億美元；在2020年，歐洲與美國藥物研發投入差距已經達到了250億美元。
在成熟的創新藥生態中，大藥企是整個製藥體係運轉的主動脈，biotech則是毛細血管，它們代表未來，是市場最有活力的組成部分。如今，歐洲雖然還有阿斯利康、諾和諾德、諾華、羅氏等主動脈在猛烈地搏動著，但是毛細血管卻在快速萎縮。據ECIPE數據，總部位於歐洲的新興生物製藥公司的份額在過去10年中一直在下降，美國在公司數量及其對全球新藥管線的貢獻方麵占據主導地位。
歐洲製藥業研發投入減少、藥企流失的因，已經結出了新藥減少的果。近年來，歐洲製藥業的管線不斷縮窄，推出的新藥數量也低於美國。據EFPIA 報告，在1987 年至1991年期間，歐洲公司推出了101種新藥，而美國公司推出了54種。如今，情況已經完全相反。2007年—2021年，美國推出了159款新藥，而歐洲僅僅推出了71款。
探尋歐洲製藥業衰落的真相，要回到多年前的歐洲藥物價格改革說起。生物製藥產業想要發展，都需要把大量利潤投入下一輪的研發，通過不斷的創新藥物迭代維持競爭力。但在上世紀八十年代，麵臨財政赤字的歐洲，都在忙著修複資產負債表，至於砸錢去做藥物研發沒人關心。衰落的德國製藥產業是一個縮影。曾經是製藥業中心的德國，是最早采取藥物參考定價的國家。上世紀八十年代，由於缺乏相關監管措施，德國藥價不斷飛漲。為了控製藥價，德國於1989年開始實行參考定價製度，將藥品按一定標準進行分類，對每類藥品進行最高補償額，如果病人購買的藥物價格高於同類、藥品的參考價，那麽患者需要自己承擔差額，如果購買的藥品價格低於參考價格，按藥品實際價格補償。在這一政策出台後，醫生不得已大量開具仿製藥處方來代替高價的原研藥。德國的藥物價格調控不止於此，在1993年德國政府還製定了國家藥品預算，並將其分配給23個地區。在隨後的十多年年中，德國還提出了多種機製監測藥物支出和懲罰過度開藥。效果立竿見影，德國藥價降了下來。在此後，歐洲各國政府開始效仿德國，製定一係列政策來控製藥價，比如價格凍結、固定定價、利潤控製和參考定價。
歐洲的藥價下來了，對於藥企的打擊也是巨大的。比如拜耳，在調控期間，其國內藥品營收因此下降超過20%。為了應對危機，保證利潤水平，拜耳開始大規模壓縮運營成本。1991-1995年間，拜耳在全球範圍內裁掉了14%的員工，剝離了一係列不賺錢的業務，減少了16億美元的成本支出。與此同時，拜耳進一步加大了亞洲和美洲市場的擴張，以減少對歐洲市場的依賴。拜耳之外，默克、勃林殷格翰等藥企也紛紛將目光轉向海外市場。自1995年以來，德國醫藥工業出口占比持續提升，海外市場成為了推動德國國內醫藥工業增長的重要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