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如何思考“中國模式”

鄧小平如何思考“中國模式”

2012-01-31   張維為  觀察者網

鄧小平南巡講話已經過去20年了，這期間中國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13億人口的中國以人類曆史上前所未見的規模和速度崛起，引來了整個世界對中國模式的關注和討論，而作為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本人的思想無疑是中國模式形成的關鍵。

 

在上世紀80年代中期，我曾有幸以一名英文譯員的身份近距離接觸這位偉人。上世紀80年代是中國改革開放風起雲湧的時代，鄧小平會見外賓的談話也往往圍繞中國改革開放展開，他本人也經常有意識地通過這些談話來闡述自己對許多問題的看法。在紀念鄧小平南巡講話20周年之際，我謹回憶幾段往事緬懷鄧小平為中國模式和中國崛起所作出的曆史性貢獻。

 

與金日成談“解放思想”和“北方談話”

 

我是1983年夏天到外交部翻譯室工作的，持續了近5年。為了做好“國家隊”的翻譯工作，外交部當時破例允許我們這些新手閱讀鄧小平會見外賓的談話記錄，這使我有機會較早地了解到鄧小平的一些改革思路。其中鄧小平1982年9月多次會見朝鮮領導人金日成的坦誠談話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金日成與鄧小平曾談到朝鮮自然災害造成了農業歉收，人民口糧不足，並向鄧小平介紹了朝鮮克服困難的一些具體方法。我注意到鄧小平沒有對此發表評論，而是與金日成長談了中國近年發生的變化，特別是思想路線的變化，並坦言隻有先解決思想路線問題，才可能形成正確的政策。

 

鄧小平向金日成詳細介紹了他1978年9月訪朝後視察中國東北和華北地區時所發表的一係列談話（後來被人們稱為“北方談話”）。從鄧小平1978年的“北方談話”到他1992年的“南巡講話”，我們可以看到鄧小平許多思路的形成軌跡。

 

鄧小平告訴金日成他在東北三省沿途反複講“思想路線問題”。鄧小平說他1977年7月複出後，首先做的就是提出“毛澤東思想的精髓是實事求是，從此開始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討論”，“經過差不多一年的討論，到1978年底我們召開了十一屆三中全會，批評了‘兩個凡是’，提出了‘解放思想，開動腦筋’的口號，提倡理論聯係實際，一切從實際出發，肯定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重新確立了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鄧特別指出：“隻有解決好思想路線問題，才能提出新的正確政策。”

 

鄧小平在與金日成的談話中還講了一些肺腑之言:“我在東北三省到處說，要一心一意搞建設。國家這麽大，這麽窮，不努力發展生產力，日子怎麽過？我們人民的生活如此困難，怎麽體現社會主義的優越性?” 他說，“我們幹革命幾十年，搞社會主義30多年，截至1978年，工人的月平均工資隻有四五十元，農村的大多數地區仍處於貧困狀態。這叫什麽社會主義優越性？”

 

鄧小平的“北方談話”還展示了他強烈曆史使命感和緊迫感。他告訴金日成他在東北視察的時候反複提出，“要迅速地堅決地把工作重點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當時在華國鋒的領導下，全國上下還是政治掛帥，正在大規模開展揭批“四人幫”的群眾運動，而鄧小平則認為要適時結束這一運動，果斷地把整個工作的重點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

 

鄧小平還特別告訴金日成：在實事求是的思想指導下，中國正在“打開新路”。其實，鄧小平在“北方談話”中已經對這條“新路”作了闡述，即中國需要進行經濟改革和對外開放。鄧在“北方談話”中多次強調“要按經濟規律來管理經濟”，這也是當時關於經濟改革的表述方法。鄧小平說：“有好多體製問題要重新考慮。”他在沈陽聽取中共遼寧省委工作匯報時指出，鞍鋼改造以後，必須是按照經濟規律來管理，市政府是不是要考慮變成為它服務。他在長春視察時談到：實現四個現代化，“關起門來不行”，“要吸收國際先進技術和經營管理經驗，吸收他們的資金”。他強調說:“世界在發展，我們不在技術上前進，不要說超過，趕都趕不上去，那才真正是爬行主義。” 在大慶視察時，他問大慶有沒有計算機？每天開機幾小時？聽說每天隻開兩小時，他不滿意，說那不同算盤差不多了，花那麽多錢做什麽。他指示要把計算機設備利用起來。他還說：計算中心要統一規劃。從大到小，大大小小配套起來，形成一個網，像電網一樣。必須保證每天工作24小時，誰用誰出錢。鄧小平對新技術和新管理觀念的了解可見一斑。

 

今天回顧這段曆史很有感觸，當多數社會主義國家還是在小打小鬧，力圖通過小修小補來擺脫中央計劃經濟困境的時候，鄧小平已經明確主張：解決經濟困境的關鍵在於“解放思想”，在於“實事求是”，在於改革開放，在於探索一條“新路”。換言之，中國考慮的早已不是“治標”，而是要“治本”。鄧小平同誌的這種遠見和勇氣為後來中國模式的探索提供了最強大的動力。如果當初中國還是在原有的經濟體製之內進行微調的話，那麽中國今天的狀況恐怕不會比我們的北方鄰國好多少，哪裏會有今天人民物質生活的極大豐富和整個國家的迅速崛起。同時我們也可以看到中國模式的一些基本特點，如“實事求是”的思想、“民生為大”的理念、“對外開放”的思路在鄧小平心中早已醞釀成熟，並在“北方談話”中作了初步闡述，之後才舉行了改變中國命運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

 

 

 

 

 

 

 

 

 

1992年2月，鄧小平同誌視察上海時，觀看浦東開發區模型。 圖/CFP

 

與穆加貝談“社會主義”和“穩定優先”

 

我第一次直接給鄧小平做英文口譯是1985年8月28日。那天鄧小平在人民大會堂會見了津巴布韋總理穆加貝。為了準備這次會見，我連著幾天去非洲司看文件，包括穆加貝1981年來華訪問時，鄧小平與他會見的談話記錄。那次談話中，直率的穆加貝認為中國正在搞“非毛化”，鄧小平給他作了耐心的解釋，告訴他中國搞的不是“非毛化”，而是實事求是地評價毛主席，並指出中國還將繼續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沿著社會主義道路前進。但穆加貝還是擔心中國會走上資本主義道路，所以4年後的這次談話很有針對性，甚至有點戲劇性。

 

那天穆加貝當著鄧小平的麵說：中國在第三世界的朋友都希望中國保持社會主義。鄧小平答道：“中國的改革也好，開放也好，都是堅持社會主義的。”鄧小平還明確地告訴穆加貝：“我們要實現工業、農業、國防和科技現代化，但在四個現代化前麵有‘社會主義’四個字，叫‘社會主義現代化’。”不過，鄧小平的這段話後來曾被一些人曲解。他們認為每推動一項新的改革措施都要先問姓社還是姓資。而鄧小平的社會主義觀是一種整體觀，即通過各種辦法，包括那些在資本主義社會證明是行之有效的發展生產力的措施，來增強和壯大社會主義中國的綜合國力，全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所以鄧小平在1992年南巡經過上海時，曾指著一台從國外進口的先進儀器開玩笑地問陪同人員：你說這台儀器姓“資”還是姓“社”？並自己回答：這台設備原來姓“資”，因為是資本主義國家生產的，現在姓“社”，因為在為社會主義服務。

 

鄧小平還給穆加貝解釋：“社會主義有兩個非常重要的方麵，一是以公有製為主體，二是不搞兩極分化。”鄧向他介紹了中國公有製領域內的改革探索，包括農村解散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實行土地公有、包產到戶、長期不變；包括利用外資對中國的社會主義形成補充。他很耐心地給穆加貝講解中國的三資企業，掰著手指替穆加貝算了一筆賬：“一個三資企業辦起來，工人可以拿到工資，國家可以得到稅收，合資合作的企業收入還有一部分歸社會主義所有。更重要的是，從這些企業中，我們可以學到一些好的管理經驗和先進的技術，用於發展社會主義經濟。”我本人是第一次聽到這種解釋，覺得很新穎，把三資企業中的社會主義成分逐項抽出來分析，的確是精明的算法，也為後來中國所有製的改革打開了思路，為中國“混合經濟”模式奠定了基礎。鄧小平的思路是超前的，而他又明確地把最後的落腳點放在“發展社會主義經濟”。鄧小平提到的不搞兩極分化，對中國今天努力縮小貧富差距也是一種警訓，但他當時也明確地說：“至於不搞兩極分化，我們在製定和執行政策是注意到了這一點。”鄧小平一貫堅持公有製占主體，我想他的一個主要考慮是：隻要中國的公有製仍占主體，即便貧富差距由於種種原因一時拉大了，國家最終還是有能力和財力來逐步縮小這種差距的。

 

鄧小平花了很多時間向穆加貝介紹極左路線給中國帶來的禍害，特別是“文化大革命”給中國帶來的悲劇，但他也對穆加貝說，我們在反左的同時，也提出了“要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主動地提到了1981年他和穆加貝那次不算愉快的會見，說：“我們1981年見麵時談過四個堅持，就是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堅持黨的領導，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雖然鄧小平已經81歲，但講這四項原則時，他是一氣嗬成的。

 

我感到這四項原則不是他在正統思想支配下隨便說說而已的東西，而是反複琢磨過的東西。至今一些國人仍稱這四項原則為“四根大棒”，但鄧小平則認為，在中國的國情下，其中任何一項的動搖都會給中國帶來動亂。鄧小平顯然是在用中國的主流政治話語來解釋一個現代政治學上的極其富有挑戰性的課題：什麽樣的政治體製才能適應一個追求現代化的國家。西方主流的觀點是：隻有采用以一人一票普選為基礎的多黨製，政權才有合法性，才能實現現代化。而鄧小平則認為，這條路對發展中國家，特別是中國這樣一個發展中的大國是根本走不通的，一走就會天下大亂，一個充滿希望的中國就可能變得毫無希望，甚至分崩離析。中國的發展需要一個“強勢政府”，一個從革命性的政黨轉化成一個以實現現代化為己任的政黨，並用這樣一個政黨和強勢的政府來保持政治穩定、推動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現在看來一個比較中性有為的“強勢政府”確實是中國模式超越西方模式的核心競爭力之一。

 

鄧小平在另外一個場合曾這樣解釋：在中國，沒有這四條原則，就會形成親西方的自由化思潮，而“自由化思潮一發展，我們的事業就會被衝垮”。他說：堅持四項原則隻是為了“一個目標，就是要有一個安定的政治環境，沒有一個安定的政治環境，那就一切都談不上。治理國家，這是一個大道理，要管許多小道理。那些小道理或許有道理，但是沒有這個大道理就不行”。鄧小平是強勢立論，在涉及國家前途和命運的重大問題上，他認定的理，寸步不讓。

 

在我的記憶中，一直到上世紀80年代，鄧小平的這種觀點在中國的民間，特別是知識界都不是主流。經曆過數十年無休止的政治運動，特別是“文革”帶來的精神創傷，廣大知識界盼望大規模的政治改革。80年代末，戈爾巴喬夫高舉“新思維”和政治改革壓倒一切的大旗，一時在中國引來不少羨慕和讚揚。當時中國許多人和整個西方都看好戈爾巴喬夫，不看好鄧小平。

 

但曆史的發展往往就是這樣吊詭：戈爾巴喬夫的激進政治改革沒有產生他所預想的結果，而是導致了國家迅速解體和經濟全麵崩潰，人民生活水平大幅下降，人民多年的儲蓄隨著發瘋似的通貨膨脹化為烏有，人均壽命降到了60歲以下。盡管戈爾巴喬夫本人至今仍在西方受到推崇，但他在自己人民心中的地位一落千丈。1996年他曾參選俄羅斯總統競選，得票率竟不到百分之一。

 

至於鄧小平防右的思想，看似老生常談，而實際上卻包含了容易被人忽視的彈性空間。就在會見穆加貝之前的一個星期，也就是1985年8月21日上午10點，鄧小平會見了坦桑尼亞總統尼雷爾。鄧當時對尼雷爾說了這麽一段話：“我們總的原則是四個堅持。問題是怎麽堅持。是堅持那種不能擺脫貧困落後狀態的政策？還是在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基礎上選擇好的政策，使社會生產力得到比較快的發展？”實際上，鄧在許多不同的場合談過這個問題。鄧講堅持黨的領導，但也提出要大力改善黨的領導。他講堅持馬列和毛澤東思想，但反複強調馬列和毛澤東思想的本質就是實事求是，就是根據中國的實際情況來研究和解決問題。至於社會主義，鄧小平則賦予這個概念以全新的內容。可以說鄧小平用共產黨的傳統話語，為中國政治今後的發展和變化預留出了巨大的創新空間。我想隻要認同中國需要的是體製內的改革而不是革命的人，遲早都會理解鄧小平在這個問題上的堅持。

 

鄧小平這次談話中有一段話給我留下了特別深刻的印象：盡管鄧小平對穆加貝反複解釋了中國將堅持走社會主義道路，執著的穆加貝還是不放心，他對鄧小平又說了這樣一句話，如果中國走上資本主義道路，將會給世界進步力量帶來巨大損失。此時，我察覺到鄧公的麵部表情中有那麽一絲不耐煩，這也是我多次給鄧小平翻譯中看到他的唯一一次不耐煩。鄧把自己的煙蒂在煙缸裏掐滅，習慣性地用食指點著前方，用濃濃的四川口音說了這麽一句話：“我們還有強大的國家機器。”他說得很響，很清楚。然後又說：“一旦發生偏離這個、這個社會主義方向的情況，我們的這個國家機器就會出麵幹預，把它糾正過來。”鄧接著說：“開放政策是有風險的，會帶來一些資本主義腐朽的東西。但是，我們的這個政策、社會主義的政策、我們的國家機器是有力量的，是能夠去克服這些東西的。所以呀，事情並不那麽可怕。”鄧以這樣的口氣，這樣的措辭，談這麽一個敏感的問題，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縱觀人類曆史，沒有一個大政治家是回避暴力的。鄧小平不宣揚暴力，但他的切身經曆使他可能比任何人都了解中國曆史上出現過的混亂和動蕩。我後來做過一個粗粗的統計：從1840年鴉片戰爭到1979年改革開放的140年間，中國持續的太平年景最長沒有超過八九年，中國現代化的進程總是一次一次被打亂。農民起義、外敵入侵、軍閥割據、內戰連綿、政治運動，結果國無寧日，經濟停滯，百姓遭殃。最後，正是鄧小平這位中國最高領導人下了決心，把追求中國的政治穩定、經濟發展放在最優先的地位，終於使國家走上迅速崛起、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高的快車道。

 

我後來替鄧小平做翻譯，幾乎每次他都談到“中國不能亂”這個主題。不管如何評論這些年中國政治的風風雨雨，不管中國的體製仍存有多少不如人意的地方，不管中國今後變革還會經曆多少迂回曲折，鄧小平“中國不能亂”的觀點似乎已成為今天中國多數人的共識，這是彌足珍貴的。鄧小平1992年南巡講話時曾很有感觸地說過，曆史給予中國發展的機會不多，國家垮起來“可是一夜之間啊，垮起來容易，建設就很難”，“亂了十幾年都恢複不過來”。這是鄧小平的肺腑之言，也是我們今天紀念鄧小平同誌南巡講話20周年時特別需要銘記的。

 

過去的20多年裏，就我自己走訪過的國家中，由和平轉入動蕩乃至戰亂的國家就有數十個，原因各異，但經濟停滯不前和民生凋敝往往是主因，而西方勢力的策劃和煽動也是一些國家解體的重要原因：超級大國蘇聯瞬間四分五裂，黎巴嫩重陷戰火，科特迪瓦衝突加劇，巴勒斯坦內部火並，索馬裏變成海盜國家，剛果（金）爆發了非洲的“世界大戰”，一個和平繁榮的南斯拉夫分崩離析，一分為七。塞爾維亞駐日內瓦聯合國機構大使沃克維奇先生曾是我的學生，並為我寫過一篇比較鐵托和鄧小平的論文，他是這樣結尾的：“鐵托死後，他的南斯拉夫很快就煙消雲散了，而鄧小平死後，他的國家成為世界上最繁榮的國家之一。”這也許是對鄧小平及其治國理念最恰如其分的評價。

 

 

 

 

 

與羅林斯談“實事求是”和“中國模式”

 

在鄧小平會見穆加貝之後不到1個月，我第二次有機會為鄧小平做口譯。那是1985年9月18日。鄧小平會見加納國家元首羅林斯先生。那是很特殊的一天，因為中國共產黨召開了代表大會。在兩屆黨代會（十二大和十三大）之間召開黨的代表大會，在中共的曆史上並不多見，可見會議要解決一些緊迫的問題。鄧小平作了開幕式的講話，提到過去的7年是“建國以來最好的，關鍵性的時期之一。我們主要做了兩件事，一是撥亂反正，二是全麵改革”。

 

這個會議還有兩大看點：一是領導班子較大幅度的新老交替。鄧小平一直期待的廢除幹部終身製度取得了實質性的進展。回過頭來看，這項政治體製改革的意義怎麽評價都不會過高。今天不少國家體製崩潰的主要原因都是領導人終身製導致了無能政府永久化和百姓的怨聲載道。從這次黨代會開始，中國政治有序接班的進程逐步形成，這無疑是確保國家長治久安的一項關鍵舉措。

 

第二個看點是會議提出了第七個五年計劃的建議。第七個五年計劃與過去的六個五年計劃相比使用了不同的名稱。過去的名稱隻是“國民經濟五年計劃”，而現在成了“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七個五年計劃”，多了“社會發展”幾個字。說明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五年計劃的內容已經不限於經濟，還必須考慮社會的變化與發展，這個趨勢延續至今。

 

鄧小平那天是參加完黨代會開幕式直接走到福建廳等候加納客人的到來。鄧小平在福建廳稍事休息，大概隻有七八分鍾的光景。外交部部長助理周覺剛要給鄧小平匯報，鄧小平則說：“外交部送來的材料，我已經看了。”然後問了三個簡短的問題：“加納政局穩不穩？”“老百姓的生活這些年有沒有改善？”“加納和西方的關係處理得怎麽樣？”周覺一一簡要地作了答複。回想起來，鄧的三個問題表明了他對非洲問題的熟悉。非洲發展的最大困境主要是政局不穩，老百姓生活水平每況愈下的國家居多，與西方的關係總是處於兩種極端，要麽是全盤模仿西方，要麽是全盤拒絕西方。從更廣闊的角度來看，包括中國在內的整個非西方世界實際上也都麵臨這三個問題。鄧小平治國的特點是善於在關鍵的時候抓住關鍵的問題，把這些關鍵問題處理好了，國家就走上了正軌。鄧小平指導下的中國崛起的特點就是在確保政局穩定的前提下，全力改善民生，提高綜合國力，借鑒西方一切有益的經驗，但趨利避害，決不失去自我，而是在學習的過程中力求逐步超越西方。

 

大概還沉浸在黨代表大會的氣氛中，鄧小平會見羅林斯一開始說：“我們黨的代表大會剛剛開幕，我剛從會場過來。這次會議對我們來說很重要，它一個重要任務就是總結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7年的經驗。”羅林斯對中國改革開放取得的巨大成績表示祝賀，他說：“中國正在出現迅速的變化，而這些變化是人民所歡迎的。”鄧小平說：“這些成績還是初步的，但我已經可以這樣說，我們製定的新的方針和進行的各項改革已經取得了成效。這7年中國發展得比較好，也比較快。這也證明我們提出的自1980年至本世紀末的20年發展目標是可以實現的，甚至能夠超過。”

 

那段時間鄧小平的心情特別好，他最關心的幾樁大事都處理得比較順利：農村改革非常成功，特區建設有新的突破，城市改革起步不差，新老幹部交替平穩進行。鄧小平告訴羅林斯：“我們正在探索一條適合中國實際情況的發展道路。看來我們的路子走對了。”鄧小平講這番話時，我感覺他好像鬆了一口氣，這很像一個老師給自己指導的實驗打分：結果不錯。

 

羅主動談到了加納人缺乏理性，所以近20年來，加納經曆了許多困難，但加納也從過去的錯誤中學到了不少東西。鄧小平接過了他的話題說：“一個國家經曆一些波折，這當然不是好事。但是波折可以成為教員，使領導人受到教育，也使人民受到教育。”鄧小平這番話的順序很有意思，先是講“使領導人受到了教育”，然後再說，“也使人民受到了教育”。中華民族是一個善於學習的民族。中國之所以能堅持自己獨特的發展模式，很大程度上也是因為中國政治精英和百姓都親身經曆了過去數十年的風風雨雨，悟出了許多有益的道理。鄧小平告訴羅林斯：“現在，中國人民上下一心搞建設，也是因為有了10年“文化大革命”的反麵教育。人民有個比較，那10年是什麽情況，這7年又是什麽情況，人民一看就清楚了。”後來我注意到這是鄧小平治國的一個基本思路，就是通過改革開放讓人民獲得實惠，然後讓人民自己來比較，人民不會願意回到激進思潮泛濫的動蕩年代。

 

羅林斯告訴鄧小平，他還要去廈門訪問，鄧小平很高興地說：“那是我們的特區，有一些成績，可以看看，但不要照搬我們的經驗。”當羅林斯請鄧小平談談中國改革開放的經驗時，鄧小平說：“如果說中國有什麽適用的經驗，恐怕就是實事求是，也就是說，按照自己國家的實際情況來製定自己的政策和計劃。”鄧小平進一步解釋，“在前進的過程中要及時總結經驗。好的堅持，貫徹下去，不好的，不大對頭的，就及時糾正”，然後吸了口煙，補充道，“恐怕這一經驗比較普遍適用”。可以說，鄧的這些話是對中國“漸進主義”改革模式的很好描述。中國拒絕了“休克療法”，推動了漸進改革。中國不是放棄自己不完善的製度，另起爐灶，而是盡可能利用現有不完善的體製來運作，並在這個過程中，逐步改革這個體製本身，使之為現代化事業服務。中國的改革不求十全十美，但求持續漸進，出現的問題得以逐步糾正，最後通過不斷試錯和逐步積累來完成改革大業。這種方法符合中國人口眾多、幅員遼闊、內部差異巨大的國情。實踐證明這是一條行之有效的成功之道。

 

會見結束前，鄧小平建議羅林斯“看一看我們去年通過的《關於經濟體製改革的決定》，這個決定比較好地總結了我們的經驗”。這個文件的核心內容就是把中國經濟界定為“有計劃的商品經濟”，這是一個重大的理論突破，也是當時黨內爭論的一個焦點，也成了鄧小平南巡講話後形成的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的前奏。

 

羅林斯說他期待著閱讀這個決定，並說“中國發展模式給了我們很多啟迪，希望您多多保重身體，不僅中國需要您”。鄧小平回答說，“結合自己國家的情況去探索自己的發展模式就好”。後來我陪羅林斯去廈門特區訪問，他一路興致盎然，說中國的不少做法對加納有啟發。他還對福建省的領導說：“西方人總是給你規定一個模式，隻能照搬，但你們的鄧小平說，千萬不要照搬我們的模式，而是要實事求是。有幾千年文明的國家才能講出這樣的話，這是一種西方遠遠不及的智慧。”

 

現在國內關於“中國模式”還有一些爭論。其實，就我自己的回憶而言，鄧小平從未回避過“中國模式”這個概念。在鄧小平的話語中，“中國模式”就是“中國自己的一套做法和思路”，就是“中國道路”和“中國經驗”的同義語。今天國內圍繞“中國模式”的爭議確實有點令人詫異。以我自己的了解， 鄧小平至少從三個角度多次談論過“模式”和“中國模式”：一是從國際政治和經濟的角度進行一般性的論述。例如，他多次強調“世界上的問題不可能都用一個模式解決”(《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261頁)。1990年7月，他在會見加拿大前總理特魯多時指出：“國際關係新秩序的最主要的原則，應該是不幹涉別國的內政，不幹涉別國的社會製度。要求全世界所有國家都照搬美、英、法的模式是辦不到的。” （《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360頁）

 

二是評論國際共運和中國革命時，他多次說過中國模式。例如1980年4月，鄧小平在接受外國記者電視采訪時指出：“任何一個國家的革命，任何一個國家的問題的解決，都必須根據本國的實際情況。”因此他告誡：“既然中國革命勝利靠的是馬列主義普遍原理同本國具體實踐相結合，我們就不應該要求其他發展中國家都按照中國的模式去進行革命，更不應該要求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也采取中國的模式..”(《鄧小平文選》第二卷，第318頁)

 

三是改革開放以來形成的發展模式。如上所述，他在會見羅林斯時說，“不要照搬我們的經驗”，“結合自己的情況去探索自己國家的發展模式就好”。在1988年5月會見莫桑比克總統希薩諾時，他又坦率地說：“我們過去照搬蘇聯搞社會主義模式，帶來很多問題。我們很早就發現了，但沒有解決好。我們現在要解決好這個問題，我們要建設的是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他建議莫桑比克“緊緊抓住合乎自己的實際情況這一條。所有別人的東西都可以參考，但也隻是參考。世界上的問題不可能都用一個模式解決。中國有中國自己的模式，莫桑比克也應該有莫桑比克自己的模式”（《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261頁）。

 

我們今天很有必要澄清圍繞“中國模式”的幾種誤解。第一種誤解認為中國模式是由外國人首先提出來的。現在不少文章都說美國學者雷默最早提出了“北京共識”，其中包含了對中國模式的概括。我們在基本肯定雷默對中國模式研究貢獻的同時，也要知道鄧小平早在1980年就明確使用了“中國模式”這個概念，在上世紀80年代多次使用，並在1988年明確地說，“中國有中國自己的模式”，而雷默是到了2004年才提出“北京共識”的。“中國模式”是中國迅速崛起的關鍵，是中國最重要的政治軟實力，把這個概念的發明權拱手讓給他人，既不符合事實，也不符合中國自己的政治利益。

 

第二個誤解是認為“模式”一詞含有“示範、樣板”之意，我們不能把自己的模式強加於人，所以還是慎用“中國模式”為好。但如上所述，“模式”這個詞確有“示範、樣板”的意思，但也有另一種被世界廣為接受的含義，即對某一種事物或現象進行的概括性的描述，大致上等於英文中的 a pattern of behaviour or phenomenon （某種有規律的行為或現象）。 所以“中國模式”指的就是對“中國自己一整套做法和思路”的歸納，就像我們過去30多年中無數次用過“深圳模式”、“蘇南模式”、“溫州模式”、“浦東模式”、“重慶模式”等概念，它就是對一個地區改革開放經驗的總結，毫無強加於人，模式輸出的意圖。

 

第三種誤解是強調中國模式還沒有完全成功和定型，談論中國模式還為時過早。其實中國模式雖有不足，但已經取得了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難以企及的成績，帶來了絕大多數中國人生活水平的巨大提高和中國的迅速崛起，中國模式已經震撼了世界。至於一種模式是否定型，這倒是可以商榷的。其實，任何國家的發展模式都是在特定的時空中展開的，都是在不斷發展和變化之中的，一旦認為它完全定型了，恐怕這個模式就開始走向衰落了。美籍日裔學者福山20年前曾提出過名噪一時的“曆史終結論”，認為人類發展到了西方政治經濟模式，曆史就終結了，結果這20年正好見證了西方世界不斷地走衰。西方越來越多的有識之士已經意識到西方模式必須進行改革，否則西方整體走衰的速度還會加快。中國模式本質上是一種開放的模式，一種不斷自我完善的模式，但其主要特征已經形成，並將繼續指導中國的進步。

 

綜上所述，鄧小平的思路和思想無疑是中國模式和中國崛起的關鍵。我在《中國震撼：一個文明型國家的崛起》一書中把中國模式歸納為八個特征，即實踐理性、強勢政府、穩定優先、民生為大、漸進改革、順序差異、混合經濟、對外開放。某種意義上，這也是用我自己的語言對鄧小平的思想進行了總結和歸納。

 

從“北方談話”到“南巡講話”，我們可以看到鄧小平思想演進的過程，看到鄧小平思想對中國模式和中國崛起的深刻影響。我個人認為中國今天有必要把中國模式確定為中國的核心利益,並形成整個社會對中國模式的基本認同。羞於提“中國模式”在某種程度上反映出我們的一種政治不自信，而這種不自信正是導致中國今天不少問題的根源，它已經導致了大國小民心態在一定範圍內的蔓延和許多人精神上的萎靡不振。一些隻認同西方模式的人甚至認為中國不朝西方模式演變，隻能是死路一條。

 

其實中國模式形成於高度的國際競爭之中，所以它有頑強的生命力，它的成績是采用西方模式的非西方國家所望塵莫及的，它也給西方帶來了強烈的震撼。中國模式還在不斷完善之中，但它已經不害怕和西方模式競爭。

 

在紀念鄧小平南巡講話20周年之際，謹作此文緬懷這位偉人的睿智、遠見和勇氣，緬懷他為中國模式和中國崛起所作出的曆史性貢獻。我相信在他所開創的中國模式指引下，中國將會不斷創造新的奇跡，並深刻地影響整個世界和人類的未來。

 

（作者係日內瓦外交與國際關係學院教授、春秋綜合研究院研究員，本文首發於《社會觀察》雜誌2012年第2期。）